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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網北京10月6日訊 記者陳麗平 在重陽節來臨之際,記者從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了解到,老年人權益保障法修訂工作正在抓緊進行。
據介紹,近年來,適時修改老年法已成為社會各界的共同愿望。在近幾年的全國“兩會”上,都有全國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提出關于修訂老年法的議案、建議和提案,并呈逐年增加趨勢。
據了解,修訂老年法曾列入國務院2007年立法工作計劃。民政部和全國老齡辦會同有關部委,成立了有十余個部委參加的老年法修訂工作領導小組,并下設辦公室負責具體工作。
老年法修訂工作辦公室收集、整理、研究了國內外相關涉老法律法規和政策,在10個有代表性的省份就老年法適用情況開展了調研,并廣泛聽取了各方面的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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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老齡辦有關負責人接受法制日報獨家采訪透露老年法修訂重點
老年法12年大修 1.53億老人再受益
□新聞延伸
本網記者 陳麗平
又是一年重陽時。
在中華民族傳統節日重陽節前夕,江蘇省海門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員一直很忙碌。他們將2000份“老年人法律服務聯系卡”和有關老年人權益保障法的宣傳品一起,送到全市23個敬老院的老年人手中。
“老年人法律服務聯系卡”的內容包括:法律援助中心地址、值班律師姓名、法律咨詢熱線、法律服務承諾等。司法局向敬老院的老年人承諾:一經申請,有問必答、有難必幫、有求必應、有呼必到,免費提供一切法律服務。
拿到聯系卡和宣傳品的老人們笑逐顏開。也許他們還不知道,他們手中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此時正面臨著重要修訂。修訂后的法律,將使他們的合法權益得到更為有效的維護。
老年人占人口總數11%以上
按照國際通行標準,60歲以上為老年人;老年人占人口比例達到10%以上即進入老齡社會。
根據這一標準,我國在上個世紀末的1999年開始邁入老齡社會行列。隨后,人口老齡化呈加速發展的態勢。據統計,目前我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已經超過1.53億,占總人口的11%以上。
面對人口老齡化所產生的一系列問題,我國將制定相關法律作為有效應對的重要舉措之一。早在上個世紀我國正式進入老齡社會之前的1996年8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就未雨綢繆,通過了我國第一部保障老年人權益、發展老齡事業的專門法律———老年人權益保障法。
“老年法總結了我國老年人維權工作的經驗成果,確立了保障老年人權益,發展老齡事業,弘揚中華民族敬老、養老傳統美德的立法宗旨,明確了保障老年人權益是全社會的責任,規定了老年人在家庭贍養、社會保障以及參與社會發展等方面的權利。”12年后的今天,全國老齡工作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曹炳良接受本報記者獨家采訪時,這樣評價這部法律。
有了全國性法律,地方性法規的立法步伐大大加快。目前,全國31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都出臺了保障老年人權益的地方性法規。
十多年來,老年法得到較好地貫徹實施,在維護老年人權益、解決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問題和矛盾等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世易時移,變法宜矣”
2005年1月5日,我國13億人口日來臨之前,原冶金部副部長王汝林在自家衛生間里被發現,“身邊有大量血跡,已死亡多日”。
老人是因為大出血未得到及時救護而死亡的。這種“空巢”家庭老年人問題,只是近年來伴隨人口老齡化和經濟社會發展出現的諸多新情況、新問題之一。
“12年來,我國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以及人們的思想觀念等各個方面已經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曹炳良說,這些變化一方面為保障廣大老年人的權益提供了越來越好的物質文化條件,同時也對老年人權益保障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p#分頁標題#e#
“現行老年法中的部分規定與形勢發展變化已有不相適應的地方。”曹炳良說。
比如,現行老年法規定:“老年人養老主要依靠家庭”,“贍養人應當履行對老年人經濟上供養、生活上照料、精神上慰藉的義務,照顧老年人的特殊需要”。
“應當說,這一規定符合現行法立法之時我國人口、經濟和社會保障的發展水平以及當時我國廣大老年人養老的實際情況。”曹炳良說,但是,伴隨近年來人口老齡化的快速發展,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的人口遷移,以及計劃生育家庭夫婦相繼進入老年,城鄉老年人家庭小型化、空巢化趨勢日益明顯。
據統計,目前我國純老年人家庭在家庭中所占的比例城市超過了40%,農村達到了38%。而且這一比例還將繼續上升。
“生活自理有困難的老年人數量隨著高齡化的發展不斷增長,照料、精神慰藉等問題越來越突出。”曹炳良說,同時,近年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在保障老年人基本生活方面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所以說,以家庭養老為主的養老模式所依據的社會、經濟、人口和家庭條件已經發生了很大變化。
現行法還有一些規定已經過時。比如,現行老年法規定:“農村的老年人,無勞動能力、無生活來源、無贍養人和扶養人的,或者其贍養人和扶養人確無贍養能力或者扶養能力的,由農村集體經濟組織負擔保吃、保穿、保住、保醫、保葬的五保供養,鄉、民族鄉、鎮人民政府負責組織實施。”
“這一規定與國務院新修訂的《農村五保供養工作條例》有關規定不一致,目前農村的五保供養已由農村集體供養轉為公共財政供養。”曹炳良說。
除此之外,現行法規定“老年人所在組織分配、調整或者出售住房,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和有關標準照顧老年人的需要”。隨著住房分配貨幣化改革的推進,住房保障方式已經發生了巨大變化,由所在組織分配住房已不再是一種普遍現象,該條的針對性和適用性明顯弱化。
同時,老年人生活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也需要通過修訂老年法加以應對。
曹炳良舉例說,近年來涉老侵權案件反映出涉及領域廣、復雜多樣等特點,特別是侵犯老年人人身和財產權益的情況比較突出,尤其是涉及居住權和房產權的糾紛比較多。現行法缺乏對這些新情況的有針對性的規定,使得保護老年人權益沒有有效的法律依據。
此外,一些成熟經驗也應當上升為法律。曹炳良說,比如許多地方法律援助機構在受理有特殊困難老年人的法律援助申請時,在經濟困難標準和受案范圍上適當放寬,并簡化了程序;一些地方法院根據需要設立了老年法庭、老年合議庭等專門機構辦理涉老案件,對一些涉老案件優先立案、優先審理、優先執行等等。
政府社會家庭“一個都不能少”
那么,對于老年法修訂,社會廣泛關注的熱點都有哪些呢?
“在老年法修訂征求意見過程中,強化政府責任、強化社會保障、強化人身和財產權益保障、強化司法保護,是各界反映比較突出的熱點和重點,也是這次修訂老年法我們重點關注的幾個方面。”曹炳良透露。
據曹炳良介紹,此次修訂老年法,要進一步明確各級政府的責任,包括制定老齡事業發展規劃,并將其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規劃。根據經濟發展和老年人口規模增加對老齡事業、老年福利的投入,加強老齡工作的組織保障。改善老年人生活和參與社會發展的條件。加強社會保障,發展和支持老齡產業、慈善事業等。
在家庭養老功能弱化的新形勢下“如何養老”,這是影響老年人生存權益的一個大問題,涉及到我國在養老保障制度上的總體安排,也是此次修法要解決的重要問題。據介紹,按照我國的發展思路,要探索的是如何建立中國特色的“政府、社會、家庭和個人相結合的養老保障機制”。近年來,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取得了新進展,特別是農村的社會保障制度發展迅速。“這些都是影響老齡事業全局和廣大老年人根本利益的重大決策,應當體現到老年法中去,使其變成國家意志,在法律的保證下得到貫徹實施。”曹炳良強調說。#p#分頁標題#e#
他還特別提到,社會照料服務是老年人應當享受的一項特殊而且重要的權利。隨著老年人口高齡化和老年人家庭空巢化,發展養老服務,滿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是我們國家近年來加強老齡工作的一個重要內容。這些年,我國經過探索提出了建設適合國情的“以居家養老為基礎,社區服務為依托,機構養老為補充”的社會為老服務體系。曹炳良說:“修訂老年法時將對這些經驗做法給予總結。”
“我國是一個有著悠久家庭養老傳統的國家,家庭在老年人贍養與扶養中仍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曹炳良說,從我們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出發,堅持家庭養老的基礎地位應當是符合國情的一個長期戰略選擇。同時,政府和社會應當采取措施對家庭養老給予支持。
據透露,針對近年來侵犯老年人人身和財產權益,干涉老年人婚姻自由案件方面表現出來的新問題、新特點,結合老年人的特點和維權需要,老年法修訂時將就此作出更有針對性的規定。
“在修訂法律過程中,還將充分吸收借鑒婚姻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法律中關于救助措施和司法保護的立法成果,結合保障老年人權益的要求,強化老年人權益受侵害時的救助手段以及有關部門在保障老年人權益中的職責和責任,探索老年人司法保護的法律化、制度化。”曹炳良透露說。
目前,社會各界普遍反映現行老年法對法律責任的規定比較“軟”,比較“弱”,從而影響了老年法的貫徹實施。
“在修訂中打算適度強化法律責任的規定。”曹炳良介紹說,總的想法是,凡是在法律中對有關主體的義務、責任做了明確、具體規定的,原則上都要規定相應的法律責任,以保障老年法的規定落到實處。但是,作為社會法,老年法仍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原則性、倡導性的規定,這些規定尚需其他配套法律法規予以細化和落實,老年法只能作出一些銜接性規定,這是由社會法條款規定本身的特點所決定的。
作為老年問題的專家,中國人民大學老年研究所教授姚遠的觀點是,在修訂老年法時要關注老年人中的特殊群體的權益問題,比如農村留守老人、失地老人,城市拆遷中的老年人。
此外,對于社會各界普遍關注的是否規定全國統一的老年人節,或者將重陽節作為我國傳統的敬老節日在法律中進行規定,曹炳良透露說,這還需進一步傾聽各方面意見。
“我們要努力把社會各界具有建設性價值的意見吸收到新修訂的老年法中。”曹炳良說。
本網北京10月6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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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我國龐大的老年人群,實施了12年、“條款比較原則,缺乏明確的法律責任”的老年人權益保障法顯然力不從心,修訂法律已是無需討論的問題。問題在于,老年人權益保護問題,既有道德因素也有法律因素,而現有規定對于哪些行為屬于法律約束?某一行為達到什么程度屬于法律約束等,并沒有一個十分清楚的界定。這也應該是法律修訂過程中應當解決的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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