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犯罪行為而遭受精神損害的被害人是否有權要求精神損害賠償，已成為許多人關注的焦點。本論題闡明了精神損害、精神損害賠償的基本含義，對精神損害的范圍和標準予以明確界定。并運用大量的理論和事實，深刻闡述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應有精神損害賠償的理由。筆者認為，精神損害既包括犯罪行為侵害人身權和人格權導致的精神損害，也包括侵犯財產權犯罪而引發的精神損害賠償。主要理由是：1、在法治社會中，只要有侵權，必然就有賠償，有物質損害，應就物質損害賠償；有造成精神、心理上創傷的，應就精神損害部分彌補損失。2、附帶民事訴訟在性質上作為一種特殊的民事訴訟，就應保護受害人的民事權利，任何機關和個人都不能剝奪，不管它是通過民事訴訟程序還是通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程序進行。3、盡管時下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精神損失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人民法院以于法無據為由，不予支持、不予受理，但因犯罪行為而導致的被害人精神損害的情況大量存在，根據有損害后果發生，就應當有司法上的救濟，做出精神損害賠償之規定，已成當務之急。4、對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責任和要求犯罪分子對受害人進行精神損害賠償，是兩種性質不同的責任。前者是犯罪分子對國家承擔的公法責任，后者則是犯罪分子對受害人承擔的私法責任，追究刑事責任不能代替民事上的精神損害賠償。我國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中尚未明確規定精神損害的賠償，但從長遠來看，這亦應當成為附帶民事訴訟解決的問題。一、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其特有的價值精神損害賠償制度由于其特有的價值，在世界范圍內越來越受到重視。對于因侵犯人身權犯罪行為造成的精神損失，受害人可否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要求精神損害賠償的問題，我國理論界對此問題也一直爭論不休。《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早有定論。刑事訴訟法第七十七條規定：“受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為而遭受物質損失的，可提起附帶民事訴訟”，在此，立法上運用了“物質損失”這一詞語，可見精神損失不在賠償之列。最高人民法院《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中對附帶民事訴訟賠償范圍明確限定為“賠償僅限于犯罪行為直接造成的物質損失，不包括精神損失和間接造成的物質損失。”《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刑事附帶民事訴訟范圍問題的規定（法釋〔2000〕47號）》第一條第二款則明確規定，“對于被害人因犯罪行為遭受的精神而提起附帶民事訴訟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至此，這一爭論在法律規定上塵埃落定。顯然這一司法解釋，沒有突破我國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從法律上講，也不應當有所突破），因此，雖然這一司法解釋在法律適用上予以了明確。但是，在理論上仍難以自圓其說，和其他司法解釋也矛盾重重，其合理性和公正性仍受到質疑。筆者認為，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這主要基于：1、精神損害賠償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已經得到認可。精神損失是相對于物質損失而言的，是指公民因其人身權受到他人的不法侵害，而致其心理上的損害，“例如精神上、肉體上之痛苦，因喪失肢體而擾亂生活之苦痛，因容貌損毀而致將來婚姻、就業困難之精神上的痛苦……”由此可見，相對于物質損失而言，精神損失是人身權受到侵犯的后果。精神損害賠償在我國民法理論中經歷了一個從無到有的發展過程。民法通則第一百二十條規定：公民的“姓名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受到侵犯的……并可以要求賠償損失。”我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及其他有關的司法解釋也對精神損害賠償作了相應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釋如1992年《關于審理涉外海上人身傷亡案件損害賠償的具體規定》中關于“安慰撫恤金”的規定，其實質是承認了精神損害；實踐中，因公民人格權受到侵犯得到賠償的也早有判例。理論界對此卻已經有了較為一致的看法，即對于侵害公民人身權的行為，只要造成了公民精神上的痛苦，就應當賠償精神損失。根據社會實踐的發展，最高人民法院也適應這一發展要求，于2001年2月26日作出了《關于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從司法實踐上直接明確了精神損害賠償的合法性。因此，隨著我國民法理論的發展，精神損害賠償制度已經確立，這就不排除犯罪行為同時侵犯公民人身權時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因此，附帶民事訴訟中賠償范圍應當包括精神損害賠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