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侵權中是否可以申請精神損害賠償

首先，我們應該明確什么是環境侵害中的精神損害。其是指不法侵害他人的姓名、肖像、榮譽、名譽、身體、健康、生命、名稱等人身權權利，給受害人的人格、精神、尊嚴、信譽、品格等造成損害。從而使其產生憤怒、恐懼、焦慮、悲痛、煩惱、憂郁、絕望等精神痛苦。環境侵權中的精神損害則是特指在環境侵權行為中，因環境破壞而致使受害人遭受的上述一系列的精神痛苦。其次，如何對精神損失進行賠償。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若干規定中明確了：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和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五種賠償方式。前四種賠償方式只要侵害人為一定行為即可完成，而支付精神損害撫慰金則存在一個量化問題。在人身侵害等傳統侵權案件中，通過大量的司法實踐和相關司法解釋已經形成了一個穩定的賠償模式，而環境侵害中的精神損害由于其出現時間較短，法律規定空白，致使如何量化環境侵權中的精神損害賠償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關于精神賠償的司法解釋第十條中例舉了六項精神損害的賠償數額的確定因素：

1.侵權人的過錯程度，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2.侵害的手段、場合、行為方式等具體情節;

3.侵權行為所造成的后果;

4.侵權人的獲利情況;

5.侵權人承擔責任的經濟能力;

6.受訴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通觀這六個因素，其均是從侵害人方進行考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并沒有列入受害人方的情況，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疏忽。在環境侵權的法律關系中，侵害人本來就處于優勢地位，如果過于強調侵害人的經濟賠償能力，則有可能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應該優先考慮受害人的情況，如受害人受到傷害的程度、他們的財產狀況等。在此，司法解釋忽略了弱勢的受害方有機會能夠獲得的權益。結合環境侵權的特殊性，在具體量化環境侵權中的精神賠償時，我認為應該考慮如下因素：

1.人所受到的侵害程度。這是整個賠償的核心;

2.人受到侵害的年齡、性別。如果被害人遭受環境侵害的年齡較小，則這種環境侵害所造成的精神損害很可能伴隨其一生，當然應該得到更多的損害賠償。而老年人小孩、婦女因其精神承受能力較弱，在進行賠償時也應該予以適當傾斜;

3.人的過錯程度和事后處理態度。如果侵害人對于環境的破壞時出于過失并且在事后積極的采取補救措施消除危害則可以適當減輕其賠償責任;

4.行為發生的時間、地點。顯然長時間遭受環境侵害比短時間的刺激所受到的精神損失要大的多。而在居民密集區域、國家重點環境保護區域實施的環境侵害行為比在工業區所造成的損害要嚴重。個人所受到的精神創傷更大。

5.人的經濟承受能力。如果我們一味的強調對于精神損害的賠償，忽視了侵害人的經濟能力，動不動就開出一張數額巨大的“罰單”，使侵害人沒有經濟能力進行支付，這只能使法院的判決成為一紙空文，不僅無法維護法律文書的嚴肅性也間接的導致受害人無法得到恰當的賠償。

可以看到，在我國雖然對于精神損害賠償方面的法律法規較少，在環境侵權方面的相關規定更為稀有，但隨著我國公民法律素質的不斷提高以及各地方法院的法治建設的不斷摸索，實現對環境侵權訴訟中精神損害的賠償也變得可行。在我國也不斷的出現相關了案例。如2001年12月24日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某小學學生劉-露等407位同校學生訴某化工廠環境污染引起的精神損害賠償案。[3]該案被認為是國內因環境侵權行為承擔精神損害賠償責任的第一案。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依照《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八條第2款、第九條第3項、第十條第1款之規定，判決被告某化工公司應賠償原告劉-露等407人精神損害撫慰金，合計203500元，于判決生效之日起十日內付費等等。該案中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支持了劉-露等407位同學關于精神損害賠償的要求，總的精神損害賠償數額也達到20余萬元，為我國環境侵權精神損害賠償開創了先河。但可以看到，相較于起訴人要求的巨額經濟賠償金不同，終審法院只支持了被害人每人500元的精神撫慰金，而達到20余萬元則是由于人數眾多的緣故。單純就數額來講，我認為這500元的精神撫慰金并不能完全彌補受害人精神上的創傷，更不能達到警戒企業不能再犯的目的，但總歸可以看到我國并不是不保護環境受害人的精神權益，而只是由于當前的法治環境和經濟水平的限制，而使我國對精神損害的賠償方面處于滯后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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