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標準是什么

對學界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罪既遂標準的爭點之梳理

關于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標準,理論上存在這樣幾種不同看法:

第一種觀點認為,本罪是行為犯,只要行為人實施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行為之一的,就構成既遂;無論被害婦女、兒童是否被出賣,行為人的目的是否實現,都不影響本罪既遂的成立。

第二種觀點認為,本罪既遂與未遂的區分,應分為兩種情況來確定:對于單一的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人僅將被害人拐騙到手,使其處于自己控制之下,還不能認定為犯罪既遂,如果此時由于出現被害人死亡、逃跑或者行為人受到追究等犯罪分子意志以外的原因,使其未能將被拐騙的婦女、兒童賣出,應認定為犯罪未遂;如果行為人認識到自己的罪錯而主動放棄未競的犯罪活動,則應認定為犯罪中止;只有其將被害人出賣后才構成犯罪既遂。對于有明確分工的共同犯罪,情況則有所不同:只要行為人完成了其分工范圍內的拐騙、收買、接送、中轉行為,不論被害人最終是否被賣出,其行為都應為犯罪既遂。如果行為人由于上述兩種原因而未能完成其分工范圍”內的犯罪活動,則根據具體情況分別認定為犯罪未遂或犯罪中止。

第三種觀點認為,根據新刑法的規定,本罪在客觀方面有六種行為。實際上,一個完整典型的拐賣婦女、兒童犯罪行為由三個階段組成:手段行為,即拐騙、綁架、收買;中間行為,即接送、中轉;結果行為,即販賣。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與未遂標準應根據不同階段行為的特點來認定,犯罪分子無論實施了哪個階段的行為都構成犯罪,但實施不同階段的行為,其既遂與未遂的標準卻不同。實施手段行為的,只要將被害人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即達到既遂;實施中間行為的,應以行為人將被害人送到指定地點或交給指定人員為既遂;結果行為應以行為人將被害人販賣出手,轉移給收買人為既遂。

第四種觀點認為,無論是拐賣婦女、兒童的單獨犯罪還是共同犯罪,也無論犯罪由哪幾種法定的實行行為組成,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與未遂的區分標準都是統一的,只能是以婦女、兒童是否被出賣給他人為標準。

二、拐賣婦女、兒童罪既遂標準的確立

在確立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標準時,需要對現行刑法第240條第1款與第2款的關系予以準確界定。刑法第240條第1款以簡單罪狀的方式對本罪罪狀做出規定,即拐賣婦女、兒童的”;第2款又對這一罪狀做了如下解釋性規定: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這些行為應作為一個整體來理解,也就是說,不能割斷這些行為的內在聯系。拐賣婦女、兒童的”屬于本罪的基本罪狀,而第2款的規定不過是對這一罪狀的進一步說明,絕不能撇開本罪的基本罪狀,僅僅根據第2款的解釋性規定理解本罪的構成要件的內涵。規定第2款是為了避免將解釋所涉及的六種行為設置為各自獨立的犯罪行為。其實,規定第2款的意義只在于進一步從實行行為的角度尤其是共同犯罪中實行行為的角度明確刑事可罰的范圍。

既然拐賣婦女、兒童罪的基本罪狀所蘊含的行為是拐賣”,而本罪又屬于行為犯,則對本罪的既遂標準的認識顯然就要取決于對拐賣的理解。拐賣是拐”和賣”的結合。一個完整的拐賣行為的完成,實際上是拐”和賣”的行為的完成。拐”是手段行為,賣”是目的行為。行為人開始實施手段行為就屬于已經著手實施犯罪;行為人完成了目的行為即屬于已經完成了這一犯罪。而賣”的行為完成的標志就是婦女、兒童被賣出,而且僅僅做了約定還不夠,在被賣者實際上被接受時才達于既遂”。從直接客體的角度看,只有在婦女、兒童被賣出的情況下,其人格尊嚴才遭受現實的侵犯。因此,對上述第四種觀點應予以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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