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現實法律地位

農村土地承包經營作為我國農村農地使用的一種經營模式，其經歷了20世紀70年的“家庭聯產承包制”、十五屆三中全會后的“家庭承包經營”，直至2003年3月實施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將土地承包經營最終規范于法律調整范疇，“土地承包經營權”在法律意義上的概念正在我國逐漸突破局限，得到逐步完善。

但是，與“土地承包經營權”得到的重視和發展不相適應的是土地征占補償的對象和份額中始終未能對“土地承包經營權”進行應有的考慮和確定。調整征地補償的法律規范在我國主要是《土地管理法》。1999年施行的《土地管理法》較之修改前，在土地補償標準方面作了提高。可是，對“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補償依然沒有明確，征地補償費也只是土地補償費、安置補償費、青苗費、附著物補償費。有的法律闡述認為，安置補償費實質上籠統包含了“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補償，因為，安置補償費的標準中考慮的是農民就業和生活保障。筆者認為，“安置補償費”與“土地承包經營權”絕非包含和被包含的關系，這樣的認識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模式的發展以及農民的權益都會產生極大的損害。

在現實的征地補償工作中，有些省、地在安置費的補償中確也考慮到了失地農戶的利益損失，按照《土地管理法》規定的“安置補償費為該耕地前3年平均產值的4-6倍”的原則，可能會以依較高的土地收益上限為標準，制定地方的補償標準，受到農戶的接受。但是，大多數地區由于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的規定，制定的標準很難滿足農戶的要求。同樣，由于法律規定的不明確，此類糾紛在訴訟程序中的解決也很難有個統一的裁判尺度，往往會以“承包經營損失”屬于預期的，非直接的損失而駁回有關的訴訟請求。

以上的立法和司法以及行政的現狀，并不能認為關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補償就應是這樣的難堪地位，事實上，新出臺的《農村土地承包法》已經給“土地承包經營權”補償的解決，奠定了一塊關鍵的基石。

我們在解讀《農村土地承包法》的過程中，有幾個特點是應該使我們充分看到這部法律的積極性的。

首先，該法的立法原則中，明確了“賦予農民長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權”，還有“國家保護集體土地所有者的合法權益，保護承包方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犯。”以及“承包期內，發包方不得收回承包地”。在該法中，對于農民對其承包地的使用、收益、流轉權進行了明確，同時還規定了承包經營權應進行登記備案。總之，“土地承包經營權”通過該法的規范已經有了物權化的傾向。

其次，在我國《憲法》、《土地管理法》確定我國土地所有權制度的前提下，《農村土地承包法》實質上提出了集體土地所有權以外的另一個權利，即“土地承包經營權”，這是獨立于“土地所有權”之外，與土地所有權主體不同的一項土地權利。《農村土地承包法》規定的“荒山、荒地可以承包給集體經濟組織以外的農戶”是對上述很好的證明。

再次，《土地管理法》14條、15條就土地承包經營進行了規定，明確“農民土地承包經營權受法律保護”，《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16條更是明確“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權依法獲得相應的補償。”

因此，從法律效力上，以上兩部法律位階相同、都與土地有關，二法應該在土地補償問題上銜接。

綜上，土地承包經營權的物權化、獨立主體享有和行使的獨立土地權利都為“土地承包經營權”在土地補償中獲得獨立的地位提供了現實的可能。

土地承包經營權應予進行補償的理論根據

一、農村土地承包合同是實質的民事合同

理論界有著關于“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具有行政合同屬性的觀點，但筆者堅持認為，“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應為民事合同范疇，受到《合同法》的調整。

我國雖然存在著土地所有權主體、使用權主體和管理監督主體相混的現狀，也就是這些權利大多數集中于政府機構。在農村也是這樣，土地使用的發包方和基層土地管理者都屬于農村的基層自治組織。但是，農村土地承包的合同訂立，由于明確了承包者的不可剝奪的權利，這合同明顯是建立在土地所有權人和土地使用權人之間的平等主體之間的民事權利義務關系的協議。對于涉及土地問題的監管責是合同關系之外的單純行政行為。這里，必須不能在土地承包經營關系中將發包方的各種權能、角色混同。

在1999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農業承包合同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試行)》中規定了“農業承包合同的當事人因承包合同糾紛向人民法院起訴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而且還規定“農業承包合同糾紛，由承包合同履行地或者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通過這些規定，人民法院在承包合同糾紛的司法裁判中適用的是經濟合同審理原則。2003年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法》的實施，更是顯示了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的民事合同屬性，其中第13、14、16、17條就明確規定了合同發包方和承包方各自權利義務，并且該法的明顯加強承包方權利限制發包方權利的內容，也事實上扯去了立法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行政合同色彩。可以講，“集體經濟組織”或是“農村的村委會”已不是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管理者，而是作為土地所有者面對土地承包經營者所形成的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法律關系。“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將走出與“簡單農地使用”的概念混淆。那么，作為民事合同范疇，面對所經營的土地即將被征占，也就是面對“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終止，“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補償依據何在?

國家為公益事業征占土地是具有強制性的，征地的行政行為將導致“農村土地承包合同”的終止。《土地管理法》第47條規定“征用土地的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有用途給予補償”，也就是說，征地補償是法律確定的原則。“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終止”對于發包方來說喪失的是土地所有權和因土地發包而得的收益，對于承包經營方喪失的就是“土地的使用權和土地經營權”，上述的內容均屬應與補償的范疇。

另外，征地行為是帶有行政行為性質的國家強制行為，但是，土地補償費顯然具有民事屬性，土地補償請求權也同樣屬于民事權利的特征。因此，基于帶有民事性質的補償，補償單位與補償收益方應該也是平等法律關系，在法律的補償規范中，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的雙方主體具有平等的獲得補償的權利現實中，忽略或是虛擬“土地承包經營權”的被補償客體地位是違背民事法律中“公平原則”的，“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合同”中的承包方享有的“土地的承包經營”和“收益權”，以及“土地承包的投入損失”是不應因土地的征用而被剝奪的

二、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物權

目前，我國的《物權法》正在起草和征詢意見的過程中，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屬于物權一種的觀點被許多人支持，“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具備物權的特征，在征地補償工作的立法和政策制定上應作為物權加以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