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協議》的規定，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是指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就補償方式、補償金額、安置房屋面積、安置地點簽訂的合同，搬遷的過渡方式和期限，以及違約責任。

拆遷補償安置協議不符合民法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則，也不符合契約自由的原則，體現在很多方面，如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簽訂、協議的履行和違約責任等。首先，契約自由原則要求締約自由和選擇相對人的自由，這也是民法平等、自愿、公平原則的基本要求。《補償安置協議》的締結顯然與此背道而馳。補償安置協議的訂立，不是拆遷人和被拆遷人自愿的選擇，而是法律明確規定的。拆遷是一種強制行為，被拆遷人必須服從拆遷。這樣，被拆遷人就別無選擇要不要簽訂協議。對他來說，只能依法簽訂協議，被拆遷人沒有簽訂協議的自由。被拆遷人的權利最多是與拆遷人就補償方式和數額、安置房的面積和位置、遷移的過渡方式和期限、違約責任等問題進行協商。也就是說，被拆遷人只能就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內容與拆遷人進行談判，這是一個非常有限的談判過程——因為拆遷人通常是開發商，他們擁有的資源和實力遠遠超出被拆遷人的承受能力，雙方的地位決定了平等談判的難度。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是不可避免的，可以稱之為非締約自由。

拆遷補償安置協議違反了合同自由原則，這也體現在對選擇相對人自由的侵犯上。協議的主體是拆遷人和被拆遷人。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規定》，拆遷人是指取得拆遷許可證的單位。因此，拆遷人實際上是固定的，即在一種拆遷行為中，取得拆遷許可證的單位是明確的。那么，被拆遷人選擇合同相對人的自由無疑被剝奪了。被拆遷人只能與取得拆遷許可證的單位即某被拆遷人簽訂拆遷補償安置協議。顯然，被拆遷人無權選擇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的相對人。同時，契約自由原則當然允許當事人達成協議與否，這是當事人意思自治的必然結果。但《搬遷補償安置協議》卻沒有。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拆遷人與被拆遷人未達成拆遷協議的，由行政機關裁定。當事人對裁定不服的，行政機關可以向被告提起行政訴訟。這是一種典型的行政行為。可以說，拆遷人與被拆遷人之間的補償安置協議是“無奈”的。當事人必須達成協議，但不能無果而終，當然違反了合同自由原則。行政行為的強制性可見一斑，也從一個側面印證了拆遷行為的強制性，被拆遷人別無選擇。合同終止，是指合同生效成立后，在滿足終止條件的情況下，由于一方或雙方的意思表示，合同關系從一開始終止或者僅在將來終止的行為。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簽訂后，當事人是否有終止協議的可能，《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沒有明確規定。在民事合同中，遲延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的，債權人有權解除合同。在協議執行過程中，拆遷人提供的安置房不符合國家質量安全標準（屬于不完全履行）或暫緩支付臨時安置補償款（屬于暫緩履行）的，被拆遷人不能按照協議規定履行義務，就會出現一個問題：被拆遷人此時是否有權終止補償安置，在實踐中不可能發現當事人有終止補償安置協議的可能拆遷安置。如果協議是民事合同，那是不可想象的。違約責任是指合同當事人不履行合同義務或者不按照合同約定履行合同義務的法律責任。拆遷補償安置協議簽訂后，被拆遷人在搬遷期間拒絕搬遷的，違約責任的形式包括強制履行、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等，被拆遷人可以申請強制執行，可以認定為違約責任。但根據《城市房屋拆遷管理條例》，當事人對裁定不服的，可以起訴。拆遷人對被拆遷人給予貨幣補償或者提供安置房的，在訴訟期間不停止拆遷。在這種情況下，拆遷人和被拆遷人在補償方式和補償金額上沒有達成協議，也就是說，拆遷補償安置協議沒有成立。強制履行是指當違約方不履行合同時，法院強制違約方繼續履行合同債務的方式。強制履行的第一要件是違約的存在。拆遷人與被拆遷人對補償安置協議仍有爭議，當事人不服裁決向法院提起訴訟的，該拆遷協議不能視為有效。合同還沒有生效，怎么能說是違約呢？如果沒有違約，如何執行？合理的解釋只能是，拆遷補償安置協議不是簡單的民事合同，它是基于所謂公共利益的行政行為的延續，拆遷行為是強制性的，被拆遷人必須服從。

綜上所述，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從簽訂到履行、解除、違約責任，都不符合民事合同的基本原則和規則，與民事合同的性質相去甚遠。拆遷行為在民事活動中比平等、自愿、公平的原則更具有強制性。可以說，在強制承包的前提下，基于拆遷人與被拆遷人的身份差異較大，拆遷補償安置協議賦予了雙方在補償方式、補償金額、安置房面積、安置地點等方面的有限協商權，搬遷的過渡方式、期限和違約責任。它是行政行為的延續，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毫無疑問，拆遷補償安置協議并非純粹的民事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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