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大家所知，如果綁架犯的犯罪情節較輕，將會依法從輕量刑，但是，通常來說，綁架罪中的“情節較輕”該如何認定呢？現在，我們將在下文結合相關司法實踐經驗來為大家解答，希望對大家解決相關問題有所裨益。

《刑法修正案(七)》實施以來，各地司法機關陸續援引其中關于綁架罪“情節較輕”的規定，對一些社會危害程度相對較輕的綁架案件在十年有期徒刑以下量刑。從相關資料看，司法機關在認定綁架案件是否屬于“情節較輕”時，尚存在判斷基礎不夠統一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案件的準確認定。實際上，綁架罪中的“情節較輕”從本質上說屬于一種價值評判，但這種價值評判并不是隨意的、無限制的，而是要建立在一定的事實基礎上。由于綁架罪情節本身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司法實踐中應當將哪些具體情節作為綁架罪“情節較輕”的評判基礎，往往多有爭議。如，評價某一綁架罪個案是否屬于“情節較輕”，是否要考慮未遂、中止等犯罪形態，是否要考慮行為人的一貫表現以及是否屬于初犯、偶犯，是否要考慮犯罪后認罪悔罪態度以及自首立功情節等等，都會引發一些爭議。而評判基礎不同，得出的結論自然有異，因此必須在理論上加以厘清。

一、綁架罪“情節較輕”的判斷基礎是能夠影響罪質輕重的事實要素

某一綁架罪個案是否屬于“情節較輕”，是司法者運用一定的價值標準對確定的事實基礎進行主觀評判所得出的結論。從理論上看，我國刑法關于綁架罪基本犯、減輕犯與加重犯的規定，實際上是綁架罪罪質層次性的立法反映，體現了綁架罪在同一罪質下的輕重程度差異。基于這種理論認知，綁架罪“情節較輕”的判斷基礎也就不外乎那些能夠影響綁架罪罪質輕重的事實要素。根據我國刑法理論，犯罪的本質特征是社會危害性，罪質之有無和大小莫不決定于社會危害程度。因此，一切能夠反映和體現綁架罪社會危害程度的主觀和客觀事實因素，都屬于“情節較輕”的判斷基礎。

從另一個側面講，如果某一事實因素不能夠反映綁架罪社會危害程度，也自然不能成為“情節較輕”的判斷基礎，如，一些純粹反映行為人人身危險程度的事實因素就不能成為判斷是否屬于“情節較輕”的基礎。這些事實因素主要包括:行為人的一貫表現，是否屬于初犯、偶犯以及前科情況，犯罪后的認罪悔罪態度，是否具有自首、立功等情節等等。這些事實因素雖然最后會影響到行為人的刑罰裁量，但它們都不能反映和體現綁架罪社會危害程度，對綁架罪罪質輕重沒有影響，因此不能成為“情節較輕”的判斷基礎。

此外，一些事實因素雖然能夠反映和體現綁架罪社會危害程度的大小，但基于刑法立法模式以及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也不能成為“情節較輕”的判斷基礎，這些主要是對刑法分則規定的構成要件加以修正一些事實因素，即犯罪預備、未遂、中止等犯罪停止形態。犯罪是否著手、是否造成損害后果等，對犯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當然會產生很大影響，但是這些并不能成為影響罪質輕重的因素。因為，我國刑法分則罪狀的立法模式以單獨犯的完成形態為基準，任何罪質輕重的評價都是建立在對犯罪完成形態的考察基礎上，犯罪的未完成形態對罪質的輕重不能產生實質影響。從另一個角度說，犯罪的預備、未遂、中止等未完成形態是刑法總則規定的法定量刑情節，如果將其中作為“情節較輕”的判斷基礎，然后再作為量刑情節適用，顯然屬于對同一情節的重復評價，違反了禁止重復評價的原則。

二、影響綁架罪罪質輕重的事實要素分析

影響綁架罪罪質輕重的事實要素具有多樣性，凡是能夠對綁架罪社會危害程度產生影響的因素都應當包括在內。筆者認為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

1.綁架手段。綁架罪作為侵犯人身權的犯罪，對被綁架人的人身自由進行實力控制是該罪的主要行為特征。理論上一般認為，綁架手段包括暴力、脅迫、麻醉等方法，實踐中也出現了行為人利用未成年人心智尚未發育成熟而采用誘騙等方式對其進行控制的情況。顯然，行為人采用綁架手段的不同，直接影響到該罪的社會危害程度。一般而言，暴力的危害程度要大于脅迫，而脅迫的危害程度顯然要大于誘騙，即使同為暴力，也存在程度的區別，有的暴力手段致人傷殘，有的特別殘忍，有的則僅造成輕微傷害，這些都是考察綁架罪社會危害程度的重要表征。

2.綁架后果。綁架罪的危害后果體現了該犯罪對法益造成的客觀侵害事實，直接反映了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綁架罪的后果主要可以從人身損害和財產損害兩個方面來考察:從人身損害方面看，綁架罪既可能造成被綁架人的重傷、死亡，也可能造成某種程度的輕微傷害，或者僅造成被綁架人精神上的恐懼，在特殊情況下，被綁架人對自己被綁架的情況不甚了解，限于一種認識錯誤的狀態;從財產損害方面看，行為人通過綁架犯罪獲取的“贖金”在數額上存在量的差別，既可能最終獲取了數額特別巨大的“贖金”，也可能由于種種原因分文未得。除上述兩個方面外，在“人質型”綁架犯罪中，行為人還可能提出一些有悖于法律、道德的不法要求，這些不法要求的實現程度，對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有著重要影響。

3.綁架對象。綁架罪侵害對象的不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如，以老人、兒童、婦女作為綁架對象，與一般的綁架罪相比，其情節就顯得更為惡劣，社會危害也就更大。因為老幼婦孺在社會觀念中屬于弱勢群體，將這些人員作為綁架對象，不僅更有可能造成被綁架人傷亡，而且嚴重背離社會倫理道德，更應遭受譴責。此外，被綁架人特定的社會身份也會影響到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如以外國使節、國際友人或者社會知名人士等作為綁架對象，社會影響就會更加惡劣，危害性也就更大。

4.綁架故意、目的與動機。犯罪故意、目的與動機都屬于主觀要素的范疇，它體現了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由此對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產生影響。在“故意的程度”方面，有學者提出了兩項標準，第一是犯意的醞釀時間，時間越長，主觀惡性越強;第二是行為人對其行為反社會性的認識程度。就犯罪目的而言，“勒贖型”綁架犯罪中行為人意圖勒索財物數額的大小以及“人質型”綁架犯罪提出不法要求的內容也存在程度的差別。犯罪動機雖然一般不屬于構成要件的內容，但其對社會危害程度的影響毋庸諱言。在司法實踐中，有的是為滿足個人私欲而綁架他人;有的是迫于生活壓力實施綁架犯罪;有的屬于非法拘禁索取超額債務;有的則是出于特定的政治目的等等。犯罪動機不同，體現行為人主觀惡性程度的差異，也影響到社會危害程度。

5.行為程度。根據我國刑法的規定，綁架罪屬于行為犯，即只要完成了綁架行為就屬于犯罪既遂，行為人是否提出勒索財物的要求或其他不法要求，其犯罪目的是否得逞在所不問。雖然綁架行為實施程度對是否構成犯罪沒有實質影響，但其對綁架罪社會危害性的大小有著直接的影響。實踐中，有的行為人綁架他人后提出了勒贖要求并得逞，有的行為人綁架他人后尚未提出勒贖要求即被警方抓獲，有的行為人將他人綁架后又幡然悔悟主動釋放了被綁架人。顯然，行為人綁架他人后是否進一步勒索財物特別是否主動釋放了被綁架人，對綁架罪的社會危害程度有著重要影響。

除上述要素以外，實施綁架犯罪的時間、地點以及環境條件不同，也會對行為的社會危害程度產生影響。如，在自然災害期間實施綁架犯罪的社會危害性顯然要高于平時。這些都是評判綁架罪罪質輕重需要考慮的因素。

但需要指出的是，綁架人與被綁架人之間是否具有親屬關系、被綁架人之前是否存在過錯等因素并不是獨立的影響綁架罪罪質輕重的事實因素，它只能對判斷綁架人綁架故意、目的與動機的程度起一定的參考作用，司法實踐中不宜過于強調這些事實因素在判斷綁架罪“情節較輕”中的作用。

以上內容就是我們關于綁架罪情節較輕如何認定的詳細介紹，從上面內容可知，我們認定“情節較輕”，主要應從行為人的綁架手段、綁架行為程度、主觀惡性等方面著手。如果你還想了解更多相關內容，建議你及時咨詢專業律師，我們律霸將盡快為大家答疑解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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