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女士訴稱,2014年,李先生邀請她一起去游玩。次日劉先生招待她與其他來訪者一同騎馬游玩。
活動開始后,她乘坐的馬匹猛然跑動將她從馬上摔下致傷。她認為劉先生作為此次活動的馬匹和場地提供者和招待方,理應深知馬術運動的高風險性,應負有高度謹慎義務和對活動參與者的安全保障義務,對她墜馬受傷負有責任。李先生同樣熟悉馬術運動的高風險性,在邀請她參加高風險性運動時理應對她盡到安全保障義務,其對她受傷一事也應負有一定的責任。故要求二被告連帶賠償她各項經濟損失共計120萬元。
庭審中,李先生辯稱,王女士以前也騎過馬,對馬匹有一定的了解。對方受傷他也支付了一定的費用,不同意其訴訟請求。
劉先生辯稱,他既不屬于公共場所的管理人,也不屬于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他對王女士沒有安全保障的義務。他出借馬匹系無償借給對方使用,對方騎馬摔傷她沒有過錯。故不同意承擔賠償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騎馬是一項具有高度危險性的運動,對騎馬者自身騎行經驗和運動能力有較高的要求。王女士作為一名具有完全民事行為能力的成年人,且以前有騎馬經驗并在騎馬時攜帶自身護具,故其本人對騎馬運動的風險性應該有高于常人的認知。其自行攜帶護具已經說明了她對騎馬運動風險具有防范意識,現王女士在騎馬時墜馬受傷應屬意外事件,李先生、劉先生對王女士墜馬不存在過錯。而李先生、劉先生作為王女士友人,邀請招待王女士參加的騎馬活動,是一種小范圍的私人聚會,是人與人之間不存在利益關系的正常交往,且在王女士受傷后兩人已盡到了救治責任,故兩人對王女士因墜馬受傷所產生的各項經濟損失不應承擔賠償責任。
綜上,法院駁回了王女士的訴請。
安全保障義務,是在民事當事人之間沒有合同約定的情形下產生的一種要求一方為了另一方的人身安全而積極作為的義務。賓館、商場、銀行、車站、娛樂場所等公共場所的管理人或者群眾性活動的組織者,未盡到安全保障義務,造成他人損害的,應當承擔侵權責任。
本案中,判斷當事人是否應當承擔以及承擔何種限度內的安全保障義務時,也應當考慮場所的管理者和活動的組織者是否履行救助義務或對危險源是否在事先發出警告。劉先生、李先生在騎馬前告知了騎馬的相關風險,在事故發生后又將王女士送到醫院,盡到了相關的保障義務。王女士與劉先生、李先生畢竟是正常的私人往來,不涉及利益關系,如過分加大私人活動參加者的安全保障義務,將不利于社會成員之間的正常交往。如人與人之間正常的交往越來越少,則社會環境必將變得冷漠,人際關系將會變得越發疏遠隔離,不利于和諧社會的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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