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用動遷協(xié)議騙取安置房差價費

沈某經(jīng)聘用擔任其公司承接的某市一地塊動遷工作，具體職責是與被動遷居民接觸、商談，如被動遷居民有動遷意向，則必須向動遷單位領導匯報，經(jīng)領導研究同意后，再由其與被動遷居民簽訂動遷協(xié)議。沈某在經(jīng)辦該市一地塊17號部分被動遷居民的動遷工作中，獲悉該號不屬于其工作范圍內的馮某家急需安置房屋，即利用動遷工作人員身份接觸馮某，以幫助解決安置房屋為由騙得馮某一家的信任。此后，沈某謊稱動遷組同意將某路879弄24號和28號4套住房分配給馮某家作為安置用房，但馮某需支付安置房屋差價費2.5萬元。2004年1月13日，沈某與馮某簽訂了所謂的《補充協(xié)議》，并當場收取馮某和其兄2.5萬元。此外，沈某還采用上述相同方法騙取楊某2.8萬元、劉某3萬元。

二、行為人構成何種犯罪

本文認為，應定詐騙罪。合同詐騙罪一般發(fā)生在經(jīng)濟流通領域，而本案發(fā)生在市政動遷領域，不屬于經(jīng)濟流通領域范疇。且合同詐騙罪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國家的合同管理制度，而本案侵犯的主要客體是公民合法財產(chǎn)所有權，故應以詐騙罪定罪處罰。

(一)被告人沈某沒有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所侵犯的也不是本單位的財物所有權，其行為不構成職務侵占罪

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yè)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數(shù)額較大的財產(chǎn)非法據(jù)為己有的行為。其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是指行為人利用自己在職務上所具有的主管、管理或者經(jīng)手本單位財物的便利條件。本案中，沈某雖是某公司聘用的動遷工作人員，負責與被動遷居民商談動遷事宜，但他無權決定房屋的安置、分配或差價補償，所有實質性決定都由領導研究作出后，再通知其具體經(jīng)辦。由此，他既不是公司主管、管理人員，也不是公司經(jīng)手財物人員。并且，被告人沈某所騙取的錢財并非是公司財產(chǎn)，而是在公司領導根本不知情的情況下，虛構事實，騙取的被動遷人錢財，此時的財產(chǎn)不屬于單位財產(chǎn)。基于上述，被告人沈某的行為不構成職務侵占罪。

(二)被告人沈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1997年刑法修訂前，無論是立法，還是司法實踐，對利用合同騙取數(shù)額較大的財物的行為，都是以詐騙罪定罪處罰。1997年刑法典將合同詐騙罪作為一個獨立的罪名置于刑法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秩序罪一章擾亂市場秩序罪一節(jié)中。作為原詐騙罪中分離出來的新的罪名，其與詐騙罪之間存在一定的相似之處，如兩者所侵犯的客體都有公私財產(chǎn)的所有權;主觀方面都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客觀方面都采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兩罪主要區(qū)別表現(xiàn)在所侵犯主要客體、犯罪主體以及行為方式上。從侵犯的客體上看，合同詐騙罪的客體是復雜客體，即合同詐騙行為既擾亂了市場經(jīng)濟秩序，又侵犯了公私財產(chǎn)所有權。行為人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直接破壞了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嚴重擾亂了市場秩序，同時犯了公私財產(chǎn)所有權。其中，破壞國家對合同的管理制度，擾亂市場經(jīng)濟秩序為其主要客體。詐騙罪被置于侵犯財產(chǎn)類犯罪一章，其侵犯的客體是公私財產(chǎn)所有權，具有單一性。從犯罪主體上看，合同詐騙罪的主體既可以由自然人構成，也可以由單位構成;而詐騙罪的主體只能由自然人構成。從行為方式上看，詐騙罪中行為人可以采用種種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取他人財物;而合同詐騙罪中行為人是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利用對方當事人對合同的信任，使對方履行合同，而后實際獲得對方的財物但自己不履行相應的合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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