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我國尚未實行法定賠償制度，故在審判實踐中，有許多比較復雜的情況，難于把握。本文僅對實踐中存在的有關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幾個具體問題提出一些粗淺的看法，旨在拋磚引玉。一、關于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費用應否給予賠償的問題目前，在知識產權侵權案件中，關于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費用的賠償問題，做法不一，有的明確判令敗訴方賠償勝訴方這部分費用，有的在確定賠償數額時酌情給予考慮了一部分，更多的則未予考慮。而當事人在訴訟時往往都是提出這部分費用的賠償請求，對此，我們認為應對該賠償請求有一個較為明確的說法，以減少各案的差異。審判實踐中，一些同志認為當事人支付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費用時隨意性大，不加控制，甚至夾雜著不合理的費用，這樣讓敗訴方承擔很不合理，加之法律對此并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故對當事人提出的這部分費用的賠償請求不應予以支持。我們認為，持這種觀點的同志提出的不合理費用問題值得思考，但正當的費用支出亦不予支持似乎沒有道理，也有同志認為，我國對于民事訴訟未實行強行辯護制度，請律師的給予賠償，不請律師的就不考慮賠償，擺不平。對此，我們的觀點是應注重實際，不應只看形式。故我們主張，在構成侵權的前提下有限定地賠償權利人支出的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費用，這里，有限定是指在賠償范圍和數額上加以限定。我們知道，知識產權侵權損害賠償的一般原則為填平原則，即補償被侵權人因侵權行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使被侵權人的權利恢復到侵權以前的狀態。此原則為我們計算被侵權人的實際損失提供了一條客觀標準，即被侵權人的權利被侵害之前的狀態與侵權行為被制止后的權利狀態之間的差額應為權利人因侵權行為而遭受的實際損失。據此，知識產權權利人因侵權行為所遭受的實際損失就應包括權利人的可得利益的損失和其他財產上的積極損失，這里可得利益的損失應理解為權利人因侵權行為而失去的其正常行使權利時能夠得到的合理的預期收入，而其他財產上的積極損失則應理解為權利人因侵權行為而被迫增加的費用，其中包括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而支付的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費用。再則權利人制止侵權行為的目的是為了減少其損失并使其遭受的損失得到補償，權利人的此種行為是合法的，應該受到法律的保護。故從理論上講，侵權人賠償被侵權人的實際損失中包括被侵權人支付的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損失是符合我國法律規定的基本精神的，實踐中對于當事人這部分費用的賠償請求給予合理的支持，將更為有力地保障知識產權人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使得侵權行為人因這些可預見性的風險付出而減少或放棄侵權行為。值得欣慰的是，我國于一九九二年頒布施行的《反不正當競爭法》第二十條第一款關于侵害人應當承擔被侵害的經營者因調查該經營者侵害其合法權益的不正當行為所支付的合理費用的規定，對于知識產權侵權賠償制度的完善來說具有重大的借鑒作用。當然，在確定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費用的賠償范圍和數額時，還應有合理的限定。其一，律師費等費用的賠償范圍和數額不應是當事人提出什么，法院就認定什么，不加審查。鑒于目前律師收取代理費用標準不一，為防止出現那種多收多賠，少收少賠，法院判決賠償的多寡受收費情況的牽制等現象，可采用一個較為合理的計算方法，即法院確定的損害賠償額（不含律師費、調查取證費等費用）乘以一定的律師費的收費比率，這里一定的律師費的收費比率是依據我國有關法律規定或有關部門依國情制定的，應是現行合理有效的。其二，在確定調查取證費等費用的賠償數額時，應審查該筆費用是否屬于正常形式之下的合理花費及該筆費用是否與制止權行為相關聯。例如，在著作權侵權案件中，著作權人為其作品的創作或發行所花費的費用就不應屬于權利人為制止侵權行為而支付的合理費用，應由權利人自行負擔。上述的合理限定可以避免權利人故意擴大這部分費用的支出，使得法院在確定這部分費用的賠償數額時更加客觀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