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人，消費者之于商家等等，都有一定的偏護規定，健康社會很難對此非議。如果角色不平等就是人權不平等，那么人權推論下去是很滑稽的。我們必須看到，有些角色不平等是不合理的，例如農民和城市人的不平等，這是社會機制安排的角色（自然角色），帶有歷史宿命性；但是，有的角色是自擇的（自主角色），不法侵害者就是一個自主角色，相反防衛者是消極自主的。二者在刑法上的不平等，完全是因為積極的自主和消極的自主決定的。換個方式考慮，角色的改變可以測度人權是否平等——那就是任何人改變角色后，法律賦予角色的法律權利是否同樣有效。但是，侵害者在遭受過當防衛的時候，除非他理性行事（參見后面“給遭遇過當防衛者的正確提示”）則并沒有改變不法侵害者的角色，這個身份未有效消除，逆防衛就是角色錯誤。急迫侵害情景下，自主角色遭遇的不平等只能歸咎于自主的不理性。4．刑法講求安定價值只有刑法相對安定，人權保障才會安定。在已經二難的情況下，給復雜的侵犯與防衛問題增加糾纏不清的法律限定，人權保障必然陷入事實認定無果的混亂，甚至連事后救濟也非常困難，這正是“界限越多，則難以界定的情況愈多；難以界定的情況愈多，則爭論的問題愈多；爭論的問題愈多，則法的不安定性愈多。”逆防衛就是這樣一種典型的不安定的法律建議。所以，平等理應是某個具體綜合價值平臺上的平等。犯罪人人權保障觀念，在這個平臺下，還不是一個最重要的支柱，因為這里考慮的不是刑罰的情景。（二）人權理念的植根位置逆論對“保障犯罪人人權”的讀解角度和背景設定是不恰當的。逆論謂二戰以來趨勢曰：“在法律理念尤其是刑法理念中，對被告人的人權保護觀念日益濃厚，大有成為評價、廢立、適用和解釋法律的最高準則之勢。”并謂“（應）使刑法真正成為公民特別是犯罪人的大憲章。”這暴露了它諸多理念植根的謬誤。這里，我不得不指出逆論在“犯罪人”概念上的混淆。逆論注釋說：“此處以及下文的‘犯罪人’如無特別說明與‘不法侵害人’在同一意義上使用”，其實，刑法的“犯罪人”和“不法侵害人”有重大區別，“不法侵害人”不一定是刑法意義的犯罪人，因此我認為在防衛問題上所提“犯罪人”屬于犯罪學意義的概念；進一步講，如果提及近代“大憲章”意義的“犯罪人”，則是針對既定的、刑法界定了的特殊群體（罪犯）而言的，其意義在于刑罰。如此分析，這里就出現角度錯誤了，對犯罪學意義“犯罪人”的急迫防衛，大憲章保障首先是“善良人的憲章”保障，而對刑法意義“犯罪人”的國家防衛（刑罰），大憲章保障才主要考慮“自從刑法存在國家代替受害人實行報復時開始，國家就承擔著雙重責任：正如國家在采取任何行為時，不僅要為社會利益反對犯罪者，它的目的不僅在于設立國家刑法權利，同時也要限制這一權利，它不只是可罰性的緣由，也是它的界限，因此表現出悖論性：刑罰不僅要面對犯罪人保護國家，也要面對國家保護犯罪人，不但要面對犯罪人，也要面對檢察官保護市民，成為公民反對司法專橫和錯誤的大憲章”拉德布魯赫明確表達的意思是“悖論性”，可是逆論卻強調刑法“特別是犯罪人的大憲章”，如此消解，當然可以推論犯罪人大憲章是“評價、廢立、適用和解釋法律的最高準則”，但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在急迫侵害情況下，“李斯特大憲章”的很多“憲章理由”是不合引用的，例如，“刑法立法的根本錯誤……在于過高地估計了行為的外在結果而未顧及行為人的內心思想”，這不切合急迫防衛，除非把防衛者視為神仙。實際上它強調刑罰“立法和司法均應更多地考慮犯罪人的個性特征”判罰應當“將重點更多地放在行為人的內心世界上，而不是行為的外在結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