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在2016年修改后，與之配套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以下簡稱《實施條例》）經過數年的修訂終于頒布了。這么長的時間才完成《實施條例》的修訂，原因在于需要政策制定者征求和協調各方面的意見，站在國家發展大局和國家治理背景下對各種問題加以審視，從而做出判斷和決策。《實施條例》修訂過程歷時之久，反映了這項工作的復雜性和艱巨性。社會各界期盼該條例的通過和實施，可以有效地落實《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可以推動民辦教育以及整個教育系統的發展。但是，事物復雜性和矛盾關系并沒有消失，所以要做好在實踐中逐步應對新出現的問題和不斷完善管理辦法的準備。?

　　民辦教育經過四十年的發展，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對于解決辦學經費短缺、教育供給不足和促進教育多樣化，發揮了積極的促進作用。隨著民辦教育的發展和壯大，民辦教育的質量在某些學段和某些方面甚至超過了公辦教育，形成了相對優勢。例如，在我國某些地方，小升初時，成績好的學生優先選擇民辦學校，這些生源又多來自收入高的優勢家庭；相反，來自普通家庭成績較差的學生缺少選擇能力，不得不到普惠性的公辦學校去上學。于是，在民辦與公辦學校之間形成一定的階層格局。在高中階段，有些民辦學校采取非常規手段，用高價購買高分復讀生的辦法，提高自身的升學率，或者采取不符合學生成長規律的辦法，通過減少休息時間來延長學習時間，用傷害學生身體作為代價來換取考試高分。上述問題是不能完全依靠市場競爭機制來解決的。眾所周知，社會分化在拉美國家有突出的反映，社會優勢人群的子女先選擇繳費的優質私立中小學接受教育，然后再進入免費或低收費的優質公立高等學校，形成了與貧困家庭孩子不同的發展路徑。2007年，我隨教育部的一個代表團去墨西哥和智利考察，耳聞目睹地注意到了這種差異格局。由于中國和拉美之間的相似性，有些人將我國教育的發展狀況比喻為“拉美化”，這是一種警示。?

　　收入差距的拉大和階層的分化和固化，一直是各國政府予以避免和解決的問題，因為它是造成社會矛盾和沖突的根源。教育對于社會分層的后置性特征被認為是改變社會成員出身先賦差距的手段，但是如果教育不但不能發揮縮小社會差距的作用，反而演化為維持甚至擴大社會差距的手段，則自然會使人感到擔憂。哥倫比亞大學亨利·列文教授提出評價私立教育發展的四個指標，它們分別是：擴大教育選擇機會、提高教育資源配置效率、增加社會公平和增強社會凝聚力。在四個指標中，有兩個指標與效率有關，另外兩個指標與公平有關。可見，任何國家在發展私立教育時，都要兼顧和平衡效率與公平之間的關系。在某些國家，私立教育與優勢人群聯系在一起；相反，在另外一些國家，私立教育則與弱勢人群相伴。這些國家的政府就面臨著破除這種固化關系的責任。?

　　許多事實和相關研究表明，控制和縮小社會差距已經成為我國新時期需要特別關注的一個問題。這在《實施條例》中就有所體現，政府想要通過該條例的頒布，促進公辦與民辦學校之間的有序競爭，更好地維護教育公平。《實施條例》第三十一條指出，民辦學校要“與公辦學校同期招生”，“實施普通高中教育的民辦學校應當主要在學校所在設區的市范圍內招生，符合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門有關規定的可以跨區招生”。“實施義務教育的民辦學校不得組織或者變相組織學科知識類入學考試，不得提前招生”。這些管理措施就是上述意圖的具體表現。?

　　我國民辦教育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印證了私立教育發展過程中選擇優勢的規律。具體到我國就是，在過去，民辦學校可以采取提前招生和擴大招生范圍的途徑，從而擴大優質生源，在教師招聘過程中，也可以采取高待遇等措施，從而吸引到優質師資，在優質師生結合情況下，形成了民辦學校的優勢。相反，公立學校則處于選擇的劣勢端，成為學生的次優選擇。《實施條例》期望保證公辦學校與民辦學校在招生時處于同一起跑線上，避免民辦學校與高收入階層的結合、公辦學校與弱勢人群的結合。?

　　在《實施條例》的規范下，是否會完全或者很快扭轉過去的態勢，仍然需要經過社會實踐來加以檢驗，也需要政府部門的智慧行為。但是，對于民辦學校而言，無疑面臨著新的挑戰和機遇，迫使其將從過去選擇優勢走向社會責任。在失去擇優的情況下，民辦學校只有增強其社會責任感和公益性，學會幫助弱勢群體學生獲得成長和發展，才能具備新形勢下的競爭能力，繼續其辦學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