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權眾籌是一種融資模式，融資既有收益也有風險。減少股權眾籌風險的法律途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對《刑法》中的“非法集資”犯罪重新審慎考量;二是完善《證券法》中有關證券公開發(fā)行條款;三是細化股權眾籌投資者的分類并明確其投資權限;四是明確股權眾籌平臺的權利義務關系。下面由小編在本文詳細介紹。

一、對《刑法》中的“非法集資”犯罪重新審慎考量

我國《刑法》中的非法集資類犯罪并沒有單獨成立一個具體的罪名，而是將刑法第160條、176條和179條三個罪名囊括在內。在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蓬勃發(fā)展，股權眾籌尚處起步的階段，需要對非法集資類犯罪重新進行考量，以適應客觀經濟、社會環(huán)境的變化。

(一)合法集資與非法集資的界限問題

集資首先考慮的問題是其合法性的問題，但是目前集資的“合法”與“非法”的界限不甚明確，導致“非法”的范圍不斷膨脹，“合法”更是無從談起。非法集資類犯罪保護的客體往往是國家的經濟管理秩序及其社會公眾、法人的合法財產權益，只要在不侵犯該客體的情況下，通過正當途徑募集資金用于貨幣、資本以外的生產經營，都應該屬于合理的集資行為。股權眾籌在一個相對公開的平臺上基于企業(yè)或項目的創(chuàng)辦進行投融資，其募集資金的用途也是用于生產經營而非進行資本再生性投資，不應當將其納入到“非法”的范疇之中。

(二)實施效果問題

非法集資類犯罪的設定對規(guī)范我國的資本市場起到了積極作用，但也擠壓了民間金融的合理空間。民間生產生活中有大量的資金需求通過正規(guī)金融渠道無法得到滿足，便基于信任通過達成合意的方式進行借貸或投融資，只要不損害國家管理的金融市場秩序和公共利益，這一行為刑法不應過多地干預。因此，從實現(xiàn)效果看，非法集資類犯罪的范圍應當壓縮，合意行為產生的風險和糾紛應按民事糾紛途徑解決，保持刑法的“謙抑性”。

(三)罪名表述本身也過于簡單，可解釋的空間太大

導致在司法實踐非法集資類犯罪會超越其本身的調整范圍，在打擊非法集資類犯罪時，也打擊了不屬于其調整范圍的其他資金募集行為。

因此，在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微型金融推動金融變革的時代下，非法集資類犯罪的范圍界限需明確，調整范圍需縮小，罪名表述需具體，才能給股權眾籌等金融創(chuàng)新以合理的發(fā)展空間。

二、完善《證券法》中有關證券公開發(fā)行條款

美國JOBS法案針對不斷發(fā)展的股權眾籌，所采取的措施不是用法律的枷鎖將其束縛住，而是對1933年《證券法》作出修改，給股權眾籌更多的發(fā)展空間，同時完善對投資者、融資者、中介機構的規(guī)范，在法律的框架內引導股權眾籌的發(fā)展。

我國股權眾籌的興起與我國當前創(chuàng)業(yè)環(huán)境差、投融需求不匹配的現(xiàn)狀密切相關，股權眾籌不僅降低了融資門檻，將投融資需求匹配起來，提高了資金利用效率，還扮演著創(chuàng)業(yè)“紅娘”的角色，面對這一新興事物，面對互聯(lián)網(wǎng)金融所引起的金融變革，證券法應當適時地作出修改，在包容金融創(chuàng)新的同時對其進行合理的監(jiān)管、引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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