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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恩磊運輸毒品案辯護詞

來源: 律霸網整理?寧司 · 2020-07-13 · 351人看過

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相關規定，河南天風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被告人明恩磊父親明勇的委托，指派本人擔任明恩磊的辯護人出庭參加今天的訴訟活動。通過法庭調查，大家都已很清楚，這起案件案情并不復雜。如果嚴格遵守罪刑法定和疑罪從無原則，從本案證據來看，我的當事人是無罪的，但考慮到我們國家的現實國情以及本案的一些特點，我暫作有罪辯護。
本辯護人認為，1，起訴書對明恩磊關于運輸毒品罪指控是不當的，因而其適用的法律條款也是不當的，本案充其量也只能按刑法348條規定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2，本案在證據上不是證據不足就是多處存疑；3，如果以運輸毒品罪論，本案的主犯是什么人沒確定，更一個也沒抓住，明恩磊運輸毒品的上下線不清楚，這樣，明恩磊的犯罪地位應如何確定？主犯又是誰？本案算不算已經破案？4，明恩磊年齡剛過18歲，屬青少年犯罪范疇，又是初犯，偶犯，他自己也是毒品犯罪的受害者，此次攜帶的毒品沒有擴散到社會上去，社會危害程度并非十分嚴重，這種人顯然不是刑法相關規定以及立法精神實質中從重量刑和首要打擊的對象；5，從未來意義和有利于對主要毒販的打擊和追究意義上講，明恩磊是一重要證人，如果按運輸毒品罪論處，明恩磊則有可能被處以極刑，這樣小的小孩子而且是偶然失足的小孩子被殺了，而真正意義的毒販則逍遙法外，這符合立法精神嗎？這符合公平正義原則嗎？這有利于追究和打擊更惡劣的毒品犯罪嗎？答案應該是很明確的。因此，上述觀點請合議庭在合議量刑時給予充分的考慮。
本辯護人提出這五個觀點，不是隨便說說，也不是因為自己是律師，要簡單而單純地去幫當事人說好話，而是結合本案的案情，并查閱了大量的法律文獻，研究了相關的判例，經過慎重考慮之后提出來的。現在，我主要圍繞這五個觀點發表具體的辯護意見，以供法庭合議時參考。要說清楚這五個問題，可能要占用審判長、審判員及在座各位的一些時間。從司法公正的角度考慮，請審判長、審判員繼續給我充分發言的機會。現在，我首先陳述第一個觀點。
一、控方指控被告人明恩磊構成運輸毒品罪定性不當，本案只能適用刑法347條規定定性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我們先來看一下法律對運輸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怎么規定的，即什么是運輸毒品罪，什么又是非法持有毒品罪？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運輸毒品罪，是指明知是毒品而采用攜帶、郵寄、利用他人或者使用交通工具等方法非法運送毒品的行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指明知是鴉片、海洛因或者其他毒品，而非法持有且數量較大的行為。”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這兩個罪之間既有聯系又相互區別。它們的聯系是：前者以后者為前提，不持有毒品就不可能運輸毒品；而運輸毒品表現為在一定時期內的持有毒品，在客觀行為上具有重合性。而兩者的區別在于：前者的本質在于非法運送，后者的本質在于單純持有；前者毒品的來源清楚，行為人的目的明確，具有營利性，后者則毒品的來歷不明，行為人目的模糊，具有不可求證性；前者與走私、販賣毒品犯罪存在手段和目的上的關系，后者與走私、販賣毒品犯罪沒有可以證明的關系。在這個案子中，控方指控我的當事人涉嫌攜帶毒品乘坐汽車，他的行為是構成運輸毒品罪還是非法持有毒品罪呢？我認為，從運輸毒品罪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法條規定和立法精神出發，結合本案的具體情況具體分析，本案只能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而不是運輸毒品罪。具體來說，有以下五點理由：
第一、本案沒有證據證明明恩磊的行為以“非法運送”為目的，不具備運輸毒品罪的主觀構成要件，控方的指控僅能證明明恩磊對毒品的“單純持有”，與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符。我們都知道，運輸毒品罪在主觀方面的構成要件之一是：行為人以“非法運送”為目的，這是其區別于非法持有毒品罪的重要特征。“非法運送”包括了為誰而運，運往什么地方，送給什么人，也就是說，毒品的來源要明確、送往的地方要明確、送給什么人也要明確。在本案當中，控方指控明恩磊攜帶的298克毒品是從哪兒來的呢？怎么來的呢？是明恩磊買的，還是別人買好讓其攜帶的呢？這個別人是誰呢？這些毒品倒底是受什么人之托，替什么人攜帶的呢？這些問題剛才的法庭調查已經清楚地告訴我們，查獲的毒品既不是明恩磊的，更不是明恩磊買的，是什么人托他攜帶的以及帶給誰的等都不清楚，沒有任何證據來證明這些很實質性的問題。從本案庭審所展示出來的情況看，明恩磊攜帶了毒品從表面上看很象是真的。最起碼他知道他攜帶的是毒品。但是，這里有兩個很重要的問題：第一，知道攜帶的是毒品，和事實上攜帶的就是毒品，在證據學和法律上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也產生完全不同的法律后果。
第二，攜帶毒品和運輸毒品也是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這個道理就象攜帶行李前往貴陽不等于將行李運往貴陽一樣簡單。前者在目的上存有多種可能性，可能是用來吸食、也有可能是運送、或者是販賣、走私、轉移、窩藏等等。我們不能單憑在交通工具上查獲了毒品這一形式條件就不假思索的聯想性把個體行為定性為“運輸毒品罪”。辦理刑事案件是要重研究，講證據的。在本案中有證據證明的明恩磊的行為只能是其攜帶了毒品，而不能證明“非法運送”或其他。第二、本案沒有證據能證明明恩磊的行為是為了牟利，與運輸毒品罪目的明確具有營利性的特征不相符合，相反，明恩磊的行為目的具有潛在的多種可能性和不可求證性，與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相一致。控方關于 “被告人明恩磊為獲取非法利益，非法運輸毒品海洛因298克的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之規定”的指控在證據學和法理學意義很牽強。運輸毒品罪和走私、販賣毒品罪一樣，都是營利型犯罪，犯罪的最終目的就是為了獲取非法利潤或報酬。被告人運輸毒品，目的是通過運輸這一中介手段，與走私、販賣毒品犯罪相銜接，獲取非法利潤或報酬。被告人冒著坐牢、殺頭的危險，不惜以身試法，運輸毒品，不是為了牟取暴利，還能是為了什么？不以牟利甚至牟取暴利為目的的“運輸”是根本不可能存在的，也是違反人之常情的，除非行為人根本不知道所運輸的是毒品。控方指控明恩磊涉嫌攜帶毒品，構成運輸毒品罪，但沒有證據證明明恩磊所持毒品的來源、價格、去向，更沒有充分證據證明明恩磊持有毒品是為了牟利以及牟取暴利。明恩磊自己的供述沒有相應的證據去印證，換句話來說，本案沒有證據證明明恩磊行為的目的是為了獲取非法利潤或報酬，不具備運輸毒品犯罪的營利性特征。相反，本案已查獲的證據只能說明：明恩磊持有毒品的目的具有多種可能性和不可求證性，這和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是一致的。
第三、運輸毒品與走私、販賣毒品之間存在手段和目的的關系，本案沒有證據證明明恩磊的行為是為了走私、販賣毒品，不符合運輸毒品罪的特征，相反，明恩磊的行為與走私、販賣毒品犯罪沒有可證明的關系，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在其他所有國家、地區的刑法典中，運輸毒品并不是一個獨立的罪名，運輸毒品包含在走私、販賣毒品罪的規定之中。究其原因，運輸毒品只是作為走私、販賣毒品的手段，依附其而存在。我國刑法之所以單列運輸毒品罪，從立法本意來看，是基于走私、販賣毒品離不開運輸毒品這一手段，為了有效遏制走私、販賣毒品犯罪的發展勢頭，斬斷毒品犯罪的黑手而設立此罪名的。中外刑法典關于毒品犯罪的立法規定表明：運輸毒品和走私、販賣毒品之間毫無疑問存在手段和目的的關系，大量的毒品犯罪案例充分印證了這一點。本案沒有證據證明明恩磊持有毒品是為了走私或者販賣，與運輸毒品罪的特征不符，也沒有證據證明明恩磊的行為與走私、販賣毒品有什么其他聯系，也就是說與上述犯罪沒有可證明的關系，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特征。
第四、本案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該罪的立法精神。 1990年12月28日，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頒布《關于禁毒的決定》，設立了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這一規定在1997年《刑法》中得到體現，法律之所以這樣規定，無非是基于以下立法背景：毒品犯罪具有隱蔽性強，取證難，危害性大、發展勢頭日益嚴重的特點，毒品犯罪案件破獲后犯罪人往往拒不供認毒品的來源、走向和行為目的，根據已經查獲的證據很難認定其構成走私、販賣、運輸或窩藏毒品犯罪，為不致于放縱犯罪，同時也為解決存疑毒品案件的處理問題，因此通過立法的形式規定了非法持有毒品罪。《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禁毒的決定〉若干問題的解釋》明確規定，“根據已查獲的證據不能認定非法持有較大數量毒品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或窩藏毒品犯罪的，才構成本罪”，這就是非法持有毒品罪立法精神的體現。在本案當中，根據已查獲的證據不能認定明恩磊持有可能的毒品物質是為了進行走私、販賣、運輸或窩藏毒品犯罪，其行為目的具有模糊性或者說不可求證性，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符合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精神，反過來，如果定為運輸毒品罪，就悖離了立法的本意。而且，設立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罪名，是為毒品來源、去向、目的不明的存疑毒品案件的處理提供解決辦法，是建立在認識事物規律的哲學基礎之上的，即：人們的認識水平只能最大限度地接近事物真相，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窮盡事物的全部本來面目。法院判案根據的只能是已查明的證據，就本案既已查明的證據來說，充其量也只能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而不可能是運輸毒品罪。
第五、大量的相關判例和權威人士的評述表明：類似本案的行為定非法持有毒品罪，體現了該罪的立法精神。 “運輸毒品”是一個法律概念，它有特定的法律內涵，正如我前面所講，構成運輸毒品罪，必須具備相應的主客觀構成要件，不能想當然地望文生義，簡單的“對號入座”，不能不加思考地認為只要是攜帶毒品乘坐交通工具從一地到外地就是運輸毒品。尤其是對本案這樣在定性上容易混淆的案件，更不能停留在案件事實的表象認識層面上，不然的話，很容易導致對法條理解上的偏差。關于這一點，已有大量權威的判例。
有這樣的一個判例：糾察隊員在某次旅客列車上進行安全檢查時查出旅客覃軍攜帶的行李包中藏有一包海洛因，重約200克。檢察機關以運輸毒品罪起訴。法院審理后認為：覃軍非法持有毒品海洛因的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其行為已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有關法學專家對此案的評述是：《刑法》規定非法持有毒品罪的立法目的就在于對那些非法持有較大數量毒品又不能說明其持有毒品的目的、來源，又無證據證明其構成走私、販賣、運輸、制造毒品罪或者窩藏毒品罪的行為進行刑事處罰，本案無證據證明覃軍構成上述任何一種罪，應認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此判例參見莫澄真主編《實用法律案例評點.刑事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5-217頁）。
還有一個判例：1994年9月10日，被告人石躍攜帶海洛因從福建省廈門市乘坐開往南京的322次列車，次日下午7時許到達南京。石躍在南京火車站一號站臺西側地道出口處被公安機關查獲，從其隨身攜帶的旅行包內搜出海洛因281克，現金人民幣26494.46元。南京市人民檢察院以被告人石躍犯有運輸毒品罪起訴，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理后認為：由于尚無證據證明石躍非法持有毒品是為了販賣或非法運送，故本案應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定性。最高人民法院中國應用法學研究所對此案的評述觀點是：不能認為凡是隨身攜帶毒品又乘坐交通工具從甲地到乙地的人都是毒品的運輸者，應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要認定這種人是運輸毒品的罪犯，還必須查明他是為誰運輸毒品，企圖把毒品運送給何人。本案被告人石躍雖然非法持有數量較大的毒品，并且是在交通運輸線上被查獲的，但是除了非法持有毒品這一事實有充分證據能夠證實外，尚無其他證據可以證實石躍是在非法運送毒品，也無其他證據可以證實石躍是在走私、販賣或者窩藏毒品。因此，法院以非法持有毒品罪對他定罪處罰是完全正確的（此判例參見《人民法院案例選》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1996年第四輯第45-47頁“石躍非法持有毒品案”）。
大家可以看出，上述兩個判例和本案多么的相似！它們判案的依據都是：攜帶毒品乘坐交通工具，據已查獲證據不能認定為構成運輸、走私、販賣、窩藏毒品罪的，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是該罪立法精神之所在。雖然中國不是實行判例法的國家，“遵循先例”也不是判案依據和要求，但是，這并沒有否定在判例中體現出來的法律規定、學理解釋和立法精神對相關案件的借鑒作用，也沒有否認法官在解釋、運用和完善法律中的作用。以上我所舉的兩個判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難道不值得本案借鑒和參考嗎？本案的審理難道不可以從上面兩個判例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啟發嗎？從我上面所講的五點理由來看，本案充其量也只能定非法持有毒品罪，不可能構成運輸毒品罪。就算退一步來說，即使有人對本案應定非法持有毒品罪還是運輸毒品罪存有疑問，按照此罪與彼罪、重罪與輕罪定性有疑問時，按輕罪處理的“疑罪從無，疑罪從輕”原則，本案也只應該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
二、從“量”的方面看，本案證據明顯不足，從“質”的方面看，本案控訴證據的可靠性值得懷疑，僅憑這一點，從“疑罪從輕”原則出發，就可以定為非法持有毒品罪。
其一，本案中最直接的證據只有有兩樣，一是明恩磊自己的口供，二是“海洛因”的品質鑒定。關于被告人的供述，刑事訴訟法第四十六條有明文規定，“ 對一切案件的判處都要重證據，重調查研究，不輕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沒有其他證據的，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沒有被告人供述，證據充分確實的，可以認定被告人有罪和處以刑罰”。被告人關于運輸或持有毒品的供述是單一的，沒有其他證據予以明確佐證；關于海洛因品質《鑒定書》，這份證據上有一個很明顯的問題，那就是送檢的海洛因怎么能證明就是2005年10月1日在明恩磊包里查獲的物質？查獲的時候沒封存檢驗樣品，沒經過明恩磊確認，送檢的時候是否存在偷換是很難說得清楚的。明恩磊作為一個剛過18歲的孩子，他并不知道什么是海洛因，只是人云亦云而已，說句不怕大家笑話的話，本辯護人四十多歲了至今也沒有真正接觸海洛因這個東西，你就把白灰面說成是海洛因，在沒有化驗確認前我都不清楚真假，更何況是年僅18歲的明恩磊呢？這樣，這兩項所謂的主要證據都不能作為本案定案的根據，更不能發生法律意義上的印證。還有，司法鑒定是有其特定的法定程序的，鑒定者的鑒定依賴于委托人的委托，本案所涉及的鑒定書，從嚴格的委托和鑒定意義上其實是一份沒有任何法律效力的文書，偵查卷的第024頁是一份鑒定聘請書，鑒定聘請書明確寫明“請于2005年10月17日前將鑒定情況和結論寫成書面材料送交我局，而這份鑒定書的完成時間是2005年10月28日，超過了委托時限11天之久。無須贅言，這樣的鑒定當然是無效的。還有，在這個鑒定書的“檢材情況”一欄有這樣的表述：“從‘毒品’298克中提取”。眾所周知，鑒定書是什么意義的文書？客觀性和科學性的要求有多高，本辯護人在此不想多說，就這句話，我們可以看出這個鑒定者的科學性和嚴謹性有多高，沒檢驗你怎么知道是“毒品”？你怎么知道是從298克中提取的？是你親自提取的，還是看著提取的？，還是根據送檢文書地人云亦云？鑒定文書允許這樣人云亦云嗎？如此粗枝大葉、不符合程序規范的鑒定書怎能讓人信服？又怎么能作為本案定案的主要根據呢？
其二，如前所述，本案如果是運輸毒品，那么，上線是誰？誰讓運的？運給誰？都不清楚，不僅沒有證據能完成證明，而且，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的有關司法通知，共同犯罪案件的主犯未抓獲的，不能稱為破案，換言之，本案并不具備結案條件，因為對明恩磊的關押時間已經超過法定時限，辦案機關如果要繼續偵查，就應當對明恩磊改變強制措施，否則就只有撤案放人。
其三，明恩磊“為獲取非法利益”的證據是什么？就僅憑他自己的口供說的不清楚是什么人的那個人口頭答應他事成之后給他七、八千錢的報酬這個單一的供述性的東西來確定嗎？顯然不能！指控明恩磊“為謀取非法利益”的證據明顯不足。基于此，辯護人認為，要想成立運輸毒品罪的指控，控方有責任完成關于毒品是誰托運，運給誰？運的到底是不是毒品？是什么毒品？運送這些毒品的目的是什么？本案的主犯是什么人，在哪里？等等的證明，本案中，從控方目前提供給法庭的證據上看，遠遠達不到這個要求，充其量能證明被告人明恩磊持有了他自己認為是毒品以及警方也懷疑是毒品的物質。
三、被告人明恩磊年僅18歲系初犯、偶犯，也是毒品犯罪的受害者，人身危險性不大，其所持毒品海洛因很未擴散到社會，社會危害程度并非十分嚴重。建議量刑時作為從輕情節給予充分的考慮。首先，明恩磊的人身危險性不大。對人身危險性的涵義應該怎么理解呢？從法律角度來說，人身危險性指的是犯罪人再次實施犯罪行為的危險，是指犯罪人的屬性，它和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統一的，都是影響定罪量刑的重要因素。從年齡上看，明恩磊剛剛下學外出打工不久，根據其所在學校和所在街道的證明，這個剛滿18歲的勉強地能稱之為青年的小孩在學校和社會上的表現是良好的。一踏入社會受壞人誤導一腳踏入了一個幾乎能致其于滅亡的陷阱之中，其警醒、恐懼和悔罪程度不難想象。這樣的年輕人從輕判處后，仍然可造就為社會的有用之人。其次，從黨和國家對青少年犯罪立足于教育、挽救，教育為主，懲辦為輔一貫刑事政策出發，對明恩磊這樣的犯罪人，也應從輕追究和判處。其三，從本案被告人的供述情況來看，不僅可以反映出被告人認罪的態度老實，也能看出他是在什么樣情況被壞人的誘導、利用下在不知道什么是海洛因以及不知道這種行為可能給自己給社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的情況下而稀里糊涂地誤入犯罪道路的。我們在依法懲治這個孩子的行為的同時，更多的是恨這個孩子不爭氣，也值得同情，更多的是更加憎恨教唆、利用明恩磊犯罪的真正的毒販。從這個意義上講，明恩磊不應該從輕追究和判處嗎？辯護人認為，是應該的。
四，本案中，我們雖然沒搞清教唆、利用明恩磊犯罪的人以及給他提供毒品的人是誰，但是，明恩磊畢竟見過這些人，在打擊這些真正的毒販時，明恩磊是重要的線索和證人，如果對明恩磊錯誤定性甚至對明恩磊處以了極刑不僅不利于打擊更嚴重的犯罪，甚至在客觀上放縱了真正的毒梟，對社會，對未來極其有害。因此，也應該對被告人明恩磊正確量刑，從輕判處。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在結束我的發言之前，本辯護人還要講這樣兩點：一是本案的審判規格已經提高，貴院審理的一審刑事案件一般來說都是處以重刑的案件，但是，正因為貴院是本地區中級法院，審判水平和法官素質要比基層高得多，所以更應該依法“慎處”的案件，然而本案控方定性不當，而且證據存有疑點，嚴格來說，根據罪刑法定以及疑罪從無原則，明恩磊并未構成嚴格意義上的犯罪；結合本案特點以及我們國家現實國情，充其量也只是構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沒有任何理由構成運輸毒品罪。而且被告人明恩磊的人身危險性小，其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并非十分嚴重。總之，本案是一件沒有任何理由重判的案件！請法庭在量刑時給予充分考慮。第二，我還想著重強調這么一個事實，明恩磊的父母都是老實巴交的下崗工人，其家庭十分困難。今天在座的不是人父人母，就是人子人女，十月懷胎不易，18年養育更難啊！明恩磊是困難家庭中的獨生子女，拳拳舔犢之情，殷殷報母之義足以感念蒼天。誰家的孩子沒有捅漏子的時候，誰家的父母不望子成龍？我們小時候又何嘗沒有由于不懂事而氣得雙親欲哭無淚，如果被告人明恩磊的行為真的不殺不足以平民憤、正國法也就罷了，如果，他的行為如我在前面論述的那樣依法并不屬于極重之罪，要是錯判了，我們又在制造什么樣的人間慘劇呢？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去以人性、黨性、司法屬性和理性的心態去認真研究和綜合評判本案呢？！我相信我們的法官是公正的，相信貴州省的人民法院也同樣是國家最公正的殿堂！公正的法官和公正的殿堂一定會作出最合法、公正的判決。
我的第一輪發言完了，謝謝！

河南天風律師事務所魯義剛律師
二00六年三月十四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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