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詐騙罪的立法背景

我國合同法第十二條規定：“合同是平等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之間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合同，作為市場經濟主體之間法律關系的紐帶，對市場經濟體系的完善、社會經濟的有序運行起著極其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合同糾紛也日趨增多，利用合同犯罪的現象十分突出。

合同詐騙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存在，在當前社會上得以蔓延，其背景復雜，原因諸多。一是我國經濟體制處于轉型期，市場主體多元化，導致市場關系和經濟關系的錯綜復雜，給行騙者提供了可乘之機;二是合同詐騙犯罪具有復雜性、隱蔽性和欺騙性等突出性特點，與民事欺詐交織在一起，犯罪界限難以把握;三是個別地方政府和有關部門持地方保護主義態度，或明或暗庇護行騙者，助長了不法分子的囂張氣焰;四是合同的簽訂極其自由，政府對市場主體的資格審查、市場交易行為的監督也還不夠嚴格，并且對違規行為處罰力度不夠。

合同詐騙犯罪活動的產生和存在，已成為社會經濟生活中的一大公害，主要表現在：一，個案詐騙金額越來越高，給國家利益、公私財產造成巨大損失;二，案發總量持續增加，嚴重干擾了社會經濟秩序，阻礙市場經濟的發展;三，污染了社會風氣，個人和企業、事業之間在缺乏誠信的環境下互相欺詐，嚴重危及國家利益。

合同詐騙罪，主要是在市場經濟環境下的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領域中形成的。與傳統型詐騙相比，在犯罪主體、犯罪客體、犯罪行為的具體方式等方面具有不同特點，有必要將合同詐騙罪從普通詐騙罪中獨立出來。因此，一九九七年在修訂刑法過程中，將合同詐騙罪從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條普通詐騙罪中獨立出來而單獨定罪量刑。

二、合同詐騙罪的主要法律特征

1、合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屬于復雜客體，它既侵犯了公私財產所有權，又侵犯了國家對合同的管理秩序。

2、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是一般主體，包括自然人和單位。

3、客觀方面表現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具體表現為：(1)以虛構的單位或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即虛構合同主體的情形。所謂“冒用他人名義”，是指假借其他單位或者個人的名義，與他人簽訂合同。(2)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采用虛假的擔保文件的方式欺騙對方當事人而與其簽訂、履行合同，是合同詐騙中一種常見的方式。(3)沒有實際的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或者履行合同的。即行為人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部分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后，繼續與其簽訂合同，以騙取更多的財物。這種行為實際上并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也無履行合同的誠意。(4)收受對方當事人付給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的財產后逃逸的。“逃逸”一般是指卷款逃跑、隱藏而使對方當事人無法追還的行為。行為人一旦收受了對方當事人按合同約定給付的上述財產后，一逃了之的行為。(5)以其他方法騙取當事人財物的。所謂其他方法，是指前述四種合同詐騙行為以外其他利用合同詐騙當事人財物的行為，如揮霍、使用、隱匿對方當事人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金、定金等，使上述款物無法返還的行為。實施了上述行為之一而且數額較大的，才能構成本罪。

4、主合同詐騙罪的主觀方面只能是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對方當事人財物的目的。這種非法占有，不僅是指行為人非法取得占有權的滿足，而且是指行為人通過非法占有，取得被占有財產的使用權、收益權和處分權，從而改變財產的處分權。合同詐騙的非法占有，還應包括非法占有的情形。如行為人在簽訂、履行經濟合同過程中騙取他人財產并長期占用的，雖然行為人在口頭上承諾以后歸還，但長期有占無還，這種情形，應當按非法占有論處。過失不能構成本罪。

三、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合同糾紛、普通詐騙罪的區別

1、要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民事欺詐行為的界限。民事欺詐是指在民事活動中，一方當事人故意以不真實情況的意思表示，使對方陷于認識錯誤，從而達到發生、變更和消滅一定民事法律關系的不法行為。它與合同詐騙的相同點是：兩者都發生在經濟活動中，都有明確當事人權利義務關系的合同存在;兩者在客觀上都采取了一定的欺詐手段。從根本上說，合同詐騙就是一種欺詐行為。

如何劃分是合同詐騙還是民事欺詐，只有看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的目的，才是與合同詐騙罪還是民事欺詐行為的關鍵所在。有無履約能力，是否有實際履約行為，欺詐程度如何等等，應作為考察行為人是否具有非法占有故意的數個方面，其中任何一個方面都不可單獨作為區分的標準。

一般認為，只要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中，有下列行為之一的，可以推定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1)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或者夸大履行合同的能力，騙取對方當事人的信任與自己簽訂合同，合同簽訂后不積極努力履行，致對方當事人的經濟遭受損失，又不積極設法補救的。(2)合同簽訂以后，以支付部分貨物，開始履行合同為誘餌，騙取全部貨物后，在合同規定的期限內或雙方約定的付款期內，無正當理由拒不支付其貨款的。(3)開始確實是為了解決一時的資金困難，采取欺詐手段與對方當事人簽訂合同，以暫時獲取周轉資金，但在有能力歸還資金的情況下，卻久拖不還的。(4)通過簽訂合同獲取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后，揮霍浪費，致使當事人的上述物款無法返還的。(5)未履行義務前將對方當事人的貨物、貨款、預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加以使用處分，進行違法犯罪活動的。(6)在收到對方貨物、定金或者保證金后，不按合同內容履行合同，如組織約定貨源，提供約定服務等，而是用于炒股或者其它風險投資，無法償還的。(7)合同簽訂后，無正當理由終止履行合同，不退還已收的定金、保證金、預付款的。(8)在通過合同取得對方當事人部分財物，在對方當事人未出現法定事由的情況下，故意不履行合同義務，又無正當理由不返還應當返還對方當事人財物的。(9)因違約給對方造成經濟損失被民事裁判確定繼續履行合同義務或賠償對方損失后，或者人民法院在強制執行財產時，隱瞞轉移財產或抽逃資金，以逃避債務的。(10)為了應付對方當事人索取債務，采取“拆東墻補西墻”的方法，又與他人簽訂合同籌措資金，以后次騙簽合同所獲得的貨物、貨款、豫付款、定金或者保證金歸還前次欠款的，致使后次合同無法償還的。

2、要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是一個復雜的問題。在合同糾紛中，有的是民事欺詐引起的，有的合同當事人并沒有實施欺詐行為，只是由于在標的物的質量、品種、包裝、交接貨時間、地點、運費、支出等方面與對方當事人存在爭議或者發生不可抗力等事由而引起的經濟糾紛。正確區分合同詐騙罪與合同糾紛的界限應從以下幾個方面來分析。

2、通過提高法律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加大法律制裁的威懾力。在刑法嚴厲性既定的情況下，刑法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對于刑法的威懾力至關重要。就合同詐騙而言，發現犯罪和確定犯罪分子并不難，難點在于犯罪分子大多潛逃而使刑法難以實施，而當刑法最終確定實施的時候，法罪分子通常已將贓款藏匿或揮霍，致使受害人的損失無法彌補。正因為如此，刑法的確定性和及時性對于合同詐騙罪的懲治和預防而言，意義尤為重大。

提高法律的確定性和及時性的關鍵在于提高司法隊伍的素質，提高工作效率，嚴格執法。否則，受害人將由于追究犯罪曠日持久，費用高昂，而喪失對公力救濟的信賴，不愿配合，而使追究打擊犯罪更加難。因此，公安、檢察機關不斷提高偵查破案的效率，提高調查取證能力，審判機關及時作出判決，各地司法部門應克服地方保護主義，配合協作，解決執行難的問題，使犯罪盡可能地受到法律的制裁。

3、加大改革力度，為合法經營創造良好的法制環境。較長一段時間以來，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腐敗和吃拿卡要及工作效率低，官僚主義作風等問題，不但給合法經營者得不到應有的保護，而且使其他負擔加重，合法經營的預期收益大大下降，從而激發了一些人鋌而走險，進行經濟犯罪活動。這是經濟犯罪較為深刻的社會根源之一，是靠刑法無法克服的社會問題，必須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在當前政府機構改革中，要進一步轉換政府職能，規范約束政府管理行為，加強廉正建設。另外，由于公權力的介入形成的企業之間的不公平競爭及行政壟斷等，都不利于企業的合法經營。總之，要通過改善投資環境，使合法經營者有利可圖。

4、提高商業道德，重建市場信用。預防犯罪的歷史和現實一再表明，優良道德對于預防犯罪的作用是必不可少的。合同詐騙不僅是信用危機，也是道德危機。中華民族是一個具有良好道德的優秀民族，然而在經濟轉機、社會轉型的大變革時期，各種思想觀念、道德規范正在激烈地斗爭和較量。我們既不能不切實際地鼓吹小農經濟條件下“恥于言利”的道德標準，也不能提倡“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的極端個人主義、拜金主義的思想。

新型的社會主義商業道德，其基本目標是促使市場主體追求自身利益，其核心是在市場經濟活動中尋求義與利的平衡，個人利益與他人利益的協調，局部利益與整體利益的協調，符合全社會每個人利益的誠實信用原則，其確立和深入人心既需要法制的保護，也需要長期的市場碰撞、摩檫、沖突、選擇和積淀。堅持不懈地進行法制教育，進行社會主義道德教育，進行精神文明教育，確保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正確引導社會文化變革，實現社會價值的重整，對于預防合同詐騙犯罪具有深遠的意義。

5、增強國際司法合作與交流，懲治和預防跨國合同詐騙犯罪。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發展，對外貿易、海外投資等國際經濟活動日益增加，跨國合同詐騙也引起了人們的重視。國際刑事司法協助與合作，是有效防止和控制跨國犯罪的重要措施和手段。通過加強國際間的交流與合作，以締結雙邊、多邊條約的形式確立或引渡或審判的原則，十分重要。積極開展跨國犯罪的研究，努力探索未來新形勢下控制和打擊跨國合同詐騙犯罪的有效對策，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一項重大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