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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禁止刑訊逼供手段取證是國家的人權承諾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部門聯合發布了《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這兩項規定涉及的是不同的辦案領域，但共同的指向都是證據。其中，第二項規定明確指出，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據，不能作為定案根據，并對審查和排除非法證據的程序、證明責任及訊問人員出庭等問題進行了具體的規范。
刑訊逼供素為法律所禁止，刑法還規定了專門的罪名，但在現實中，佘*林案、趙*海案等冤錯案都存在刑訊逼供行為。這些冤案讓個人付出了沉重代價，有些案件的刑訊逼供還曾致人死命，也有損人們對司法公正的信任。從這個意義上說，兩項規定既是我國刑事訴訟制度法制化、精細化的努力，也是對社會現實的積極回應。
在司法審判中，證據很重要。證據確鑿、事實清楚才能審判，倘若證據模糊、案件存在重大疑點就審判，那并不是正常的司法。證據如何獲得，同樣是司法文明的重要指標。在古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這意味著要強判人罪，捏造證據、刑訊逼供在技術上都是不難做到的，因而草菅人命的事情不絕于史。還有一段時期，司法成為階級斗爭的工具，斗爭的目的性往往壓倒證據等程序正義。應該說，這兩種情況都與現代司法文明不相符合。
刑訊逼供對人的肉體和精神造成雙重傷害，手段往往殘忍、極不人道，這種獲取證據的方式在本質上是一種罪惡，不論能取得何種司法利益，都毫無正義性可言。并且，與個人的犯罪行為相比，權力行使的最惡性更不可原諒。因此，刑訊逼供應從文明的、以公正為追求的司法體系中清除出去。
由于審判公開原則，一樁案件在法庭上如何審理、如何作出判決，媒體可以報道，人們容易知情，便于監督。然而，法庭審判之前的階段，比如偵破及收集證據階段，在某種程度上卻并不為人所知，有時因刑偵技術方面的考慮而刻意保持秘密狀態，這恰恰是刑訊逼供極易發生的階段。如何引入民主監督機制，變事后追究為事前預防，也是司法改革需要考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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