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不算復雜。1994年11月間上述兩家報紙先后發布消息,報道周林公司對一種名叫多源頻譜治療儀的專利提出無效請求,因為它是已被查處的WP治療儀的翻版,而這個WP儀是剽竊了周林的科研成果。這個多源頻譜治療儀正是興運公司的主要產品,已在國內外打開了市場,消息一出,一些客商紛紛提出取消合同、減少銷量,興運損失慘重。其實,興運的這個產品所依據的發明專利與那個被查處的WP儀專利號碼不同,所以根本不是一回事,周林公司搞錯了。興運把兩報及其記者還有周林公司都送上被告席。一審法院認定,興運公司的多源頻譜儀是合法產品,報道失實,侵害了興運的名譽權。周林公司提供虛假情況和沒有充分根據的觀點,報社不作核實,即予報道,都要承擔民事責任,其中賠償損失部分,周林公司賠償578萬元,兩報社各賠1萬元。二審維持原判。被告又向最高法院申訴。最高法院決定提審,經過審理,維持新聞侵權的認定,但是興運公司的損失并沒有那么多,媒介和新聞源的責任分擔也需調整,于1999年4月作出判決,被告除賠禮道歉外,兩家報社各賠償33萬元,周林公司賠償24萬元,總額90萬元。由于是最高法院判決“新聞官司”的首例,所以很值得研究。
這是一起企業法人名譽權案件。我國《民法通則》規定公民、法人都有名譽權,“新聞官司”中侵害法人名譽權的案件也不少見。但是法人名譽與自然人名譽是有很大不同的。公民的名譽主要是對公民的能力、品行、作風、思想、才干等方面的社會評價,法人的名譽則是對法人的商業信用、資產經營活動、產品或服務等方面的評價。法人名譽權具有明顯的財產性,好的名譽是法人的無形資產,可以為法人帶來巨大經濟效益。法人名譽一旦遭到毀損,往往會導致產品滯銷、交易關系中斷等后果。例如本案中興運公司的產品,被說成是某種侵權產品的翻版,商家知悉后害怕經銷侵權產品遭到查處而不愿經銷,就給興運公司造成一定的損失。
因此,對于侵害法人名譽權的認定同自然人名譽權也有所不同。最高法院1988年《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40條對侵害公民名譽權行為規定為“……用侮辱、誹謗等方式損害他人名譽,造成一定影響的”,而對侵害法人名譽權行為則規定為“以書面、口頭形式詆毀、誹謗法人名譽,給法人造成損害的”,表明對公民和法人名譽權衡量侵權成立的標準是有區別的:“造成一定影響”可以理解為侵權內容只要有第三人知悉,而“造成損害”則需要有造成具體損害的事實。這一方面是由于法人名譽具有財產性,在遭受損害后一般總會有明顯的損害后果。另一方面,由于法人活動同公眾利益密切相關,因而要更廣泛地置于社會的監督和公評之下,所以對侵害法人名譽權的認定要更為嚴格一些。例如對企業法人的產品和服務,消費者就有評論之權,這些評論可能存在失誤和不夠準確,也可能由于帶有評論者的主觀好惡而顯得過于激烈,但只要并未給法人造成直接損害,就不應等同與侵權。西方誹謗法有“商業誹謗”(tradelibel)的概念,認為應當將對產品和服務的批評與對企業名譽的非法損害區分開來,對“商業誹謗”的指控,必須證明對方具有故意,同時已經對自己造成了實際的經濟損失。在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和最高法院1998年《關于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釋》中,對于保護消費者批評生產者、經營者、銷售者的產品或服務質量的權利,都有相應的規定。當年吳祖光先生撰文批評北京某超市非法搜查女顧客的行為,用語激烈,商家認為吳在評論中“使用了辱罵性語言,諸如‘扎根深遠的洋奴意識’、‘好狂妄’、‘混帳話’、‘不知恥’等”,侵害了商家的名譽權,訴至法院,法院認為吳祖光的評論屬正常輿論監督,判決駁回商家起訴。吳祖光評論的言詞雖然比較激烈,但這是針對超市發生的侵害消費者權益事件而發,體現了普通公民的一般看法和憤慨,合乎情理,所以不構成侵害法人名譽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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