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扒竊刑法修正案8規定是什么?

扒竊刑法修正案8規定是將其修改為只要是構成扒竊的這樣的行為的話，一律是進入到我們刑法的規制范圍之內的，通說認為扒竊為偷盜他人隨身攜帶的財物。但該“隨身攜帶的財物”范圍究竟有多大，尚存爭議。雖然普遍認為該財物須為被害人可以控制、支配的范圍之內，但究竟該控制、支配是做擴張理解還是限制理解呢?有觀點認為該財物應不限于文義上的與被害人有身體接觸的“隨身攜帶”的財物，還應包括被害人實質上可控制之物，包括放在身邊目光可及的財物。審判實踐中不贊成此觀點，更傾向認為行為人扒竊的財物應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內的財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飾等與被害人身體密切接觸的財物。理由主要如下：

1、通說認為“扒竊”是作為行為犯入罪的，如此認定的話，等于將這個盜竊的口子開到了極限，若再不對扒竊做縮小解釋，則打擊的力度將遠遠超過目前社會所能承受的范圍，社會犯罪率的高低與一國法律的嚴密有著極大的關系。

因此，一個國家的法律嚴密程度應與該國當前的經濟社會發展等方面相適應，不應脫離當前的社會實際，若將原本可以由其他法律部門調整的社會關系交由刑法進行調整，則將大大打破一個社會的平衡體系。因此，不應對《刑法修正案(八)》中的扒竊過寬進行打擊，宜做縮小解釋。

2、扒竊不僅僅損害了被害人的財產權益，更是對被害人的人身造成了巨大的潛在危險。辭海將“扒竊”定義為“從別人身上偷竊錢物”，按照文義解釋，也僅僅限于他人身上的物品，該“身上”即意味著必須是與他人身體密切接觸的財物，否則不能稱之為“扒竊”。

故將觀念上認為可被被害人實際控制但脫離被害人身體接觸的財物認定為扒竊的范圍，脫離了扒竊本來的立法意思，不應采納。而何為他人身上的錢物，審判實踐中認為即上文所言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內的財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飾等與被害人身體密切接觸的財物。因為只有當某一財物與被害人身體緊密接觸時，才會對被害人的人身造成潛在的隨時可轉化為現實存在的危險，所以刑法才將該類犯罪規定為行為犯，該行為一旦實施，則被害的人身安全岌岌可危。

3、因為扒竊本身就包含“身上”二字，該財物須與身體有直接的接觸，該扒竊行為須已經侵害到被害人的隱私，已經和被害人身體有了一般陌生人之間不可能有的親密接觸。審判實踐中比較多的是在公交車上、旅客列車上，由于這類地方乘客較多，乘客之間可能在外衣、隨身攜帶的手提包等物品之間會有碰觸，但該外衣口袋內的東西、外衣以內的部分等就不可能會和外界有直接的接觸，故當扒竊行為及于該范圍之內時，則觸犯到被害人的隱私了，故《刑法修正案(八)》才對扒竊行為作如此苛責的規定。

所以，若將隨身攜帶的包及包內的財物放置于身旁與被害人存在一定身體接觸的箱子、包等財物包括在內，既偏離了“扒竊”二字的原意，也不能將扒竊和普通盜竊做真正的區別。只有將是否觸犯了被害人的隱私納入考慮的范圍，才能從真正意義上把扒竊和一般的盜竊行為區分開來，“扒竊”也才在真正意義上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中的一種特殊的盜竊行為，才符合立法的體系結構。

否則，扒竊大開其口，則扒竊案件可能比普通盜竊行為更普通、更普遍。故從體系解釋的角度出發，筆者認為該財物范圍也應僅限于被害人身上所穿衣服兜內的財物、被害人佩戴的首飾等與被害人身體密切接觸的財物。

二、扒竊行為是否一律入罪

《刑法修正案(八)》將“扒竊”作為盜竊罪的一個獨立罪狀直接納入刑法的處罰范圍，脫離了普通盜竊以數額較大的入罪標準，但是對扒竊追究刑事責任，既要在主客觀相統一的基本上，考慮到整體的犯罪構成，還要考慮到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做到罪責刑相適應。社會危害性的判斷標準主要為犯罪行為所侵犯的法益，盜竊罪作為一種侵犯財產型犯罪，其侵犯的法益為財產權屬關系，而財物損失的直接表現和衡量標準為數額。

由此若行為人客觀上扒竊數額極小的財物，或主觀上只想扒竊數額極小的財物的故意，則盡管有扒竊行為，也不得定罪處罰。因此，扒竊能否入罪，既要考慮到刑法總則和分則的統一性，也要考慮行為本身的社會危害性，這樣才既符合刑法總則第13條“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的規定，也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要求。

當代社會我們國家的刑法修正案是在不斷的來進行一個調整，比如說刑法修正案8當中，對于盜竊罪當中的一個具體的行為就做出了明確的規定，也就是扒竊的情形，將作為一個獨立的罪狀來納入刑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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