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起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新聞記者因為揭露同行丑惡而引發的刑事自訴案，也是新聞記者因實施論監督而遭受誣陷和誹謗方式最多、時間最長、過程極為曲折的個案，盡管此案證據很多、鐵證如山，盡管此案曾得到北大法學院的陳興良教授、國家法官學院張泗漢教授及人大法學院韓玉勝教授等多位著名法學家的關注和論證，得到過全國人大代表王維忠教授等人的高度關注，但此宗時間長達6年、曾被多家媒體披露的記者自訴案卻一波三折，被幾家法院當成皮球踢來踢去，至今無果，致使當事人（即原告石野）身心倍受傷害，生活陷入困境…… 中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 打工妹狀告風流記者 1998年3月初的一天，當時在《南方都市報》做政法記者的我忽然發現相鄰的同事羅斯文的辦公室新來了一位中等個子、圓臉、白胖、戴著一副高度近視眼鏡的青年。有人告訴我說：這人就是有兩個老婆的鄧世祥。我當時很吃驚：這個叫鄧世祥的風流記者不是在1997年初因為同時與兩個女人各生一個兒子而被報社開除了嗎？這個時候，他怎么又進報社做起記者了呢？！盡管我與鄧是第一次認識，但像廣東省新聞界眾多新聞同仁一樣，對于他的大名和風流韻事早已是耳熟能詳。 鄧是河南光山農村人。1994年初，他在北京打工期間，認識了來自同鄉的打工妹陳良琴，兩人同居后生有一子。后來鄧南下在羊城某雜志做了記者，又與一位來自河南信陽農村的女子李某在廣州同居。李生下一子后，這才獲知鄧的“真實情況”。后來由于鄧一直與陳保持關系，李在忍無可忍之余，于1997年1月的一天，抱著他們尚在襁褓中的兒子憤然來到《南方日報》控訴“夫君”的風流韻事。隨后李又攜子前往《羊城晚報》、《廣東法制報》等報社投訴。當時，原《羊城晚報》副總編周文韶先生退休又任《廣東法制報》的總編，這位正直的老新聞人接到李梅的投訴后，在震驚之余，深為氣憤，當即致電南方日報有關領導，要求嚴肅處理這位道德敗壞的鄧世祥。查明真相后，南方日報報業集團和《南方都市報》很快就將鄧世祥開除。雖然后來鄧世祥想方設法沒有讓羊城的有關媒體對此事進行曝光，但此宗“風流記者包二奶”的丑聞還是不脛而走，旋即傳遍了整個廣東省新聞界。鄧后來進入了《廣州日報》的“求職廣場”做了一名廣告員。 現在，時隔一年后，當我看到這個曾被開除的鄧世祥又能重新返回這家報社做記者時，感到十分驚詫和納悶的是，這種人怎么還能從事神圣的新聞工作呢？令我深為奇怪和不解的是：又是誰在幫助這個包“二奶”的鄧世祥重新返回到報社呢？ 由于對鄧世祥的行為很是反感，盡管我與鄧的辦公室相鄰，但我平時極少與之來往，碰到時也只不過是點下頭而已。 沒想到，一個多月后，因為一次聯合暗訪，我們成為了朋友。1997年12月底，我因獨家披露了廣州天河區銀河村幾名治安員“吃霸王飯 打無辜人”事件后，多次受到黑惡勢力的威脅，因有人公開叫囂“30萬元賣記者人頭”，但我堅持對此事進行跟蹤報道，最終使9名打人兇手受到法辦，受害人也終于得到9萬元的賠償，許多讀者紛紛以不同方式向我舉報社會中的一些丑惡。也就是此時，廣州市火車站附近某派出所的一名保案員向我寄來了一封長達萬字的舉報信，稱距廣州火車站附近長期活躍著一個特大黑惡團伙，他們分工細致，組織嚴密，利用色情搶劫，無惡不作。1998年4月1日，在報社領導的策劃和安排下，我和鄧世祥等四名同事一起前往王圣堂臥底暗訪。在出租屋里我被黑幫當作便衣警察，兩支槍頂著我的腦袋，四把尖刀架在脖子上，軍人出身的我經斗智斗勇，最終帶著鄧世祥死里逃生，逃出了黑窩。就是這次歷險，使我對他徹底打破了偏見，還與他成為了無話不談的朋友。 鄧世祥此后常去我在客村大江宛的簡陋出租屋，他也多次熱情地邀請我去過他的家里玩。我們經常在一起合作采訪，并常聯名發表文章。后來，我們還一起前往潮州惠來采訪，并多次合作共同署名發表文章。兩個月后，我們因共同合作采寫了一篇有關廣州海珠區金雁小學女教師揮鞭抽打小學生之事，引出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新聞官司，我是原告，也是被告，結果鄧世祥和《南方都市報》及南方日報報業集團都做了被告（有關詳情請見本人掘作《臥底歷險：我的第四次死里逃生》第十六章）。 1998年4月3日下午，在鄧世祥的主動邀請下，我搭乘他的摩托車來到他家里。一進門我就看到了李梅。她正帶著兩人的的非婚兒子鄧龍在玩耍。接著我又在他們的臥室里面見到了一個七八個月大小的女嬰，后來我獲知這是鄧和李生的女兒，取名鄧鳳。在這之前，我只知道鄧先后與陳良琴和李梅都生了一個兒子，沒想到他們已經生下了兩個小孩子。見我露出驚訝的神情，鄧馬上笑嘻嘻地告訴我，他與李在河南老家生下兒子后，又偷偷生了這個女孩子。還稱他太愛小生命了，以后只要有機會，還想多生幾個。鄧拉著我的手，再三稱這是他的隱私，要求我不要告訴別人。我的心里盡管覺得別扭，但還是出于好心不客氣地向他指出：……你這種想法和做法都是極其錯誤的，你千萬要迷途知返!弄不好將會影響你的工作和生活的…… 最后，我出于朋友的禮節，還是按照南方的習慣，還為這兩個首次見面的孩子各封了一個紅包。 由于我們的傳呼機在暗訪中被搶，報社領導經過特批，決定從財務中撥出錢來為我和鄧各購買一只新的中文傳呼機。 1998年4月8日上午，我和鄧各購了兩只長城中文傳呼機，并特意選了一個連號，鄧的呼號為25970，我的呼號為25971；為了紀念我們的這次生死臥底，我們都將密碼定為8888，以示前途無量之意，同時也就意味著我們之間以后再也沒有什么秘密，但我做夢也沒有想到，就是因為這次購買了傳呼機，竟意外地獲悉了一系列令我目瞪口呆的實情。這些事實徹底改變了我們這對生死同事的人生。 4月10日，我的傳呼接連響了好幾次，一看顯屏，卻是北京一個叫陳良琴的女子。見我不理，對方繼續幾次呼我，且毫不客氣地留言罵道：再不回話，我就帶兒子來廣州找你算賬！這下更弄得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了：我從未結過婚，當時連女朋友都沒有，哪來兒子呢？我趕緊回電話。誰知電話一通，我就聽到一個操河南口音的女子氣呼呼地說著，問了半天我才弄清楚：原來對方把我當成鄧了！我只聽說過鄧的第一個老婆和兒子在北京，但對其他情況一概不知。 對方遲疑了一會，不好意思地連連道歉：“真對不起，沒想到我打錯了。”當我得知我的名字后，連說知道我，因為鄧世祥早把我們一起歷險的事告訴了她。就在我要掛上電話時，陳良琴再三地懇求我：“你不要這么快掛電話好嗎？我有好多話要說……真的，作為一個女人，我太苦了，特別是我的小孩子……”說著說著，她忍不住在電話那頭傷心地哭泣起來。我心一顫，這個時候哪還能掛電話？“你是他的好朋友，我，我沒有別的意思……只希望他對孩子好一點……你是他的同事，是他的好朋友，說不定他會聽你的……求求你，你就勸勸他吧……” 從陳良琴的口中，我吃驚地獲知了鄧的許多真相：原來他根本就沒有與陳脫離關系，不但常去北京“探親”，而且還常背著李某將陳母子接到廣州租房同居；為了不失去李某又不失去陳，鄧在長期與李在廣州生活的同時，以各種手段控制著陳；春節后，陳良琴提出要與鄧世祥斷絕來往，并提出有關兒子的撫養問題，鄧怎么也不答應分手，也不再支付兒子的費用…… 突然得知這些令我震驚的實情后，我的心情復雜極了，就像打翻了五味瓶一樣，什么滋味都有。 同時，我還了解到，鄧世祥高中畢業后到北京某城建公司打工，在那兒和陳小琴哥哥陳洲是同事，他的這份工作還是陳兄幫忙找到的。他從來沒有上過什么大學，而在此前，鄧世祥總是毫不臉紅地在同事和有關領導面前信口雌黃，稱他老家是紅色老區，中央為了照顧他們這些先烈后代，特意保送他到北京上大學的；而李梅也根本不是什么大學生，更不在什么廣州軍區企業里做會計，她只不過是一個來自貧困農村的初中生。來廣州后她和鄧世祥的妹妹鄧素芳一起在廣州多家娛樂場所做打工，是經鄧妹介紹才認識當時剛到羊城不久的鄧世祥，并與之同居的，等等。對于這些情況，一年后，我去北京學習，從陳良琴的大哥及父母親處都得到了證實。 四年后，也就是2003年夏天，已在北京做記者的我前往河南信陽采訪一宗黑社會雇兇殺人案件，采訪完后，我心中牽掛著被鄧拋棄、此時一直寄養在外婆家的小鄧珂。于是，我又特意從信陽轉車到光山縣的潑河鎮，探望好長時間不曾見過面的小鄧珂。當時和我一同采訪此案的原《華夏時報》記者韋潔（現為《法制早報》記者）也熱心地隨我前往。當他獲知真情時，驚訝不已地說：沒想到你對待“死對頭”的兒子這么好，這真不容易……我苦笑著說道：“不管我與鄧如何打官司，但鄧珂是無辜的，他只是一個被親生父遺棄的不幸的小孩子，我怎能不盡力去幫助他呢？” 第二天夜里，我到鄧家中把他叫出來，告訴了他陳與我通話之事，并責問他到底是怎么回事，為什么要編造那些謊言來騙我？誰知，他竟然不以為然，好像早就知道我們已經通過話似的，急忙說陳的文化素質太低，她的話不可聽，他其實早與之脫離了關系，之所以還經常與她聯系，那是因為放心不下兒子。接著他又愁眉苦臉地向我訴苦，稱現在他和李梅生活了好幾年了，還生了兩個小孩子，一家的負擔很重，他確實有點不堪忍受了，并希望我能理解他的苦衷，我竟也信也為真了，最后只能是好言相勸了一番。 1998年12月初，陳良琴又在電話中向我哭訴：兒子鄧珂病了，沒有錢住院，但作為父親的鄧世祥根本不理，后來是在親友的幫助下才將孩子送到醫院，為此欠下了千多元的債務。她讓我勸勸鄧多關心兒子的病情。 我趕緊將有關情況告知鄧世祥，并以朋友和同事的身份多次勸告他。為了更好地挽救他，我還找到了我們的直接領導任天陽。任時任采訪部主任，是鄧世祥的老鄉，而且以前和鄧世祥都是老同事，兩人關系非同一般，也許只有他能勸說他。以前因李梅的控告而被開除的鄧能第二次重回報社做記者，任和李民英幫了很大的忙。誰知，第二天，陰沉著臉的鄧世祥責怪我不該打聽他的隱私，不該管他的家事，更不應該將這事告訴領導，同時他還還用極為粗魯的語言咒罵陳良琴。見鄧仍然不當一回事，我只好氣呼呼一跺腳就離開了。此后，我又找了他幾次，還是苦口婆心地勸說他，但鄧還是未置可否。 其實，有關鄧世祥的劣行很多。當時我們的關系還不錯，鄧介紹我認識了一位在天河員村從事職介所的外地老板。事后對方悄悄告訴我，鄧世祥在那兩年時間內沒少向他要錢。因為在這之前，也就是鄧第一次被《南方都市報》開除后，鄧進入了廣州日報的“求職廣場”版做了一名寫稿兼拉廣告的工作人員，他常以記者身份四處深入羊城那些遍布寫字樓、賓館和大街小巷的職介所老板，常常以要曝光為由向對方索要紅包。我這時候才知道，鄧世祥為什么有錢可在白云區購買新房子了。也許其中的玄機就在此！ 作為同事，我還是好言勸告他，但他總是當著耳邊風。他還是經常以記者之名四處搞有償新聞，大賺錢財，雖然常有人向報社反映，但他卻依然顧我。 1998年底，鄧拉我一起去江門市采訪一個經濟糾紛，但被我借口有事而拒絕，誰知鄧世祥膽大妄為地假冒采訪部一位領導的名義，騙取報社的司機軒慧駕著采訪車與他一起趕到江門。他們在接受了那家建筑公司，也是投訴方的3000元現金后，又收了被投訴方5000元，結果很快就被雙方識破，他們人還沒回到廣州，就被雙方當事人一起告到報社。當時報社責令他退出所有贓款后，又對兩人進行了嚴厲批評。當時由于李民英和任天陽的緣故，還有那位司機也是任的親戚，兩人這次并沒有被開除，在兩人寫了檢討后，最后有關領導對鄧記大過處分。此事報社所有員工均知道。 由于鄧世祥在報社有李民英（原南方日報報業集團社委、原南方都市報總編，2002年因貪污受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6年）等人做靠山，加上他在做新聞時很會動腦筋，生財有道，在購買了樓房后，很快又于1998年底購買了一輛價值近10萬元的新車，每天春風得意地駕駛著那輛夏利小車來報社上班，更是四處向人吹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憑鄧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他是絕對買不起車子的，因為，第一，都市報的記者雖說當時在廣州市新聞界的收入還是很高的，除了中層干部外，采訪部記者的工資都是固定的，但記者每個月的收入與他的發稿量是成正比的，而每個記者每月的稿件見報量，稿件質量，不但都有專人統計，還每月向全報社公開，所以每個記者的正常收入大家都能看得很清楚，而當時鄧世祥的發稿量一直不多：第二，鄧世祥剛購置了新房子，這是一筆數目不菲的支出。第三，與他非法居的李梅長期沒有工作，而且他們當時已經生育有兩個小孩子，憑鄧世祥每月的正常收入，支付家人的有關生活費就已是捉肘見襟了。那么鄧世祥又是如何有錢來買房買車呢？ 1999年7月，我因為“祈福新村”特大兇殺案的采訪，惹了大禍。我這只“出頭鳥”被突然剝奪了采訪權，被迫離開曾經幾次差點為之付出我生命的《南方都市報》。痛定思痛的我，身心傷痕累累，一邊閉門反思，一邊認真讀書解悶。 就是這個月底，陳良琴突然打來電話告訴我：她決定在近日南下告鄧。因為他們的兒子五歲了，已經到了上幼兒園的年齡，但鄧世祥已有一年多時間不給兒子寄錢，他們的生活都很困難。向鄧要錢，鄧不理。陳突然問我：鄧說你因為違法亂紀而被人抓起來了，這是真的嗎？他還再三警告我不要與你打電話。陳還頗為奇怪地問我：每次她傳呼我的時間鄧怎么都記得那么清楚呢？她的話一下子提醒了我。憑我對鄧人品的了解，我意識到，鄧肯定一直在背后利用密碼查詢我的行蹤，而他的密碼說不定早就更改了。我一查，果然發現鄧的密碼變更了！直到此時我才明白：鄧早就對我心懷芥蒂了！直到這個時候，我才恍然大悟：我每天的行蹤，包括我的所有隱私，鄧都通過查號臺獲知！難怪每次陳良琴與我聯系他都知道…… 1999年8月，陳良琴攜帶著鄧珂來到廣州，到報社找鄧要錢治病，沒想到被拒之門外；找報社有關領導，無人理睬；陳攜子去省婦聯及其他單位投訴，但因涉及省委機關報的南方日報社而無人理睬。就這樣，陳良琴一連幾天在羊城四處投訴，卻毫無結果。 8月7日，走投無路的陳良琴又一次在電話里向我哭訴道：“石記者，我真沒想到他會打罵我……沒想到也會如此對待他的親生兒子……他怎么配做記者呢？我怎么辦呀？我找了幾個領導，他們都不管這事。你就行行好，快幫我們母子一次吧……”她那撕心裂肺的哭訴，實在讓我的良心不安！其實，來到羊城的當天，陳就要求見我，但我還是沒有答應，只是提醒她最好是與鄧當面協商，妥善處理好孩子的事情，好說好散。 這個時候的我處于深深的矛盾之中：從道義上講，作為一名新聞記者，鄧世祥的所作所為理應受到社會和法紀的懲處，我與其他同行一樣，對他的所作所為深惡痛絕；從感情上講，我實在不忍心他再一次被報社開除，更不愿陳氏母子去有關部門告發他，畢竟我們曾經也算是生死朋友，對于這些“私事”報社領導都不管，我又何必因此去得罪他呢？再說，此事只要我一出手，得罪的不僅是鄧一個。鄧世祥因為道德問題被開除后又能大搖大擺地回到這家省委機關報轄下的都市報做記者，就像后來經常有人投訴他而他不但沒有受到處理還一直受到重用就已說明問題。報社里面那種錯綜復雜的關系，只要我一介入，將會給我帶來無窮無盡的麻煩。我的擔心不是多余的，讀者還可以在本書后面看到有關事實。另外，我那一向與人為善、謹小慎微的女友，也多次勸我不要管人家的這種事，就讓他們自己解決去。可是，陳良琴和兒子小鄧珂那撕心裂肺的痛哭聲，令我再也無法沉默下去。我終于答應見面再說。 我在與他們母子見面前，做通了女友的工作，讓她陪同我前往，而女友最大的顧慮是擔心我會因此而惹事生非。我們商議好先見一面，請她們母子吃一頓飯再說。 我在女友的陪同下見到了陳良琴。她個子不高，外表清秀，穿著一身很普通的衣服，一看就是那種本分善良的女性。她和鄧世祥的兒子此時已五歲了，長得虎頭虎腦，很可愛，很快就與我混熟了。飯中，面對我們特意點的一桌子菜，滿面疲憊的陳良琴卻難以下咽。 我知道，此時的鄧世祥絕對不是省油的燈，加上他有自己的幾位后臺，自然不可能將軟弱無能的陳放在眼中。他第一次因為李某的投訴而被開除后，又能再次進入這家報社做記者就是一個很好的說明。面對這對投訴無門的可憐母子，但我又能做什么？我默默地從身上掏出1000元錢遞給她們母子，善良的女友也塞了500元錢。 兩天后，陳攜子找鄧世祥討說法時，不但無果反而遭到他的打罵。走投無路的陳良琴只好又一次向我求助。又找到我跪在我面前哭泣著說：“石野，我們母子已經是走投無路了，如果你再不幫我們，我就只好帶著兒子跳珠江……”為防不測，盡管我十分不愿意，最后我還是撥通了鄧的手機，抱著一線希望將陳的有關情況告訴了他。誰知，他在電話中罵我道：你是不是早就想勾引我的女人呀？現在我成全你們，你不正好可以把她帶到你家里去嗎…… 我氣得半天說不出話來！鄧的所作所為激起了我的憤怒。此時，我的憤慨和怒火擊碎了我的膽怯和顧慮。特別是陳良琴那揪心的哭訴，小鄧珂那含淚而憂郁的眼神，使我的心顫抖了，更令我出離憤怒了！做人的良知，記者的職責，使我下決心管管這事。不管出現怎么樣的后果，我都一定要為這可憐的母子討回公道！也就是這次，陳良琴向我和我的女友訴說了鄧世祥的許多惡行：她當年其實根本不愛鄧，而是被他以父親做生日為借口騙至鄧家中，利用深夜之機強暴了她！由于當時鄧世祥及其家人都一再表示要正式與她結婚，幼稚的陳竟然糊涂地默認了。陳還向揭露了鄧不但玩弄她和李梅，而且還欺騙別的女孩子…… 我幫忙聯系到廣州東山區148法律服務中心，一位頗有正義感的陳律師當即決定為陳良琴提供法律援助，并以“解除非法同居關系和支付兒子的有關撫養費”為訴訟請求，將鄧起訴到白云區人民法院；與此同時，陳良琴親筆寫給廣東省委的血淚控訴，馬上引起時任廣東省委書記的李長春和省委副書記的黃麗滿等領導的高度重視，并很快作出了親筆批示，要求南方日報嚴肅處理鄧。1999年8月底，道德敗壞的鄧世祥第二次被《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開除。這個時候，南方都市報有關領導正在打報告欲將鄧世祥正式調入報社。 本來，對于這樣一宗極具有新聞性的事件，我此時完全可以采寫一篇稿子，公開在新聞媒體上，但我當時只是想幫助走投無路的陳良琴母子討回一個應得的公道，只是想讓可憐的小鄧軻能拿到有關撫養費，從而能像其他學齡前孩子一樣享受到他的受教育權利。所以，我這個時候根本沒有想到要在新聞媒體上給這位昔日的同事曝光，更不忍心使他身敗名裂。 但我沒有想到，我的援助招來的卻是無窮無盡的麻煩和災難。我做夢也沒想到的是，從此以后，鄧世祥開始對我進行了長達6年的誹謗和誣陷…… 1999年9月初，我懷著受傷的心情，抱著重新尋夢的奢望，抱著對文學的狂熱追求，背著簡單的行李，進入了北京魯迅文學院青年作家進修班。也就是此時，我獲悉，第二次被《南方都市報》開除的鄧世祥，居然手持有關領導親筆出具、并蓋有《南方都市報》大紅印章的證明，大搖大擺地也來到了京城，進入了中國人民大學進修新聞。 然而，陳良琴的訴訟卻不順利。就是這個9月底，我從陳律師那兒獲知，鄧世祥害怕在廣州打這場官司，正在四處投訴他。原來，向法院遞交訴訟狀時，粗心的小陳用的是一張隨身攜帶的臨時身份證，雖然上面是她本人的頭相，但上面用的名字由于筆誤寫成了她的二姐陳良華的名字，而且這個臨時身份證的截止日期剛好過期。于是，精明的鄧世祥抓住這一誤差，如獲至寶，馬上趕回河南光山縣，從當地派出所出具了一份有關陳良華已婚且已有三個子女的證明，同時他又精心炮制了一份假材料，要求白云區法院撤訴。法院當即要求陳良琴提供能證明她本人身份的證明。誰知，當陳良琴趕回老家，手持她戶口所在地的村委會為她出具了有關證明，前往當地派出所辦理臨時身份證時，可派出所有關人員卻說她的戶口不在這兒，沒辦法辦理；當她要求對方為她出具一份能證明她本人身份的書面證明時，派出所也拒絕了。令陳良琴當時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她一個大活人，怎么會變成沒有戶口了呢？ 到了法定時間，白云區法院看到作為原告的陳良琴遲遲拿不來能證明她身份的合法證明，只能根據有關規定讓她撤訴了。 但陳良琴當然做夢也不想到，駕著新車子的鄧世祥早就回到了家鄉，緊緊抓住那張身份證大做文章，四處活動，不惜花錢，不但弄到了那張陳良華是已婚婦女的證明，還想方設法的讓地方派出所不給陳良琴出具身份證明。不僅如此，為了打擊報復這個已為他生了兒子的女人，1999年9月6日，鄧世祥還來了個惡人告惡狀，以請求“判決確認被告陳良琴(芹)之子陳軻與原告的親子關系”為由，竟然跑到河南省光山縣人民法院遞交了一份起訴書，上稱—— ……原告在1994年元月份在北京經朋友介紹認識被告陳良琴，建立了戀愛關系，但由于雙方不適合，1994年4月25日，原告離職到廣州工作后，雙方也就停止了戀愛關系。大約1994年5月中旬，被告打電話給原告，說已懷了原告的孩子，原告感到很突然，堅決不同意要這個孩子，并極力勸她去做人工流產，不要違反計劃生育，但她執意要生下來，到1994年10月上旬，被告又電話告訴原告，她是跑到陜西與河南交界的地方生下了孩子。之后，陳以孩子名義經常不斷地向原告要錢，原告雖然不知被告所生的孩子(名叫陳軻)是否是原告的孩子，但考慮到雙方曾有過一段戀愛關系，因此，被告向原告要錢，原告都想盡辦法滿足她，幾年來，累計大約已有數萬元，由于被告貪得無厭，原告不得不起訴被告，又由于原告從被告當地了解到，被告與原告戀愛的同時，先后有多個男朋友，因此原告請求貴院對陳良琴之子陳軻進行親子鑒定，以確認陳軻是否原告親生的非婚子。 如果鑒定結果是原告所親生，原告愿意承擔撫養費，或者由原告撫養，如果不是，也可制止被告無休止的糾纏。（后面為鄧世祥的親筆簽名和手印） 看到鄧的這份顛倒黑白的起訴書，我不由義憤填膺！這位新聞記者不但完全否認了與陳良琴同居且生了一個未婚兒子的事實，還一口咬定他當初親筆取名的兒子叫“陳軻”；他不但指責陳“貪得無厭”，還污辱與他共同生活了多年的陳良琴“與其談戀愛時，有多個男朋友”，而他自然也沒想到，陳良琴早就保存了多份鄧世祥親筆寫給她的情書，其中有兩封是妊娠期的陳良琴住在鄭州市大姐家等候分娩時，情意綿綿的鄧世祥特意從廣州寄出的。 我看到，在其中鄧于1994年6月10日寫給隱陳的信中稱：“……孩子的名我已取好，叫鄧軻。“軻”音Kě，古代哲學家孟軻，“軻”又有另一種意義即“憾軻”同“坎坷”。此乃新穎。當地絕無雷同。古有“孟軻”，今有“鄧軻”。女孩的名留你取……” 1994年6月20日的信中稱：“你（指陳良琴）該注意營養了，女性妊娠期間最易起雀斑，那對你是可怕的，務必保養，因為你的外表形象對我很重要……自己的事情多長雙眼，孩子的事情重大，應有必要警惕保密，你我都不能看別人當作新聞四處傳播。更不能告訴你村里那些父老鄉親……” 可見鄧世詳當時是頗有心計的,他不想讓人知道他未婚生育的事,.他的這幾封信，都由陳良琴提供給了我，我至今一直保存完好，也成為我官司的鐵證之一。面對鄧世祥的這些親筆信原件，我不由充滿了莫名的悲哀！如果對方是一位目不識丁的山村野夫，倒也罷；如果對方是一個發了財的暴發戶，也倒罷，而令我難受的是，對方卻是一名新聞記者！現在竟敢連自己的親生兒子都不認，還如此侮辱自己的親骨肉！敢把“鄧珂”硬指為“陳珂”，同時還對善良的陳良琴如此侮辱。我強忍著心中的怒火，當即讓陳向法院提出做親子鑒定。在陳良琴和好哥哥陳州的再三請求下，我以鄧世祥曾經的同事的身份，向光山縣法院出具了一份鄧世祥在廣州與李梅長期非法同居生有一兒一女，有房有車，有固定收入的證明，希望法院能根據事實能妥善地處理好鄧軻的有關撫養問題。看到我的這份證明后，鄧世祥當然氣得七竅生煙，他后來還自以為是地將這份證明與陳良琴的起訴狀貼在一起，遞交給花都法院，作為控告我的一份“罪狀”。 在此期間，鄧世祥為達到威脅和恐嚇陳良琴的目的，駕著他那輛夏利小轎車，招搖過市，好不風光。2000年10月1日，他還特意把光山縣的幾名辦案法官請到北京玩。陳良琴還以為鄧世祥此次真的要做親子鑒定呢，誰知，鄧施計騙走了與陳一同前往的哥哥陳州后，又在離人民大學不遠的一家酒樓宴請位法官，讓陳過去。當陳良琴趕過去時，對方卻又告訴她：親子鑒定不做了，因為現在鄧世祥不想做了，愿意撫養鄧軻，還說愿意調解，問陳一次到底要多少錢。那幾位早被鄧的金錢買通的法官更在一邊警告陳良琴再不要四處亂告了，更不要找什么記者。不知他是看到了我為陳出具的那份證明，知道有人在背后幫助她，還是他此時真的良心發現，隨后，鄧世祥又變更了訴訟請求，承認鄧珂是他的親生兒子，并愿意支付撫養費。 9月10日，義憤填膺的陳良琴向前來家中調查取證的光山縣兩名法官詳細地陳述了她與鄧之間的事情經過，并出示了兒子出生前，鄧在廣州親筆寫來的情書。在這封鄧的親筆信中，展示了鄧給兒子取名“鄧軻”的過程。 9月16日下午，陳良琴接到法院傳票后，趕到法院。當陳再一次出示廣州法院受理的訴訟狀及有關憑據，并再三申明此案早已在廣州白云區法院受理時，法官未加理睬，倒向陳提出，只要她愿意去廣州撤訴，鄧愿意一次性出4萬元的撫養費。陳良琴拒絕了。 10月14日下午，河南省光縣人民法院以“解除非法同居關系”為由，開庭審理了原告鄧世祥訴被告陳良琴一案，并于2000年1月23日，以原告現離職就讀無固定收入為由作出了如下判決：1、解除原告鄧世祥與陳良琴非法同居關系。2、原被告非婚生兒子鄧軻由被告陳良琴撫養，原告承擔撫養費每月100元至鄧軻18周歲為止，計款15600元，于判決生效后3日內付清。案件受理費600元，原告和被告各承擔300元。 然而據陳良琴說，他們母子至今沒有拿到一分錢，那份判決書成了一紙空文。這期間，陳良琴曾幾次趕到廣州，找到鄧與李某居住處。今年2月初，神情憔悴的陳良琴找到廣州的謝律師，請求再次為她提供法律援助。她與兒子決定第二次在廣州起訴鄧世祥，除了要求他依法支付小孩子的有關費用外，還要讓這位道貌岸然的同行受到法律的嚴懲。 而此時，從北京進修回廣州的鄧世祥又以“保羅”的化名混入了廣州〈信息時報〉做記者。 聞知上述情形后，忍無可忍的我決定對他的丑行進行曝光。我和青年作家劉晴首次在2001年1月《知音—打工》下半期披露了此事；2000年2月22日，我又在《工人日報》頭版顯著位置，以《只能眼睜睜看著負心郎逍遙法外？——一位弱女子艱難訴訟之路》為題，又一次披露了鄧的丑行。 文章發出后，立即在社會各界特別是在中國新聞界激起了強烈的反響。與此同時，報社還在此稿后面發表了一些法學專家、社會學專家及律師對此事件的有關看法—— 北京朝陽律師事務所崔蓮英律師認為：鄧的兩次婚姻行為不僅是道德敗壞的表現，更是一種嚴重違法行為不僅應受到道德法庭的譴責，更應受到有關法律的制裁。根據我國《刑法》關于重婚罪的定義和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以夫妻相稱，公開同居時，時間超過６個月的，應當認定為重婚罪。”１９９４年１２月１４日最高人民法院在關于《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施行后發生的夫妻名義非同居的重婚案件是否重婚定罪的批復中指出：“有配偶的人和他人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的仍應按重婚罪定罪處罰。”由此可見，構成重婚的法律要件是：當事人未履行婚姻登記手續而以夫妻名義同居生活。而鄧與陳、李二女不但均同居半年以上，而且均生育了子女，特別是鄧腳踏兩只船，同時與兩名女子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他的行為實際上已構成了重婚罪。河南光山法院在明知鄧已購有房子和小汽車的情況下，只判決其每月承擔100元的撫養費顯然有失公正。 中國社會科學院婚姻家庭研究所王振宇副主任認為：因為我國《婚姻法》、《計劃生育條例》等一系列法律條文體制不健全，實際發生某些問題特別不好確定，不易歸類。鄧正是鉆了這個空子，致使被害人陳良琴不能享受法律公正全面的保護，同時他自己又僥幸逃脫了法律的制裁。鄧所生的幾個子女都是無辜的，但這些孩子均無戶口，屬“黑戶”孩子，嚴重地破壞了國家的計劃生育政策，成為社會的一大隱患。 3月12日，《深圳法制報》以《無良記者風流成性包二奶 不幸女子未婚生子遭遺棄》為題，以整版篇幅又發表了此文。同時，該報編輯阿愚以《無效婚姻的背后》為題，寫了一篇雜評，對鄧世祥的丑陋行徑進行了無情的抨擊—— 打工妹陳良琴的遭遇令人同情，透過她辛酸的淚水，讀者能夠感觸到一個女人背負的屈辱。與電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淚》中女主人公同樣被玩弄被欺凌的感情相比，陳良琴的不幸更多的是“事實婚姻”帶給她的傷害。 7年前她就與男方以夫妻名義同居并生下了孩子，雙方家庭和親友都認可和接受這樁事實上的婚姻，盡管他們沒有去民政部門登記結婚。這種情況在農村并不少見。據去年4月全國婦聯在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的民眾意愿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目前，中國已婚而未辦理登記的人占已婚者的46%，而在農村，這種情況占75%。 結婚不登記的后果顯而易見。我國的《婚姻登記管理條例》明確規定：“未經結婚登記以夫妻名義同居的，其婚姻關系無效，不受法律保護。”事實證明，一旦這種關系出現問題，受損害的往往是女方和子女的權益。雖然非婚生子女享有婚生子女同等的權利，但陳良琴至今也未領到孩子那點可憐的撫養費。而陳良琴自己呢，又如何主張她的個人權益?7年的青春，如花的歲月，一次生育，三次墮胎，還有將伴其終老的心理陰影。 風流記者鄧世祥的行為極其令人不齒，他以卑劣的手段欺騙兩位婦女與其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并生兒育女，其行為不僅應受道德的譴責，更應受到有關法律的制裁。近一段時間，關于包二奶而被妻子告以重婚罪判刑的案件開始見諸媒體。像鄧世祥這種一次也沒有履行結婚手續的情況，是否也一樣構成重婚罪呢?這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隨著新《婚姻法》的修訂和出臺，相信有類似此種無良男人者被繩之以法的日子將為期不遠。 隨后，南京的《現代快報》、山東的《濟南時報》、《齊魯周刊》及《法制文萃報》等全國數十家報刊紛紛刊登或轉載了我采寫的報道。 援助打工妹慘遭誣陷 一些讀者在贊揚我作為一名新聞工作者敢于揭露新聞界的丑惡現象、敢于對記者的職業道德進行監督且勇于為弱女子伸張正義的同時，亦對受害的陳氏母子表示了極大的同情。 盡管我知道，鄧是一個不會輕易低頭認錯的人，但是我沒料到，這位同行竟會對我及有關人員進行了瘋狂的誣陷…… 就在《工人日報》的文章刊登出來不久，我突然獲悉：此時化名為“保羅”混入《新快報》做記者的鄧世祥，公然以《羊城晚報》和《新快報》的名義，以傳真和郵寄的方式，分別向中央有關部門、全國總工會領導、工人日報總編、保衛科等有關部門，發來了他親筆編造的大量攻擊我的數十張材料，誣稱我“是廣東警方所通緝的身負重案的在逃犯、長期假冒工人日報記者在全國各地尤其是廣州詐騙錢財、騙財騙色……”他親筆炮制的所謂材料長達30多頁。 3月15日，也就是《深圳法制報》相關文章見報的第二天，鄧急忙用傳真和快件提供了長達數千字、令人觸目驚心的狀告我的材料，并在電話中一再要求《深圳法制報》在頭版刊登更正和道歉啟事，否則他將會打官司！隨后，鄧以《羊城晚報》和《新快報》的名義，振振有詞地向報社附近的廣州東山區黃花崗派出所報假案誣稱：“石野曾在2001年春節期間多次敲詐我12萬元，如果不給，就要寫假新聞搞我……” 責任編輯劉瑜和報社領導一下子被弄得目瞪口呆！但是，經過幾個電話的詢問和核實，鄧所羅列的罪狀全部不攻自破，皆屬子虛烏有。特別是這一大疊材料上，許多事實和時間漏洞百出，前后矛盾，難以自圓其說。大家對此也就嗤之以鼻，不再理會了。 其實，這篇文章早已于2001年1月份的《知音—打工》雜志和2月22日的《工人日報》刊出。《深圳法制報》直到3月14日才刊出此文。我又怎么會是因為“敲詐勒索鄧12萬元不成”而發此稿的呢？ 美國前總統亞伯拉罕·林肯說過這樣一句話：人的品質就像一棵樹，名聲就像樹的影子，影子可以隨我們的意志所動，但樹永遠不動。我想，身正不怕影歪。我是個什么樣的人，在新聞界早已有目共睹，不可能讓這些胡編亂造和惡意誣蔑改變我的品質。 但從此以后，鄧不斷地通過電話、傳真、信件及電子郵件等方式，發出數十份誣蔑我的材料給《深圳法制報》及深圳有關主管部門，同時更對有關編輯進行威脅和恐嚇。此后不久，廣東省委宣傳部紀檢部門看到我的有關報道后，指令《羊城晚報》和《新快報》開除了鄧世祥。當時負責處理此事的林海華同志氣憤地表示：像鄧世祥這種道德敗壞的人，哪配做新聞記者？！新聞事業是神圣的事業，我們絕對不會容忍道德如此敗壞的人做記者。我以前就負責處理過他……但令我無法理解的是，鄧世祥后來卻又能堂而皇之進入《新快報》，至今還在那里做新聞記者，據廣東的有關同行透露：鄧世祥的日子過得很好，還在羊城開了兩家超市，很有錢，我們對他這種人還能做記者感到不可思議…… 隨著鄧對我的誣蔑愈來愈猖狂，我決定南下。我想當面澄清事實，這樣既可以減輕報社尤其是編發此文的責任編輯的壓力，又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穿鄧的本來面目。《深圳法制報》是一份在國內外具有較大社會影響力的綜合類法制報，更是目前國內惟一的版面最多、發行量最大的地區性法制類報紙。自1998年開始，我先后在該報的“零度新聞”上發表過《七旬“死人”還魂討公道》、《13歲少女失身洗浴中心》、《85名消費者狀告中國電信》、《假戒毒藥騙了百萬元》等二十多篇特稿，與該欄目的責任編輯譚建偉、劉瑜、吳建升等都保持著良好的關系。 我向深圳法制報社的同仁們出示了鄧世祥幾年前在陳良琴妊娠期間寫給她的多封情書，其中更有他親筆為兒子取名為“鄧軻”的全過程；有陳良琴親筆寫的多份血淚控訴信，有鄧惡人先告狀狀告陳良琴的起訴書及其變更訴訟請求文字，有河南法院解除兩人非法同居判決書；有我與鄧在報社共同采寫的多篇見報文章…… 看了這一大疊鐵錚錚的事實，《深圳法制報》的同仁們既驚又氣。為了徹底調查真相，該報馬上成立了由記者和律師組成的調查組，曾先后兩次前往廣州，對有關內容進行全面調查和核實。結果他們發現，我所采寫的稿件的內容沒有失實，我的這篇稿子沒有虛假和夸大的成分，所披露的事實均是客觀公正的。報社經過研究，決定不再理睬鄧的無理糾纏；如果他想上法庭，報社隨時奉陪。 就在我在深圳取證的同時，廣州《家庭》雜志社的編輯翟永存忽然在電話中急急地告訴我：“有人以匿名信和電話的方式控告我收了你4000塊錢才刊登了那篇有關你的文章，領導正在調查此事！我還從單位領導那兒看到了兩封狀告你的匿名信……”不用說，這肯定是鄧世祥的所作所為！ 2001年4月《家庭》雜志社在下半期，刊登了一篇題為《記者暗訪黑窩歷險記》的文章，報道了我1998年4月臥底暗訪時遭到手持刀槍歹徒圍困，并最終憑機智和勇敢逃離虎口的經歷。這是翟永存親自采寫的。翟永存是我在《南方都市報》的同事。她早知道我的歷險經歷，于是有次趁我回廣州之機在客村一家小酒店采訪了我，隨后編發了此稿，同時還配發了我的一張照片；而文中所提及的同事小李就是鄧，但因為翟永存深知鄧的為人，只以小李代替，不屑再提及鄧世祥的姓名。此文發出后即被《文摘報》以整版篇幅全文轉載，國內的多家報紙也轉載。 誰料，鄧見到這期的《家庭》后，惱羞成怒，不但誣告該文責編翟永存是在收受了我4000塊錢后寫的假新聞，還公然先后以南方日報社辦和保衛科的名義，于2001年4月4日及4月7日兩次向《家庭》雜志社領導對我大肆誣告，再三誣稱我是假記者，還誣陷我是“新的靳如超（2000年3月在石家莊制造了致80余人死亡的罪犯），多次伙同不法分子要炸毀北京天安門及南方日報大樓”……！同時，鄧還在《家庭》等雜志上刊有我文章的復印件上，親筆撰寫文字，污蔑我花錢發文，以此來“騙財騙色，從來不是南方日報記者……”在這兩封內容極為惡毒長達近20余頁的“舉報材料”中，鄧均在上面留下了自己的筆跡。 4月10日，我趕到了位于珠江畔的《家庭》雜志社，找到負責人王寇清（現為該刊副總編），向他出示了鄧劣行的有關證據。富有正義感的王先生當即在這兩封留有鄧世祥筆墨的誣告信上出具了有關證明，并蓋上了雜志社公章，成為我起訴鄧的有力證據之一。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鄧在不擇一切手段貶損我的同時，又同時附上一些吹捧自己業績的有關“證據”，如，在一本由廣東新聞工作者協會和廣東省新聞人才基金會編輯、2000年1月由新世紀出版社出版的《當代南粵記者》一書中，鄧世祥在那篇“作者自述”中寫有有如下文字：1998年4月1日，我在廣州王圣堂出租屋暗訪時險被黑幫劫持遭滅口；而他在親筆致有關領導和新聞單位及發布在網絡上的文章中，卻再三誣告我“是去王圣堂找暗娼，后被白云區公安局抓到了……”真不知他對此又能做何解釋?更令人可笑的是，鄧還肉麻地將此遞交給多家有關部門，作為證明其成績突如品質優良的證據。 鄧還以同樣的方法，對《工人日報》政法部主任吳琰、記者周興旺等進行誣告；獲悉我走上訴訟之路后，他竟然又炮制了一份材料寄到北京市司法局，對我的代理律師進行大肆污蔑…… 我還驚悉，鄧世祥不知通過一種什么樣的途徑，竟然從《南方都市報》辦公室里得到了我在該報工作時提供的身份證復印件、個人簡歷及家庭有關資料，不但將我的身份證復印件復印數份四處誣告，更對我遠在湖北大冶的家人進行誣陷，多次以舉報信形式向大冶市有關政法部門誣告我父母住處“藏有槍支炸藥，他家的房子是詐騙的錢建成……”地方有關部門對我父母住地進行調查，信中所控告均屬子虛烏有。此后，大冶市政法委特意為我出具了有關證明。1999年10月，有關部門在大冶政法部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曾于1999年10月1日前后，三次親臨我老家進行調查，使我父母及全家蒙上陰影，我的老父親氣得幾次昏倒在地，2001年6月份，我父親經北京協和醫院檢查后診斷為“心臟病”；調查也使我四叔之子，我的堂弟石夢在報名參軍，各項體檢均合格后政審時，卻因為“有關部門正在調查石野的事”而被取消應征資格；有關部門的多次調查，導致村人對我及全家誤會頻頻，議論紛紛，在四鄰鄉里造成極為惡劣的影響。2004年底，身患癌癥的父親在臨去世時，還曾再三詢問我與鄧的官司情況如何？身為出家人的父親憤慨地說道：這個鄧世祥也太過分了！不認親兒，還如此誣陷別人！這是個惡人。當初他那些做法在我們家鄉造成了很壞的影響，至今還有不明真相的人問我情況，不管有多難，我都要支持你打場官司……如今，我慈善的父親已遠赴天堂，但我的官司至今還是遙遙無期…… 就在我南下四處取證的同時，北京和廣州等地的幾名朋友紛紛告訴我：在互聯網上有個署名鄧世祥的人四處發布誹謗我的有關材料。我趕緊上網查看，果然又是鄧炮制的“杰作”！那網上的所有內容與我在《深圳法制報》、《工人日報》及《家庭》雜志上的如出一轍。我從網易上點擊出有關誹謗文字的同時，且還從其他151家網站中查到了鄧四處張貼的其他誹謗文字。 由于鄧在網上的所謂反映中均留下了我的電話和傳呼，以致許多不明真相的網民紛紛來電對我大加指責和咒罵，令我有口難言。為了保全這些網上的證據，我于2002年7月特意前往北京公證處進行了公證，以便更好地保存證據。 其實，早在1999年秋，鄧世祥就利用在北京學習之機，開始對我進行惡毒攻擊，四處誣陷我“是間諜，現潛伏在京，企圖竊取國家領導人在‘國慶50周年’檢閱三軍的重要情報”。 2001年初，在中國人民大學進修一年新聞返回廣州的鄧世祥以“鄧子龍”和“保羅”的化名混入《新快報》。2001年3月，當有關媒體披露其丑惡行徑后，廣東省委宣傳部紀檢部門及《羊城晚報》又一次將之除名。隨后，神通廣大的鄧世祥又以欺騙手段化名為“鄧子龍”進入了另外一家《信息時報》。他一邊繼續大搖大擺地在廣州做著記者，一邊利用該報的傳真和電話，借以南方日報社社辦和保衛科的名義繼續對我進行誣陷。甚至只要他發現有關報刊登有署名我的文章，他都會追蹤寄信誣告。 見多次“投訴”無人理睬，2001年4月16日，鄧以侵犯其名譽權為名，將《深圳法制報》兩位文章作者以及該文責編一并推上法庭，并獅子大開口地要求同賠償其巨額損失100萬元。 當我接到他的那份洋洋近萬言的民事訴訟狀時，令我又一次目瞪口呆的是，鄧世祥這次竟然在致廣州花都區人民法院的起訴狀和附件中，又一次顛倒黑白，胡編亂造，有恃無恐地制作假證，并對我進行攻擊和誹謗。 面對鄧世祥的狂妄和有恃無恐，我意識到，我再也不能這樣沉默下去了！如果我再沉默，只會更加助長鄧的囂張氣焰。我決定使用法律武器來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要用法律來嚴懲這個肆無忌憚、目空一切的同行！我決定采取刑事自訴的方式將他推上法庭，不但要求司法部門追究其刑事責任，而且要求賠償經濟損失和精神損失。就在我向北京朝陽法院遞交自訴狀不久，鄧也以我和《深圳法制報》侵犯名譽權為由向花都區法院提起訴訟。我在進行答辯準備的同時，決定對鄧世祥進行反訴。 2001年6月30日，我從北京供職的一家報紙辭職，決定南下與鄧打這場官司。在開庭前幾天，鄧世祥還讓人在電話里公然威脅我：你是廣東公安通緝的重大在逃犯，警方正在四處找你，廣州某某部門早在三年前就要抓你!如果敢出庭，警方會當場抓你！11月15日開庭這天，我不但從北京特意趕到廣州出庭，而且作為重要證人的陳良琴也出庭為我作證了！開庭前的十多分鐘，我終于又見到了鄧。只見他背著一只很講究的采訪包，與他的代理律師、南方日報法律部主任劉祥武昂首闊步地跨入法庭。從1999年7月，我還是第一次見到鄧，誰也沒想到，我們的相見竟是在法庭上。 8時30分，法庭準時開庭了。審判長張文益和兩位女法官及一位女性書記員分別進入法庭就坐。由于原告和被告都是新聞記者，同時在旁聽席上參加旁聽的公民中，大都也是來自新聞單位。進入法庭時，一位法警對每一個入庭的人都進行了嚴格的檢查，不讓帶相機、錄音機和攝像機等。緊靠被告席的，是特地從深圳趕來的《深圳法制報》的七八位同仁；靠原告那邊的，是鄧特意帶過來的幾名記者，除了一個叫王道春的記者我認識外，其余的都是陌生面孔，我能感覺到他們對我的敵意。 庭審開始了。審判長讓原告向法庭申請訴訟請求及事實和理由。鄧沒有開口，而是由代理律師劉某慢條斯理照本宣科地宣讀了漫長的訴狀。然后就是作為第一被告的《深圳法制報》進行答辯。第一被告的兩位代理人均為報社的兩位領導，一個是趙龍，一個是劉剛強，兩人不但是記者編輯，而且都是資深律師，對法律知識非常熟悉。 我接著也進行了答辯，并針對原告的所謂事實進行了反駁，并向法庭遞交了一大堆證據。經向法庭提議，被告方的主要證人陳良琴滿面凄涼地走上了法庭。大家都清楚地看到，當陳良琴進上法庭時，鄧的臉色一下子顯得很蒼白，兩腿也不由發抖起來，他的代理律師劉祥武也露出了極為不自然的表情。 陳不但指證了當年鄧是如何利用老鄉和其兄的同事關系騙取了她的信任，將她從北京騙至鄧家、并趁夜深人靜之機強暴了她，她又是怎樣頂著壓力含辱生下了她和鄧的非婚兒子鄧珂；以及目睹鄧帶著臨產的李某公然回到老家生下他們的兒子，并花言巧語地多次欺騙她。同時，陳還當庭出示了鄧和李某的多張親密合影以及鄧在幾年前親筆寫給她的多份情書原件。面對陳的血淚控訴，強作鎮定的鄧世祥雖然幾次不得不低下了頭，但還是聲嘶力竭地狡辯道：我從不認識一個叫李梅的女人，那照片上的女人只不過是他以前的一位女同事；我和陳良琴以前只談過短時間的戀愛，但從沒有和她同居過，更沒有和陳良琴生過兒子。當審判長把他幾年前在廣州寫給在京城的陳良琴的幾封親筆情書拿到鄧的面前，質證那上面的內容是否為他親筆所寫時，鄧顯得手足無措，在鐵的事實面前，他只好小聲地承認，信是他寫的，因為那個時候他與陳談過幾天戀愛；當法官指著上面他為尚未出生的兒子取名的有關內容問他時，他只好低下頭去，嘴里還是不服氣地嘀咕：我從沒有與她生過兒子，我至今還是未婚。為了證實他的未婚，他的代理律師還特意向法庭出示了鄧目前的戶口所在地花都區某街道辦事處出具的一份有關他的未婚證明。 作為主要證人，陳良琴特別就本案的兩件事進行了證明：第一，關于《深圳法制報》文章中所涉及的鄧世祥當初強暴陳良琴的問題，陳良琴在法庭上再三證實，當初她根本不喜歡鄧，是他以欺騙手段將她騙至家中，并利用半夜無人之機，強暴了她。第二，鄧世祥是否欺騙過她的感情并與她同居且生過兒子。陳良琴向法庭出示了鄧世祥當初和她在一起的親密合影、鄧和兒子的有關相片，提供了1994年鄧在她妊娠期間，親筆寫給她的情書，其中有鄧世祥當時為尚未出生的兒子親筆起名的多封情書原件。第三，陳良琴特別證實，她和石野的相識是通過鄧告訴的傳呼機，她只是把她和鄧之間的有關情況告訴了我，好讓我以同事和朋友的身份勸告他；1999年8月份，她帶兒子來廣州后才第一次見到石野，當時還有石野的女友；她當庭痛斥了鄧世祥的誣蔑之辭，并用鐵的事實表明，她和石野絕對沒有像原告鄧所指的“有同居關系、有不正當關系”，這完全是鄧世祥的惡意誣蔑。 第二個出庭作證的是我的女友。女友在法庭上作證：第一，被告石野每次與陳良琴母子見面我都在場，我和石野只是出于同情和義憤幫助他們母子，并援助這對可憐的母子；第二，在此期間我和石野一直是戀愛關系，他絕不可能與其他的任何異性有同居關系或不軌行為，這只不過是鄧因石野在媒體上揭露了他的丑行而對石野進行誣陷而已。 在第一被告答辯完畢后，我當即對原告所訴訟的有關事實進行了一一答辯。同時，我當庭對鄧世祥進行了反訴，并要求其賠償我的精神損失費及其他有關損失共人民幣10萬元。法院當即受理了我的訴訟請求。但當另一被告《深圳法制報》對鄧進行反訴時，法庭以“應回深圳羅湖區起訴”為理由，沒有同意。后來，報社在羅湖區將鄧世祥告上法庭。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后來花都法院卻對我的反訴一直置之不理，同時，鄧的代理人—身為南方日報報業集團法律部主任的劉祥武，竟在法庭上矢口否認鄧世祥曾被南方日報和南方都市報兩次開除過、鄧從來沒有與李梅和陳良琴生過小孩、鄧至今是未婚，云云…… 隨著法庭對有關事實的調查，事情的真相早就浮出了水面。鄧帶來的那幾名記者，在鐵的事實面前，怎么也坐不住了。下午的庭審剛開始，他們都先后離開了法庭。盡管如此，鄧在法庭上還是面不紅心不跳，他的言行舉止激起了眾人的憤怒。 最后，法官向原、被告提出是否接受調解時，鄧馬上表示愿意與我調解，但要我賠他一筆錢；而我則堅決拒絕調解。 鄧當然做夢也沒想到，一向老實的陳良琴會在關鍵時候南下出庭為我作證，他雖然氣急敗壞，但也無可奈何。就在當天晚上，住在招待所的陳良琴，多次接到鄧的威脅電話；隨后，又有一個自稱是鄧朋友的男人打通陳良琴的手機，指責她太無情無義，罵她不該出庭為石野作證，還稱鄧再不好，也是你兒子鄧珂的父親。半小時后，陳良琴又接到一個陌生男人的威脅電話，本來就生性膽小的陳良琴，說什么也不敢再在那個小招待所呆下去了，趕緊向我和女友打電話求援。我和女友當即坐出租車將她接到一個安全的地方安頓下來。為了防止萬一，第二天一早，我送她去深圳，然后從深圳直接坐火車北上。 2001年11月6日，《深圳法制報》也對鄧進行了反訴，并要求鄧賠償有關損失50萬元。 中國行為法學會新聞侵權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遼海律師事務所高級律師谷遼海就此案特別指出：首先，依據法院生效的民事判決書及多次調查采訪的證據所認定的事實進行報道，不構成名譽侵權。《深圳法制報》報道法院的生效法律文書的特許權應給予保護。《無良記者風流成性包“二奶”》(下簡稱“無文”)一文的作者主要是根據河南省光山縣人民法院一份民事判決書所認定的事實，作為基本素材，報道了陳良琴是如何與鄧認識、同居、生育，后來鄧又是如何喜新厭舊，最終致使母子受到遺棄的悲慘遭遇。在生效的民事判決沒有被推翻和否定之前，文章中所反映的主人公“長時間的非法同居”、“非婚生子女的撫養”等事實都是非常確定和真實的。因此，作者和報社不存在任何捏造事實的行為，主觀上沒有過錯。《無》文的主題思想以及報社的編后語是伸張正義、保護弱者、鞭撻丑惡、扶正祛邪，告誡人們引以為戒，從而達到普及和增強公民的法律意識的目的。根據最高人民法院1998的9月起施行的《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的明確規定，新聞單位享有報道國家機關公開文書和職權行為的“特許權”。《無》文屬于批評性新聞報道，文章反映的問題基本真實，原告所認為的侮辱其人格的內容，也主要來自于生效判決。因此，本案不構成名譽侵權。其次，原告的隱私權不應該受到保護。如果原告和文章中的女主人公是正常戀愛或同居關系，可以認為是與社會公共生活無關的私事，即使受到行政處分，傳媒也不宜報道；但事實上，本案原告鄧世祥公然違背社會公德，道德敗壞，長期與兩位女子非法同居，并與她們生兒育女的畸形狀況，是一種丑陋的行為，更違法行為，損害了社會公共利益和法制的尊嚴，報紙和社會大眾予以公開批評、譴責，是完全正當的。因此，原告在訴狀中認為侵犯其隱私權的理由是不能成立的。 時間已過去了三年時間，也不知何故，我們的那個案子，至今都沒音訊。 懷著極為復雜的心情，將滿面憔悴的陳良琴安全地送上了北上的火車后，我心中的一塊石頭終于落下了地。但是我沒有想到，更大的災難卻在后面等待著我…… 三位著名法學家為我做論證 我和律師通過多種途徑收集到了鄧世祥誣陷我的有關材料后，首先于2001年9月底，以個人名義在京召開了一次新聞發布會，向新華社、《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國紀檢監察報》、《北京晚報》及《北京電視臺》等三十多家報社的政法記者公布了鄧對我進行瘋狂誣陷的所有證據，并決定通過刑事自訴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北京大學法學系教授、中國刑法學研究會副總干事、著名法學家楊敦先對此事極為關注，他指出：“鄧世詳的惡行令人發指，其行為已觸犯刑法，理應受到嚴懲。作為新聞記者，應該勇于使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根據石野記者目前所掌握的有關證據及所受傷害的程度，我認為他完全可以以誹謗罪前往人民法院提起刑事自訴，也可以以誣陷罪前往公安機關進行刑事公訴，使作惡者被繩之以法。” 我的代理律師劉月楚認為，從鄧的主觀心理狀態來分析，鄧編造并到處散布虛假事實的主觀意圖不僅僅是想使自訴人石野受到刑事追究，而且也是為了使石野身敗名裂，從而達到損害他人的名譽和人格尊嚴的目的。劉律師說，由于誹謗罪侵犯的是名譽權、人格權，遭受損害的客體的標志是無形的，因而在本案中當事人的人身權利受到嚴重傷害的事實是難以用金錢來計量的。 2001年9月28日，《工人日報》在第三版以《為批評報道遭誣陷 記者維權刑事自訴訟—此為國內首宗記者刑事自訴案》為題，以該報政法記者周興旺的采訪文章第一次向社會作了披露，全文如下： 9月27日，一起關于新聞記者被迫采用刑事自訴來維護自己權益的案件的新聞發布會在京召開。據悉，記者刑事自訴目前在我國尚屬首宗。 今年2月22日，本報新聞周末頭版在顯著位置刊登了署名石野、題為《只能眼睜睜看著負心郎逍遙法外？》的長篇報道，披露了原《南方都市報》聘用記者鄧世祥以欺騙手段迫使姑娘陳小芹（又名陳良琴）與其未婚同居且生育一子后，又同時在廣州與另一名叫李某的女子非法同居，并生育了一子一女的事實；3月14日《深圳法制報》及《現代快報》等數十家媒體紛紛發表或轉載了此文。令人遺憾的是，鄧世祥以報假案、寫舉報匿名信等不同手段，向中央領導及有關部門投信，稱石野“私藏槍支，為黑幫頭目；長期在京搞恐怖活動；詐騙巨額錢財、為廣東警方追捕的負案在逃犯”等等，致使石野身心遭受巨大傷害。在此期間，石野曾多次受到鄧的威脅，幾次受到不明真相的公安部門的立案偵察。經過咨詢國內法律資深專家及有關法官，針對鄧的行為及其對石野造成的嚴重后果，石野決定刑事自訴，以便更好地維護一名新聞記者的合法權益。 中國行為法學會新聞侵權研究會常務副會長谷遼海指出，根據我國新刑法第243條“捏造事實陷害、誣告他人，意圖使他人受到刑事追究，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第246條“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實誹謗他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剝奪政治權利”的規定，鄧的行為令人發指，已觸犯了刑事犯罪，理應受到嚴懲。 隨后，國內多家報紙對此進行轉載，此宗因記者寫批評報道引出的全國首宗新聞記者刑事自訴案由此拉開了帷幕。在此案中，作為原告的我是一名在南北新聞戰線上奮斗了七八年的政法記者，而作為被告的鄧也是一名新聞記者，因此，此案公開后，立即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同時也引起了中國記協及國內眾多新聞單位的注目。 盡管我早知道打起這場官司肯定會有許多阻力和麻煩，但我沒想到，我的這條訴訟之路會如萬里長征一樣，布滿了荊棘，充滿了險惡…… 2001年11月8日，中國第二個“記者節”，這是全國70萬新聞工作者值得慶賀和紀念的喜慶日子。可是這個節日對于我這政法記者而言，卻怎么也高興不起來。11月7日，我向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刑事庭遞交了一份沉甸甸的刑事自訴書，在這份刑事自訴書中惟一的訴訟請求就是：被告人犯誣告誹謗罪，請求法院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當我獲知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已受理我的案件后，令我怎么也沒想到的是，后面的經過會是那樣的曲折和漫長，最終的結果更是大出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