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處】《求索》2009年第4期【寫作年份】2009年【正文】20世紀以來，隨著資本主義工業的快速發展，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已危及個人生存和社會發展，因而促使國家將環境保護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職能，國家在推進環境法治發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直至占據了主導地位。在我國，環境法治政府推進”的特點就非常明顯。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盡管環境法治與國家權力不可分離，但環境法治不可能也不應當僅依靠國家創造出來：首先，政府推進型環境法治將面臨環境治理的民主化與政府權力膨脹的兩難選擇”。其次，單一的政府推動力是有限的。環境問題歸根于人與自然關系的不協調，其復雜性和廣泛性的特點非常明顯，從而使法治在環境保護領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既然政府推進型環境法治化道路困難重重，我們不得不把目光投向環境保護的社會力量。例如，西方國家環境法治的發展過程中，命令—控制”模式逐步讓位于伙伴關系”的環境資源管理模式，①形成賦有民主參與性、自主反思性和回應超越性等時代要求的法治秩序。②可見，政府和以民間環保組織為核心的環保社會力量是環境法治發展的兩種基本力量，兩者都很重要。因此，應該承認民間環保組織在環境法治建設中的重大意義，走政府推進與社會參與相結合的環境法治發展道路。一民間環保組織在環境法治建設中的教育引導作用民間環保組織在環境法治建設中的教育引導作用，主要指民間環保組織通過環保宣傳、環保維權等活動，對公眾進行的有組織的、啟蒙式的影響，起到的是一種社會動員的作用，其最終效果是擴大了法律的社會性”③。第一，創新環境法律理念。環境法很少是只由法官制定的。事實上，環境保護的歷史也是一部立法成就的歷史，這在很大程度上歸功于環保運動的推行者、公務員、政治家、探險家、野生動植物保護者、以及對此密切關注的職業或業余的自然主義者”④。民間環保組織往往能夠圍繞環境保護提供特定的服務，傳播技術和知識，擔當著思想庫的角色，為全球環境保護與可持續發展提供前瞻性的思想、理念和戰略措施。其中一些組織，如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和世界環境法聯盟等，則充當起環境法律制度思想庫的角色。在我國，也有一些非營利性的環境法律研究機構（如武漢大學環境法研究所等）,專門就環境法學展開多方面的理論探討，為我國環境法律制度的發展提供了很多新思想、新觀念。第二，宣傳環保法律制度。對環境法律的學習和認識是一個民族法律文化和生態文化中十分重要而基本的問題。只有廣大民眾自覺學習環境法律，對環境法律有了普遍的認識，環境法律作為人與自然關系主要調節器的作用才能真正發揮。民間環保組織對環境法律的關注源于其保護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的組織目標，而環境法律制度是保護環境的最有力工具，往往迎來民間環保組織的歡呼雀躍。世界各國的環境保護實踐表明，自環境運動開始以來非政府組織和公民團體，在提高公眾環境意識和施加政治壓力以促進政府采取行動方面起過先鋒作用”⑤。目前，國內外眾多民間環保組織都將開展環保知識、環境法律的宣傳和教育活動作為其主要業務”或主要任務”。第三，引導公眾依法進行環境維權。一般來說，環境利益具有少額多量”的特點，單個利益不大，單個主體的權利受害所引起的損失不重，但由于受害者人數眾多，因而綜合起來損失就很嚴重。這決定了該類權利往往容易被權利人本身所忽略。以環保志愿精神為紐帶的民間環保組織則適應環境權益的特點，成為保障環境權益的重要力量。特別是在某一特定的區域內，通常是該區域所有的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某一污染源的侵害，擁有共同環境權益的公眾通過民間環保組織的引導容易自發組織起來，采取共同的行動，監督社區環境狀況，保護環境質量，維護自身環境權益。當公眾環境權益受到侵害時，民間環保組織能夠為污染受害者提供法律援助，或根據本國法律代表公眾以本組織的名義提起公益訴訟，從而達到保護公眾環境權益或本組織所代表的環境利益的目標。對于普通公眾來說，民間環保組織的環境維權行動，更是起到了一種示范作用，啟發了公眾的環境法律意識，激勵了公眾的環境維權斗志。例如，在美國，80年代以前提起環境公民訴訟”的主要是一些大型的環境NGO,如塞拉俱樂部、荒野協會等等，90年代中期以來，起訴者主要是一些小型NGO和普通公眾。大型環境NGO已經改變了他們在公民訴訟中的角色，注重通過自身的經典環境訴訟案例為小型團體和公眾樹立榜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