【案情】

重慶**公司與原重慶市南川半河鄉政府(現重慶市南川區三泉鎮人民政府，以下簡稱三泉政府)聯合開發了**電廠，并對對合資建設的電站及投資比例及權益等進行了明確約定。**公司擬轉讓其持有的大河電站股權，并告知了合作方三泉政府。三泉政府向**公司的集團公司重慶鼎泰能源(集團)有限公司發函，表明其在不放棄優先購買權的前提下，擬出資100萬元購買**公司持有的股權。2011年11月16日，**公司發函給三泉政府，表明其擬以公告方式對外公開處置電站資產，并組織公開競價，將在綜合考慮優先購買權等條件的基礎上，確定受讓方。2011年11月20日，三泉政府回函給**公司，表明不贊成公開處置**電廠30%的股權，并提出若**公司處置其所持有**電廠的股權，應充分考慮三泉政府的優先購買權。

2011年11月25日，**公司對外公布了《競價說明書》，對“競買參考價”、“競買要求”、“競價方式”等詳細內容進行了說明，并載明三泉政府同意此次轉讓行為，但保留同等條件下的優先購買權。2011年11月28日，三泉政府向**公司發函，載明：委托**電廠法定代表人向*勇作為代理人全權代表參與競買，并再次提出保留其優先購買權。次日，**公司回復，表明“在同等條件下，若合作方參與競價(其報價視為合作方可接受的最高價格)，則按價格優先原則，最高報價者為競得人;若合作方未參與競價，先按價格優先原則確定初選競得人，并以初選價格征求合作方優先購買意向，若合作方同意以初選價格購買，則合作方為最終競得人，若合作方放棄以初選價格購買，則初選競得人為最終競得人?！?/p>

2011年12月2日，**公司組織召開了公開競價會，徐*均、孫*祥報名參加了競買，三泉政府的委托代理人向*勇到場但未參加競買。同日，**公司書面確認徐*均的競買報價為320萬元，孫*祥的競買報價為318萬元，徐*均、孫*祥均在該確認書上簽名。同日，**公司即向三泉政府發函，告知了公開競價會的報價情況，確定了初選競得人和初選價格，并征詢三泉政府的優先購買意向。2011年12月7日，三泉政府即回函，表明其愿意以320萬元的競價購買**公司在**電廠的股權。2011年12月20日，**公司與三泉政府簽訂了合同，約定由三泉政府以320萬元之價受讓**公司持有的大河電站的權益。另查明：重慶市**區**電廠系集體經濟性質。徐*均在競價前簽收了**公司發放的《競價說明書》及附件，并出具承諾函，表明其知悉優先購買權的存在，并愿意按照**公司的要求參與競買。

原告徐*均向法院起訴，請求判決：

1、由被告**公司履行競賣合同的義務，與原告徐*均簽訂關于大河電站70%產權的《產權轉讓合同》;

2、確認被告**公司與被告三泉政府于2011年12月20日簽訂的《產權轉讓合同》無效;

3、本案訴訟費用由被告承擔。

【審判】

重慶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認為，本案中雙方爭執的焦點是：1、被告**公司與被告三泉政府之間于2011年12月20日就轉讓被告**公司持有的****電廠的權益事宜簽訂的《產權轉讓合同》的效力問題。2、被告**公司是否有與原告徐*均簽訂關于大河電站70%產權的《產權轉讓合同》的義務。原告徐*均認為三泉政府未按**公司《競價說明書》的要求參加****電廠相關權益的競買，即應視為三泉政府放棄或喪失了同等條件下的優先購買權，而**公司仍以原告參加競價的最高應價320萬元與三泉政府簽訂的《產權轉讓合同》，系**公司與三泉政府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所簽訂的，應屬無效合同，**公司應當以原告的最高應價與原告簽訂《產權轉讓合同》。而**公司、三泉政府則認為，三泉政府在享有法定的優先購買權且未放棄或喪失該權利的前提下，有權以同等價款優先購買**公司轉讓的資產權益，故雙方簽訂的《產權轉讓合同》應屬合法有效的合同，**公司沒有與原告簽訂《產權轉讓合同》的義務?，F根據原、被告雙方在本案中的爭議焦點，分別論證如下：

一、關于被告三泉政府是否放棄或喪失對**公司轉讓的****電廠相關權益的優先購買權的問題。原告主張三泉政府未按照**公司《競價說明書》的相關要求參加實際競價，其行為已違背了同等條件下的優先購買權之同等同序同價優先原則，應視為三泉政府已放棄或喪失優先購買權。經查，三泉政府作為****電廠30%份額的持有者，對**公司轉讓的共有企業****電廠的相關股權，依法享有優先購買權。且在三泉政府向**公司的回函及**公司公布的《競價說明書》中，三泉政府均明確表示其保留同等條件的優先購買權。徐*均主張三泉政府已放棄優先購買權，與客觀事實不符，本院對此不予以采信。

關于徐*均稱三泉政府未按同等同序同價原則參加實際競價的行為即應視為三泉政府對**公司轉讓的****電廠相關權益已喪失同等條件下的優先購買權的問題。本院認為，優先購買權的同等條件僅指同等的受讓條件，而非原告所稱的同等同序同價，即三泉政府作為優先購買權人并非必須與原告徐*均一樣作為競買人參加競價，才能實現其優先購買權。而且，在**公司2011年11月29日的《關于〈競價說明書〉有關問題的回復》中，明確載明了關于三泉政府優先購買權的行使方式及程序，該回復并未要求三泉政府必須通過參加競買程序行使其優先購買權，故三泉政府未參加實際競價的行為并不導致其喪失優先購買權。

二、關于被告**公司與被告三泉政府于2011年12月20日就轉讓**公司持有的****電廠的權益事宜簽訂的《產權轉讓合同》，是否系二被告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第三人利益所簽訂的，是否應屬無效合同的問題。經查，被告三泉政府依法對**公司轉讓的****電廠的權益享有優先購買權，并根據被告**公司告知的程序行使其優先購買權，以與原告徐*均向被告**公司所報的競買報價的同等價款，與被告**公司簽訂的《產權轉讓合同》，是二被告的真實意思表示，未違反法律法規的禁止性規定，合法有效。原告舉示的證據不能證明二被告之間存在惡意串通，損害原告合法權益的行為，故對原告以此為由要求認定上述《產權轉讓合同》無效的訴訟主張，不能成立。

三、關于**公司是否負有與原告就**公司轉讓的****電廠的權益簽訂《產權轉讓合同》的義務的問題。本院認為，原告徐*均只是**公司轉讓****電廠權益的公開競價會上競買的最高報價人及初選競得人，由于優先購買權人三泉政府愿意以與原告相同的價款購買轉讓標的，原告徐*均即未能成為該轉讓標的的最終競得人，即其向**公司發出的要約，尚未得到**公司的承諾，故原告徐*均主張**公司應負有與之簽訂《產權轉讓合同》的義務的主張，不能成立。

綜上，原告徐*均的訴訟理由不能成立，對其訴訟主張依法不予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伙企業法》第二十三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十五條第一款、第二十五條、第四十四條第一款、第五十二條之規定，經本院審判委員會研究決定，判決如下：駁回原告徐*均的訴訟請求。

【評析】

一、背景情況介紹

優先購買權是基于法律規定或當事人約定，一方在出售財產時，他方有優先于他人購買的權利。它是對出賣人所有權行使設置的一個合理負擔，是以犧牲出賣人與第三人的合法利益為代價，換取對優先購買權人特殊利益的保護。我國2007年的《物權法》第101條規定：“按份共有人可以轉讓其享有的共有的不動產或者動產份額。其他共有人在同等條件下享有優先購買的權利?！痹摋l規定賦予了按份共有人以優先購買權，但該規定過于粗略，可操作性不強，也未對“同等條件”這一術語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現實中按份共有人優先購買權制度的效用大打折扣。

二、案件的焦點及分析

本案承辦法官在書寫裁判文書中將本案的爭議焦點歸納為兩點，即一是出賣人**公司與優先購買權人三泉政府之間所簽訂的轉讓合同效力問題，二是出賣人**公司是否負與第三人徐*均簽訂轉讓合同的義務問題。承辦法官之所以如此行文，是為深入辯法析理，逐條分析，增加裁判文書的服判力，而通過對案情的抽絲剝繭與抽象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本案反映的最核心的問題就在于優先購買權中“同等條件”如何認定的問題。本案雙方對“同等條件”的認定觀點不一，甚至合議庭、審委會也存在爭議，主要原因在于本案中出賣人**公司轉讓其共有份額時采用了公開競價的方式，而第三人徐*均是競價現場的最高價競得人，共有權人三泉政府到了拍賣現場但并未就是否參與拍賣作出表示，而是在最高價形成之后，才明確表示愿意以“同等條件”購買擬轉讓的共有份額。三泉政府是否需參與公開競價拍賣?“同等條件”是否要求同序?筆者認為，同序并非“同等條件”的要求，三泉政府雖未到參與競價，但并不意味著其放棄了優先購買權。

首先，如果要求共有權人在拍賣時必須到場，且在最高應價出現之后仍要與其他競買人通過競價的方式行使優先購買權，則造成了共有權人與其他競買人地位的不平等，影響了拍賣過程的公平性，干擾了拍賣這一特殊的價格形成機制功能的發揮，因而與我國的拍賣制度相沖突。

其次，優先購買權人與一般的競買人不同，如要求其需通過競價才能購得共有份額，則“同等條件”無法確定，其購買權更無所謂“優先”，甚至完全沒有優先權可言，因為優先購買權的優先，是在共有份額轉讓條件都確定以后的優先。在出賣人與第三人訂立買賣合同時，優先購買權人的權利方得行使，而要求其參加競買，若優先權人系最高出價者，則他并非以“同等條件”購買，就無所謂“優先”二字;若優先權人非最高出價者，直接喪失與出賣人訂立買賣合同的話，則其“優先”權利直接受損?？梢哉f，只有在以拍賣、變賣或者以其他方式將轉讓共有份額的價格等“同等條件”確定之后(在采用拍賣的場合是公開競價的方式確定了標的物的最高價)，出賣人即負有向優先購買權人詢問是否以同等條件購買標的物的義務，未放棄優先購買權的共有權人才可以決定是否行使優先購買權。本案中特殊之處在于**公司采用公開競價方式轉讓共有份額時，已向第三人徐*均說明了“此次競價轉讓綜合考慮合作方優先購買權，競買人的報價、資質、資信以及對本《競價說明書》、《產權轉讓合同》的響應情況，確定競得人”，表明該公開競價行為目的不在于直接締約，而在于確定締約之價格，最高競價所得者并不當然成為共有份額的買受人。因此，公開競價行為完成、交易價格確定之后，共有權人三泉政府即可行使優先購買權。

再次，本案中共有權人共有份額的轉讓由共有權人**公司采用競價方式進行轉讓，這一決定系共有權人(出賣人)**公司對自身財產權利的處分，并未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應屬合法有效，但本案中另一共有權人三泉政府明確表示不同意采用競價方式處置該財產權利，因此，要求共有權人三泉政府須到場參與競拍，否則喪失優先購買權的決定并不對三泉政府具有約束力。

最后，按份共有人優先購買權系法律賦予的特殊權利，為法律之直接規定，是對出賣人處分權的限制，具有法定性，義務人不得隨意限制。若要求共有權人三泉政府須到場參與競價才能行使優先購買權，系對《物權法》第101條優先購買權的隨意限制，是對法定的共有人權利的剝奪。因此，**公司關于競價轉讓共有份額的告知書中關于“未按時參加公開競價，視為放棄優先購買權”的條款對共有權人三泉政府并無約束力，徐*均據此認為三泉政府未到場參與競價的行為即表明其已放棄優先購買權的主張不能成立。即使是采用拍賣這類競價交易的方式，也應當對當事人的優先購買權給予尊重，如果在“競價交易”中禁止行使優先購買權，那就架空了優先購買權制度，《物權法》等關于優先購買權的規定也將失去實際意義。

三、運用裁判要旨應當注意的問題

一項制度的設立，必有其規制的目的及欲實現的價值。共有人優先購買權的設置，一方面，是為了簡化共有內部法律關系，利于生產生活，便于定紛止爭，這是其秩序價值;另一方面，是為了有效配置資源，合理利用共有物，使共有物得以物盡其用，這是其效率價值。按份共有人優先購買權是對出賣人處分自身財產的自由權利之限制，而對權利的限制須有一定底線，對優先購買權而言，其底線就在于“同等條件”，通過“同等條件”的設置，防止優先購買權人肆意濫用該項權利，維護出賣人的利益，提高交易效率，力圖在出賣人和優先購買權人利益之間求得平衡。而如何確定“同等條件”的內涵，確定優先購買權行使的邊界，是我們需要深入思考的問題。

(一)“同等條件”認定的一般標準

對于“同等條件”的標準，存在著“絕對同等說”和“相對同等說”，前者認為優先權人與出賣人訂立的合同條款須同出賣人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條款完全相同，后者則認為優先權人與出賣人訂立的條款必與出賣人與第三人訂立的合同條款完全一致，只需核心條款一致就行。筆者贊同“相對同等說”，鑒于現實生活中的合同各具特色且錯綜復雜，如采用絕對同等標準，則合同的形式及內容就會過于嚴格，出賣人和第三人可以輕易設置一些不具有替代性的條件將優先購買權架空，[參見黃*煌：《按份共有人優先購買權制度之適用-〈物權法〉第101條的解釋與完善》，載(西北政法大學學報》法律科學版，2010年第6期。]優先購買權制度就容易形同虛設。

在司法實踐中，可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對“同等條件”予以衡量：

1、價格條件。優先購買權行使所涉及到前后兩個合同，均以標的物所有權的轉移為內容，兩個合同都是買賣合同，而在買賣合同中，最核心的條件無疑是價格因素，因為按份共有人轉讓其財產份額，首要目的是獲取一定的經濟利益，而價格則是經濟利益的最直接體現，因此，價格相同也就是同等條件中最實質也是最能維護當事人利益的核心條件。至于無償轉讓共有財產份額，比如贈與、遺產繼承或遺贈等行為，筆者認為出賣人既然選擇這樣的消極行為，說明其欲以獲取的并非經濟利益，而可能是另有所求，而且這樣一種消極的行為很難產生侵害其他人的積極效果，法律應當尊重出賣人無償轉讓其財產份額的權利，優先購買權人視為無法提供同等條件，當然出賣人惡意規避法律的除外。

2、支付條件。支付條件包括支付期限和支付方式。這也是確定同等條件的重要考量因素，因為何時付款和何種方式付款同樣會關乎到出賣人的買賣風險。優先購買權人支付價款的期限不能晚于第三人的支付期限，且如果出賣人出于對第三人信用狀況的信賴，在合同中許可第三人延期支付價款，優先購買權人不能當然享受這種優待。價款的支付方式同樣也會影響到出賣人的利益，如對于出賣人來說，即時付款優于分期付款效，現金付款優于匯票匯款。

3、擔保和從給付條件。擔保的法律效果在于保障債權的實現，從給付的目的在于補助主義務，使債權得到最大限度的滿足，二者雖不是買賣合同的核心條款，但均會影響到出賣人債權的實現程度，因此也是“同等條件”的重要考量因素。如果第三人為價款的支付設定了擔保，根據“同等條件”的要求，優先購買權人也應設定相應的擔保;如果第三人負有履行從給付的義務，優先購買權人也應履行相應的從給付。如果優先購買權人不履行相應的從給付，則應當以適當增加價款的方式代替從給付;如果即使沒有從給付合同，出賣人與第三人的合同仍為成立，則可以不考慮從給付，但從給付不能以金錢評估的，即視為優先購買權人無法提供“同等條件”而無法行使優先購買權。

需注意的是，“優先”僅僅是指“同等條件”下其他共有權人在受讓順序上的優先，而并非指受讓條件上的優惠，否則會對出賣人利益造成損害。優先購買權對共有權人而言，是一種權利，對出賣人而言，則是對其財產處分權利的限制。但這種限制只限于選擇買受人的自由方面，而其實際利益則因為“同等條件”這一限制條件的存在而并未受到實質性的影響。因此，適當放寬對“同等條件”的認定標準，于出賣人而言并無多大損失，但對優先購買權人而言，則可能是大大有益的。除以上要素的其他條件不應當對出賣人有明顯的不利因素，其他交易條件只要沒有從根本上影響到出賣人的利益，出賣人就不能以此非同等條件而對抗優先購買權人的優先購買權。當然，“同等條件”也并不意味著優先權人提供的購買條件在價格、支付期限、支付方式、擔保、從給付等方面均與第三人提供的購買條件一一對應相等，而是這些要素整體上的同等。

(二)自由裁量的尺度把握

判決生成的過程，就是法官重構法律事實，確定并適用法律規則，為判決的正當性提供有力支持，并向當事人解釋法律為何如此適用的過程。具備良好的解釋法律和說理的技術，是法官必備的一門技能。立法上的空白與漏洞、法律條文的不明確，決定了法官須理性地行使自由裁量權，從而彰顯法的公平與正義，符合社會公眾對法的合理期待，提升司法的公信力，而自由裁量的正當與否，應接受法律規范的目的與判決的社會效果的檢驗。[參見梁*星：《民法解釋學》[M].北京：中國**大學出版社，1995年，第226、239頁。]“同等條件”的把握不存在一個完全一致、泛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更多時候須考量法官自由裁量和平衡法益的智慧，法官須在維護出賣人合法利益，促進交易自由與保護共有權人優先購買權，簡化共有關系之間謀求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