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我國看守所的中立
北京市紫光達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 倪澤仁
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收集對犯罪嫌疑人有利或不利的證據，查明案件真相是通過公安機關和檢察院以及其他偵查機關實施一系列偵查行為來進行的，尤其是在發現犯罪嫌疑人后，偵查機關有權對其采取拘留、逮捕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強制措施，并在羈押期間對其進行訊問。但是訊問過程是不存在中立的第三方監督、只有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在場、律師無權參加和秘密封閉式進行的過程，再加上訊問者－偵查人員有國家權力支持，被訊問者－犯罪嫌疑人只是代表公民個人，二者處于不平等地位，因此，在這一過程中犯罪嫌疑人人權最容易受到偵查機關的侵犯，其中又以刑訊逼供、暴力取證等司法暴力行為最為突出。針對這一問題，學界提出了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賦予辯護律師訊問在場權、對訊問過程進行全程錄音錄像等設想。上述措施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防止偵查機關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但其作用有限，本文中，筆者主要探討看守所中立對防止偵查人員的司法暴力行為所發揮的關鍵性作用。 一、看守所中立的概念和由來西方的自然正義原則早在古羅馬時代和中世紀就被人們所接受，它有兩項基本的要求：（1）任何人不得在涉及自己的案件中擔任法官；（2）必須聽取雙方當事人的陳述。 其中就已經揭示出了中立的基本含義，即法官不得和任何一方當事人存有可能影響司法公正的聯系，應當平等地對待雙方當事人的意見。我國也有學者根據自然正義原則和正當程序原則總結出刑事審判程序的最低限度公正標準，其中的中立原則和程序對等原則都要求裁判者對各方程序參與者一視同仁、平等對待，分別又被稱為“靜態的平等對待”和“動態的平等對待”。 由此，筆者認為，中立包括靜態中立和動態中立，靜態中立是指第三方對待存有爭議的雙方當事人應當保持一種不偏不倚的態度和地位；動態中立是指第三方應當賦予雙方當事人平等的機會和權利，平等處理雙方當事人的意見。但是，不論是自然正義原則的要求還是我國學者的論述，都是針對審判程序中法官中立而言的，其實，中立原則不僅只適用于審判程序，而且對整個刑事訴訟過程具有全局性意義，只不過偵查訊問、提起訴訟等過程中中立性的表現不同于審判程序而已。審判程序之前的偵查程序中，警察依法拘留、逮捕犯罪嫌疑人之后，符合羈押條件的，依法將其羈押在一定的場所，以便為了收集證據對其進行訊問，這也叫未決羈押。鑒于警察和犯罪嫌疑人處于天然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偵查訊問過程中的中立原則主要體現為由羈押場所管理者作為中立的第三方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而限制警察的權力，從而平衡雙方的訴訟地位。在我國，羈押未決犯罪嫌疑人的場所是看守所，因此，看守所中立是指，避免看守所被偵查機關直接控制而讓它獨立化，并由看守所設置強制性訊問隔離措施將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隔離開來，從而預防偵查人員司法暴力行為和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權利的機制設置。筆者關于看守所中立的構想是源于國外的一些法律規定，但首先需要明確的是，不同于我國拘留、逮捕行為必然導致羈押的后果，在國外，拘留、逮捕只是一種強制到案的手段，不必然引起羈押的后果，羈押是一種單獨的強制措施。在英國、我國香港地區和日本早已不同程度的存在類似于看守所中立的制度，并且能對偵查活動的合法性進行有效的監督。英國的警察分為偵查警察和羈押警察，前者負責實施具體的偵查行為，如訊問犯罪嫌疑人、執行逮捕、進行搜查和扣押，后者負責維護被羈押人的福利待遇和基本權利，一般不承擔具體的調查工作，長期駐守在羈押場所，具有高于偵查警察的警銜和相對于后者的獨立性。 羈押警察也叫羈押官、看守官，負責保證被羈押人的待遇按照法律和規程辦理；在偵查警察將嫌疑人帶到他面前時，有責任監督法律規定得到遵守和對嫌疑人進行必要的人身檢查；有權要求偵查警察說明逮捕嫌疑人的原因和對是否需要關押作出決定并制定書面記錄；有義務告知嫌疑人享有的權利，如會見律師權和律師訊問在場權；有義務告知相關的人嫌疑人被關押的情況；以上行為和之后一切與嫌疑人的接觸都要記錄在案，必須標明時間并簽字；由一名高級別的羈押官定期對羈押時間是否延長進行復查。 我國香港地區的法律具有英美法系的特點，香港的收押所（相當于內地的看守所）屬于懲教處管理，警方不能隨便審訊自己偵辦案件的涉嫌當事人，只能向懲教處申請會見，若當事人拒絕會見，警方則可向法庭申請將其帶回警署訊問，香港的收押所是獨立于警署的。 在日本，依照法律，逮捕犯罪嫌疑人后的羈押場所原則上應是法務省設置在各地的拘置所。1908年日本制定監獄法時，鑒于當時拘置所不足，允許在特殊情況下可以使用警察留置場以代替拘置所。這稱為代用監獄制度。當時日本國會考慮到代用監獄可能產生的弊端，曾明確表示將來不將其作為監獄制度的一部分。但是該制度在運用中卻將本應在例外情況下才能使用的警察留置場作為通常情況下羈押被疑人的場所。在實踐中，羈押被疑人約90％是在警察署的留置場，到調查終結往往長達10至20天，甚至更長時間（有的案件超過10天）。由于負責偵查、調查的警察同時也管理羈押事項，因而在長時間內支配著被拘禁人的全部生活，就很容易利用這種權力逼取自白。1980年日本政府要求警察機構將偵查部門與監管部門分開，以防止上述弊害發生。1991年4月23日東京高等法院在一起宣告無罪判決的案件中指出，代用監獄是很容易發生逼取自白的制度，對其使用需要慎重考慮；必須使犯罪偵查和拘禁事務在各自獨立的基礎上正確的進行。日本法務省已就修改監獄法提出了《刑事設施法案》和《留置設施法案》，日本律師聯合會分別于1991年和1992年提出了《代用監獄廢止綱要》和《刑事處遇法案》。盡管雙方提出的法案基于各自的立場而有很大差別，但代用監獄制度的廢除，已成為日本立法亟需解決的一個課題。 二、看守所中立的功能分析關于如何防范偵查人員實施的以刑訊逼供等司法暴力行為為中心的侵犯犯罪嫌疑人人權的違法行為，學者們提出了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賦予辯護律師訊問在場權和對訊問過程進行全程錄音錄像等對策，但比較看來，筆者認為看守所中立使偵查人員失去了對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的隨意支配權，最能防止犯罪嫌疑人人權被偵查人員的司法暴力行為所侵犯。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使他有權拒絕回答偵查人員的一切問題，以刑訊逼供獲得的供述不得作為指控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這在一定程度上固然能遏制刑訊逼供，但犯罪嫌疑人也有權主動放棄沉默權，這一點容易被偵查人員利用，即通過刑訊逼供迫使犯罪嫌疑人開口并逼其承認是自己主動放棄沉默權的，而且在我國證明刑訊逼供的存在又是由犯罪嫌疑人負舉證責任，實行起來有很大困難。因此賦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權對遏制刑訊逼供作用有限。再拿辯護律師在訊問時有權在場來說，雖然律師監督能防止偵查人員在訊問過程中對犯罪嫌疑人進行刑訊逼供，但偵查機關完全可以在律師在場時采取合法的訊問手段，在律師不在場時采取刑訊逼供等非法訊問手段，這一辦法還是不能最大限度的杜絕刑訊逼供現象發生。至于對訊問過程進行全程錄音錄像，在我國現行的偵查機關和看守所一體的體制下，不論是將錄音錄像的設施安裝在檢察機關的辦公場所或辦公樓內，還是在看守所內的審訊室，都等于構建了一個不受第三者監督的、僅僅依靠內部制約訊問程序的封閉體系，如此改革，使得偵查機關在行使偵查權的環節上將沒有任何機關依法制約，取而代之的是依靠偵查人員自身對訊問活動的合法性實行內部制約監督。而靠偵查機關內部制約來防止偵查訊問過程中的刑訊逼供是不可行的，或者說是極其有限的。無數事實證明，司法程序的正當性和合法性必須設置相應的、高效的法律制約機制，甚至第三者依法監督的機制，僅僅依靠偵查人員的價值理念、職業操守和紀律約束是遠遠不夠的。盡管在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的過程中有偵查技術人員或看守所的技術人員錄音錄像，即審錄分離，但畢竟是“一家人”在互相配合；盡管規定了全程、同步錄音錄像，但如果出現先審后錄或者錄后剪輯行為，又有誰知道或者審查呢？雖然規定了違反此項紀律的人員要受到紀律處分，而刑法明確規定的刑訊逼供罪尚不能制止屢見不鮮的刑訊逼供行為，何況行政紀律處分呢？所以筆者對這種內部制約效果不抱有良好的預期。筆者認為，看守所中立較之前述幾種措施能在最大限度上防止司法暴力。一方面，將看守所設置成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之間中立的第三方，與案件的處理結果毫無關系，并且看守所有義務維護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權利，禁止刑訊逼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人身權或訴訟權利的行為是看守所的職責所在，如果發生刑訊逼供看守所有失職之虞，因此看守人員必定會盡心盡力預防刑訊逼供發生。另一方面，看守所中立采取強制性隔離措施將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隔離開來，未經看守所批準偵查人員不得隨意訊問和接觸犯罪嫌疑人，并且訊問過程要由看守所全程進行記錄，那么偵查人員和犯罪嫌疑人的所有行為都在看守所“視線之內”，刑訊逼供在這種嚴格控制的程序和監督之下就無所遁形。另外，我國的超期羈押問題非常突出，而超期羈押一般是因為指控犯罪嫌疑人有罪的證據不足而基于“有罪推定”的觀念造成的，在大多數情況下偵查人員為了獲得更多的證據很可能會采取刑訊逼供的手段。對防止超期羈押情況下產生的刑訊逼供，看守所中立的審查制度能夠從預防超期羈押發生著手。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帶到羈押場所后，先由看守所對羈押是否合法進行初次審查，這能避免那些不應被羈押或者應當獲得取保候審的犯罪嫌疑人被收押，自然也就不會產生措押或超期羈押問題。其次，看守所會在犯罪嫌疑人被羈押一定期限之后對是否應當延長羈押期限進行審查，如果認為需要延長則必須得到一定的授權，否則應當將犯罪嫌疑人釋放或取保候審，這樣超期羈押問題就無從發生。因此，看守所對羈押的初審和復審制度自然也就發揮了防止偵查機關暴力侵權的功能。看守所中立不僅對刑訊逼供有上述的事前監督作用，而且有利于對刑訊逼供進行事后監督。在我國，犯罪嫌疑人合法權益被偵查人員侵犯，只能向偵查機關及其上級，或向檢察機關提出控告。拋開舉證難的問題不說，向偵查機關控告它的工作人員違法不啻于“與虎謀皮”，而檢察機關作為公訴方與犯罪嫌疑人有利益沖突，向他提出控告也違反常理。如果嫌疑人本人及其辯護律師可以通過處于中立地位的看守所或直接向法官提出控告，有利于把嫌疑人的控告權真正落到實處。除此之外，辯護律師有權與其在押當事人會見、通信，有助于律師及時了解犯罪嫌疑人的羈押情況，比如有沒有受到刑訊逼供，是不是被超期羈押等。看守所中立則通過保障律師與犯罪嫌疑人的會見通信權，進而實現對犯罪嫌疑人人權受侵犯的事后救濟。首先，看守人員有義務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獲得律師幫助，這樣可以避免嫌疑人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放棄由其律師幫助其實施控告權。其次，在看守所中立的前提下，即使是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也要經過看守所批準，那么連偵查人員自己也無權以有礙偵查為由阻止律師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只要是符合法定的會見條件，看守所由于其中立性沒必要也不允許拒絕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并且，看守所在“看得見聽不見”的范圍內對會見進行監督，一方面，可以防止犯罪嫌疑人逃跑或發生其他意外情況，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可以毫無顧慮的告知律師其在押期間的情況，如果存在刑訊逼供等行為，律師可以及時實施控告權。三、我國如何實現看守所中立目前在我國要實現看守所中立，首先，要使看守所獲得一種靜態的中立地位，脫離公安機關的管轄。看守所從公安系統中獨立出來，應當納入哪一系統中呢？如果將其納入法院系統，雖然法院的中立性是無庸置疑的，但在我國公、檢、法互相配合的法律規定下，參與偵查過程易使法院傾向于控方，不利于控辯平等；如果將其納入到各級人大，鑒于人員配備、訊問設施、經費來源等原因，也是不可行的。綜合考慮中立性和各項實施條件，筆者認為比較可行的是將看守所的人員編制和財政預算等納入到監獄系統，歸司法行政部門管轄。看守所工作人員的級別應當高于偵查人員，不再承擔配合偵查機關收集證據和追究犯罪的責任，而是專司保障犯罪嫌疑人基本權利的職責，防止偵查機關濫用國家權力侵犯犯罪嫌疑人的人權。如果出現侵權現象應當追究看守所的相應責任。同時我國《看守所條例》規定的“看守所的監管活動受人民檢察院的法律監督”也應當加以修改，因為檢察院作為公訴方是嫌疑人的利益相對方，在特定案件中還是偵查機關，這樣由爭議的其中一方來監督看守所的工作就違反了中立原則。建議應當由看守所的上級機關監督看守所的活動，再賦予犯罪嫌疑人對看守所的違法行為有控告的權利，雙管齊下更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其次，僅僅使看守所處于中立地位還不夠，應當在進行具體的制度設計時盡量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不被偵查機關侵犯，也就是要做到“動態中立”，具體應當：第一，犯罪嫌疑人一經拘留或逮捕應當被毫不遲延的帶到看守所，看守所應當將其收押。拘留、逮捕是由偵查人員執行的，犯罪嫌疑人在被帶到看守所之前，偵查人員也有可能對其進行刑訊逼供等違法行為，這一環節如果出了漏洞，后面的一系列措施也就形同虛設，因此要盡量縮短這一環節的時間，并在犯罪嫌疑人被收押后先對其進行身體檢查。第二，看守人員應當在犯罪嫌疑人被收押后的第一時間內口頭或書面告知他享有的權利并為這些權利的實現提供便利條件。告知可以是口頭或書面形式，如果是口頭告知，看守人員應當將告知的情況記錄下來。例如應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聘請辯護律師并為其提供聯系條件，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犯罪嫌疑人有權要求看守所幫助其聯系援助律師。對于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要求會見、通信的，看守所應當積極安排，除因法律規定的允許遲延的特殊情況并得到授權外，看守所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絕或加以限制。不得限制律師會見其當事人的次數、時間和談話內容，犯罪嫌疑人與其辯護律師的談話應當是在看守所“看得見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第三，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必須經過看守所的批準。必須將在看守所設置的審訊室訊問法定化，杜絕將犯罪嫌疑人提到看守所之外訊問，在法定審訊場所之外取得的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辯解不得作為證據使用。看守所必須具有偵查人員與犯罪嫌疑人之間強制性隔離的固定設施，以避免刑訊逼供。訊問必須在看守所工作時間內進行，法律應當在考慮犯罪嫌疑人有足夠的休息時間的前提下，規定每次訊問持續的時間及兩次訊問之間間隔的時間。訊問超過法定時間或犯罪嫌疑人在訊問結束后未經過一定的休息時間再次被提訊，看守所有權也有義務中止訊問或不允許提訊。第四，看守人員應當對訊問過程進行全程記錄。偵查人員訊問犯罪嫌疑人時，應當由看守人員負責制作筆錄或對訊問過程進行全程同步錄音、錄像。全程錄音錄像的具體做法可以參考陳光中教授的建議：錄音帶、錄像帶同時制作兩份。在訊問被羈押人結束之后，在偵查人員和被訊問人在場的情況下，將其中原版錄音帶、錄像帶封存，標簽上注明錄音、錄像的時間、地點，并由偵查人員、看守警察和被訊問人在此標簽上簽字。如果今后進一步改革，訊問犯罪嫌疑人允許辯護律師在場，則辯護律師也應當簽字。封存的原版錄音帶、錄像帶由看守所保存，復制的錄音或錄像帶交給訊問的偵查人員使用，如果庭審時被告人對訊問發生爭議，應當以看守所封存的原版錄音帶、錄像帶為準。考慮到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不一致，可以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實行錄像；在條件不允許的地區，可以進行錄音。 第五，建立羈押審查制度。審查包括初次審查和復審。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帶到看守所時，由看守所審查羈押的合法性，如果合法予以收押，否則應當視情況建議犯罪嫌疑人辦理取保候審或直接向羈押決定機關提出異議。之后，犯罪嫌疑人被羈押一定期限后，由高級別的看守人員或法官對是否應當延長羈押期限進行審查，審查時應當聽取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律師的口頭或書面意見，具體操作則可借鑒英國《1984年警察與刑事證據法》第40條規定的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