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李明三北京報道 “我主張政府主導型的醫療體制。但是要在全球經濟發展的大背景下重新設計我們的醫改方案。”3月31日，在一個小范圍的研討會上，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課題組負責人、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教授李玲拋出了新的醫改處方。

　　李玲的建議包括幾項新內容：成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以統籌體制改革；實行垂直的一體化管理以有效配置資源；引進國外品牌醫院以加大競爭壓力；發展包括藥品、醫療器械和服務在內的健康產業，成為國民經濟新的增長點等等。

　　中國醫療體制改革課題組最終設想是要利用大國優勢，創造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醫療服務體系。

　　綜合部門統籌醫改？

　　成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這個設想的出發點是為了解決現行醫療體制下政出多門的弊病。李玲在《中國醫療體制的現狀、問題和對策》的報告中指出，醫療衛生涉及衛生、財政、社保、發改委、商務部、藥品監督、食品監督等18個部門，單靠衛生部一家，很難推動全方位的體制改革。

　　“李玲對中國醫療體制的把脈是準確的，但開出的藥方太大。”針對設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的建議，北京大學中國保險與社會保險研究中心研究員高書生提出了不同意見。他認為在現有部門設置的既定格局下，通過一個凌駕于各部委之上的綜合部門來統籌醫改全局，可操作性不大。

　　高書生曾經參加過城鎮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總體思路的專題研究。他敏感地注意到，在這場持續升溫的醫改大討論中，兩個至關重要的部門——主管醫療衛生資源規劃的發改委和主管醫療衛生投入的財政部——迄今還沒有公開表態。“而恰恰是這兩個部門的態度和取向，將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這場討論的走向和效果。”高書生說。

　　“醫改的核心是資源配置和財政投入。”中央黨校研究室博士趙杰主張醫改分兩步走，先理順財政關系，再調整服務體系。他認為，目前正在推行的社區醫院、平價醫院和新型合作醫療，都只是局部治理，無助于問題的整體解決。

　　“看病難是國家財富分配制度造成的，也有投入機制上的問題。”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社保研究所醫療保險室主任關志強說，下一步的改革應著眼于明確劃清政府在公共事務中的權力和義務，以求得財權和事權的統一。

　　“例如社區衛生，現在已將責任明確落到地方政府的頭上，但在現有中央政府得大頭的分稅制下，地方政府能提供多大的財力？”關志強擔心，“如果財力上得不到保證，再好的方子也是改不下去的。”

　　重點應在防病

　　社區衛生是這次研討會的一個中心話題，與會各方爭論的焦點是，政府主導下的醫療資源應該如何配置。

　　有人在會上提出質疑，設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初衷是分流三級醫院的患者，然而這一預期效果目前還沒有得到明顯的體現。

　　高書生建議按照居民的醫療需求，建立三個層次的醫療服務體系：

　　第一個層次是家庭健康保健，主要負責預防、保健和小病防治，由全科醫生或家庭醫生承擔。費用來源一是每個家庭交納的年費，二是財政部門的定額補助。

　　第二個層次是以目前的社區醫院或二級醫療機構為基礎而組建的慢性病俱樂部，專門負責為診斷明確的慢性病患者服務。經費來源分三塊：加入俱樂部的慢性病患者的年費或會費；社會保障經辦機構和商業醫療保險機構按慢性病病種所支付的定向補助；醫藥研制單位的新藥特藥研制試驗費用。

　　第三個層次是專科和綜合醫院，主要負責大病、重病及疑難病的診治服務，費用包括個人交費和大病統籌等。

　　“這一設想如能付諸實施，不但能實現患者的合理分流，還有助于從根本上扭轉重醫療服務、輕預防保健的傾向。”高說。

　　這一點得到了李玲的認同。中國人均壽命從1949年的35歲上升到1978年的68歲，用不到2%的世界衛生總費用解決了近四分之一世界人口的基本醫療問題。李玲認為，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醫療資源的合理配置：集中投向公共衛生，以預防為主，中西醫結合，重點放在農村。#p#分頁標題#e#

　　引入競爭機制？

　　高書生的三級醫療體系資源配置設想，還有一項重要內容——每個層次都對打破壟斷、引入競爭機制做出了制度安排。

　　“在第一個層次上，我特別強調由家庭來選擇全科醫生或家庭醫生，而且要允許私人診所加入，服務協議一年一簽，如果對服務不滿意，第二年可重新選擇。”高書生說，這對全科醫生或家庭醫生將形成預算硬約束——他們一旦被家庭放棄，損失的不光是聲譽，其年費收入和財政定額補助也會大幅減少。

　　而在第三個層次上，李玲主張有計劃地引進一批品牌醫院，這樣可以對綜合性大醫院形成競爭壓力。“目前的民營醫院對三甲醫院根本沒有壓力，無力打破國有醫院的壟斷格局。”

　　而這一建議遭到了衛生部政策法規司政策研究處處長雷海潮的反對。他認為當前醫改最需要的，是找準能夠用低成本實現高跨越的切入點。“引入境外醫院和競爭機制，好處是有限的。”雷海潮認為這會導致醫療費用的上升并引發醫療安全問題。

　　在李玲看來，中國現有醫療體制除了公共衛生薄弱、償付機制不合理、資本進出渠道不暢、醫務人員激勵機制導向有誤，還有一個重要不足是包括社會監管在內的第三方力量缺失。

　　在政府主導的醫療體制中，到底該由誰來承擔政府監管責任，推動更深層次的醫療體制改革？趙杰認為目前還找不到有效的監管力量。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