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社保資金審計結果再敲警鐘亟須專門立法

　　審計結果顯示,2011年,18項社會保障資金共計收入28402.05億元,支出21100.17億元,年末累計結余31118.59億元。我國社會保障資金規模不斷擴大,資金總體安全完整,基金運行平穩規范,有效保證了各項社會保障待遇支付。

　　審計發現,在現行制度的監督下,一些地方和單位仍存在著違紀違規問題,部分地區擴大范圍支出或違規運營社會保障資金共17.39億元。部分經辦機構審核不嚴格,向不符合條件的人員發放待遇或報銷費用共18.52億元。另外還有部分單位和個人違規牟取不正當利益。本次審計查出違法違紀案件線索132起,涉及300多人,對上述案件線索,審計機關已依法移送相關部門或地方政府進一步查處。

　　關注理由

　　近日,歷經三個月的深入調研、審計之后,審計署首次在官方網站發布了全國社會保障資金審計結果。本次審計查出違法違紀案件線索132起,涉及300多人。如何評價這份審計公告?從審計結果看,我國社保體系建設情況怎樣?社保資金是否安全?這些問題可以說是時下公眾最為關注的問題。

　　最新一輪的社會保障資金審計結果已于近日出爐,盡管審計部門對此出言謹慎,反復強調當前社保管理所取得的進步和成績,但審計結果依然不容樂觀,于是各大門戶網站上反復出現諸如此類令人玩味再三的標題——“超17億社保資金被挪用專家稱總體安全”。

　　記者通過采訪業內專家了解到,總體上來看,此次審計結果揭示了我國社保監管體制存在的深層次問題,再次給社保監管敲響了警鐘。

　　社保基金被挪用風險尚存

　　審計結果指出,從審計情況看,有關部門和地方各級黨委政府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的各項部署和國家各項社會保障政策,不斷加強社會保障資金監管,管理逐步規范,各項社會保障資金總體安全,基金運行平穩。但由于我國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時間不長,相關制度尚處于推進和完善過程中,社會保障在快速發展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

　　審計結果所揭示的首要問題就是:部分地區擴大范圍支出或違規運營社會保障資金共17.39億元。其中:用于基層經辦機構等單位工作經費5.95億元,用于平衡市級、縣級財政預算1.14億元,用于購建培訓中心和體育場館等2.94億元,用于購建基層單位辦公用房等8590.28萬元,用于購建基層單位職工住房3664.80萬元,用于購買汽車等295.74萬元,用于購置設備等其他支出6623.81萬元,委托理財5.44億元。

　　被挪用一度是社保基金所面臨的最大風險之一,中國政法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告訴記者,在震驚世人的上海社保案之后,被挪用的問題已經“好多了”。

　　但這次的審計結果顯示,社保基金“被挪用”的風險依然存在。

　　此外,與社保基金所面臨的其他風險不同的是,“被挪用”通常是在地方政府或是有關部門“授意”下進行的。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曾有一位負責人公開表示,“直接挪用的情況并不普遍,但應該引起高度重視。我們有的干部風險意識較差,膽子比較大,進行違規操作,但這只是個別的,還有一種挪用情況是地方政府挪用。比如,農村社保基金管理層次比較低,是在縣一級,便經常受到行政干預。為了支持當地建設而出現挪用、拆借情況。應對的措施是誰批準挪用,誰就應該負責收回;誰違規,就處理誰”。

　　記者了解到,目前,被統稱為“社保基金”的資金主要有三部分:其一是作為基本保險的社會保險基金,包括職工養老、醫療、工傷、失業、生育五個方面的基金;其二是由企業和個人繳費形成的企業年金、企業補充醫療保險等補充保障基金;其三是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管理的“全國社保基金”。

　　“基本社會保險基金一直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進行管理。按照1994年國務院《關于加強企業職工社會保險基金投資管理的暫行規定》,基本的養老、醫療保險基金收支相抵后的結余額,除預留相當于兩個月的支付費用外,只能存入銀行或購買國債,不得進行其他直接投資和各種形式的委托投資。而作為補充養老保險的企業年金由于缺乏明確的約束,同時由于基金管理缺乏相對的獨立性,地方擅自挪用的問題比較突出。再加上基本保險和企業年金兩類資金的管理模式和辦法不同,給一些‘蛀蟲’留下了可供操作的灰色空間,本來理應分開的不同性質的資金,卻成為‘蛀蟲’們的左兜和右兜,想從哪邊掏都可以。”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胡繼曄說,此次公布的審計結果說明,靠財政專戶管理社保基金是不夠的,地方政府有挪用的沖動很難抑制。#p#分頁標題#e#

　　對此,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楊燕綏也深有同感。她認為,社會保險基金被一些人錯誤地視為政府預算的一部分,“其實,社保基金屬于‘俱樂部’式準公共基金,不屬于財政預算,地方政府只有補充資金的責任,而沒有動用社會保險基金的權力。而因為無法可依,使得一些地方常以公益之名‘理直氣壯’地挪用基金。”

　　社保欺詐形式多樣頻發

　　此次審計結果還發現,部分單位和個人違規牟取不正當利益。有4家藥品經銷企業通過虛開增值稅發票6.76億元,虛增藥品成本牟取非法利益;6個省本級、75個市本級和226個縣的醫療機構等單位通過虛假發票、虛假病例、掛床住院、濫開藥物、虛報人數等手段套取醫保資金2.87億元;部分醫療機構采取違規加價等方式亂收費1.94億元;有些部門工作人員采取隱瞞人員死亡信息、涂改原始發票、偽造進賬單、提供虛假資料等手段騙取養老金、最低生活保障資金等社會保障資金4419.83萬元。本次審計查出違法違紀案件線索132起,涉及300多人。

　　違規使用醫保卡或者社保卡套現;冒用他人醫保證件就醫開藥;退休人員死亡后繼續領取退休金;重新就業后繼續領取失業保險……這些常見的社保欺詐手段,長期以來并沒有得到有效抑制。

　　廣東省社保部門今年公布的一組數據曾經引起了廣泛關注:廣東全省已經查驗出“死亡冒領”農保待遇787人,重復領取養老金者471人,社保基金被騙保套保涉及金額達5800多萬元。

　　由于監管的不足,一些社保欺詐在各地都有出現,不法分子挖空心思地“鉆”當地政策的漏洞,表現形式各有不同。

　　江蘇省蘇州市滄浪區人民法院的工作人員向記者介紹了江蘇首例醫保詐騙案的有關情況。“門診特定項目”本是蘇州市政府為惡性腫瘤患者專門設定的一項公益性利民服務措施,即用于治療被確認的惡性腫瘤患者的門診所配藥品,都由蘇州市社會醫療保險基金統籌支付配用藥品金額的81%至85.5%。然而,正是這一減輕惡性腫瘤患者醫療經濟負擔的社會福利項目,卻成為了一些不法分子的“搖錢樹”。

　　公訴機關經依法審查查明,自2008年1月至2009年7月之間,被告人蔡某、程某等11人,通過各種途徑取得多名惡性腫瘤患者的城鎮職工醫療保險證、病歷和社會保險卡后,至蘇州市各大醫院掛號并取得醫院處方,利用非法方式,采取共同詐騙或單獨詐騙的形式至該市多家藥房配出合計人民幣近60萬元的希羅達等惡性腫瘤患者專用藥,所配藥品大部分銷贓。18個月內,11名被告人共累計騙取社會醫療保險基金41萬余元,其中蔡某詐騙22萬余元,數額特別巨大;程某詐騙12萬余元,數額巨大。

　　胡繼曄認為,隨著我國社會保險工作的深入開展,社會保險基金的征繳、運營、管理、支付業務越來越繁重,涉及金額也越來越大。由于社會保險基金涉及的環節多、鏈條長,風險點自然增多。一些企業和個人利用當前社會保險業務中容易忽視的環節甚至漏洞,實施欺詐行為,涉及從征繳到支付的各個環節,給社會保險基金帶來不必要的損失。

　　社保基金監管亟須專門立法

　　對于當前社保基金管理存在的問題,記者聯系了河北省衡水市社保部門的一位工作人員。

　　這位工作人員說,現在,財政部門對社保基金的監督,主要精力都放在對存入財政專戶的社保基金的直接管理上,而對社保經辦機構在社保基金征收、支付環節的監管則顯得有些不夠。“另外,財政部門直接參與對社保基金的日常管理,喪失了其監督地位的獨立性,影響了對社保基金監督的客觀公正。”

　　此外,我國社會保險基金監管的信息披露存在一些問題,據介紹,現行文件涉及到社保基金信息披露的規定主要有《社會保險費征繳暫行條例》第十六條:“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至少每年向繳費個人發送一次基本養老保險、基本醫療保險個人賬戶通知單。繳費單位、繳費個人有權按照規定查詢繳費記錄。”第十七條:“繳費單位應當每年向本單位職工公布本單位全年社會保險費繳納情況,接受職工監督。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應當定期向社會公告社會保險費征收情況,接受社會監督。”#p#分頁標題#e#

　　“從這兩個文件的規定可以看出,沒有對公布信息的范圍、指標和方式等詳細情況作出規定,在實際操作中感覺有些模糊。”上述工作人員說。

　　記者還發現,現行社保基金財務管理制度對小額多期挪用仍缺乏制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社保工作人員告訴記者,社保經辦機構完全可以通過向財政部門虛列用款計劃,惡意套取社保基金或者直接截留社會保險費收入,利用收入戶、支出戶來挪用社保基金。

　　在湖南省衡東縣檢察機關查辦的一個案件中,當地一名普通的社保工作人員,利用其擔任社會勞動保險局發放股負責人的職務之便和單位資金審核不嚴的漏洞,采取虛增退休人員姓名、虛增代發工資賬戶再予以冒領的方法竊取國家社保基金,先后作案18次,貪污社保基金332267.84元。

　　長期以來,法學界的一個共識是,必須對社會保險基金的監管進行專門立法,以確保對社保基金的征收、管理、支付、運營等行為作出規范化的監督和管理。

　　“總的來看,社保基金監管是一個系統工程,在通過社會保險法這樣的上位法確立了監管的法律基礎后,還應再加上其他相關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共同構成社保基金監管的法律法規體系。”胡繼曄說,“到目前為止,我們還沒有制定‘社會保險基金監督管理條例’、‘社會保險反欺詐管理辦法’,這些本來應當作為社會保險法的配套法規、規章來規范待遇發放和報銷。由于經辦機構無法可依,造成審查不嚴格,甚至監守自盜。”

　　但楊燕綏認為,現有的社會保險法應該對某些重大問題作出清晰的說明和定位,否則,留給其他配套的相關條例規章或者辦法要解決的問題就太大了,“也不太好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