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詐騙不予批捕律師意見書的范文是怎么樣的?

上海市XX區人民檢察院：

北京XX(上海)律師事務所接受本案嫌疑人的委托，指派本所丁XX、丁XX兩位律師擔任袁某(以下簡稱嫌疑人)涉嫌詐騙罪一案的辯護人，辯護人接受委托后分別于3月29日、4月1日、4月14日三次會見犯罪嫌疑人，4月18日遞交取保候審手續，與承辦警官有過深入的溝通和交流，為了第一時間預約到承辦檢察官聽取辯護人不予批捕的律師意見，進行了三次網上預約。

辯護人認為：本案嫌疑人沒有構成詐騙罪的可能性，甚至算不上經濟糾紛，本案的嫌疑人在公安系統專項行動的大背景被抓的，但是對其涉嫌刑事犯罪立案顯然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盲目擴大刑事案件的打擊對象只會激化社會矛盾，辯護人請求貴院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作出不予批捕的決定，同時敦促偵查機關撤銷對嫌疑人的刑事立案，根據辯護人從嫌疑人及偵查機關處了解的案件情況，做如下粗淺分析，供貴院偵查監督科的承辦檢察官參考。

鑒于辯護人偵查階段看不到本案的證據材料，從推理的角度做出假設，全面分析本案成立犯罪的可能性，得出的結論為沒有成立詐騙罪的可能性，具體為：本案嫌疑人如果成立詐騙罪，分為下游和上游兩個環節，下游即嫌疑人與購房人之間關系，上游即嫌疑人通過中間人萬某與稅務系統之間的關系，現從兩大部分作出分析，排除嫌疑人成立詐騙罪的可能性。

一、嫌疑人與購房人之間成立不了詐騙罪，將購房人假設成“被害人”進行論述。

1、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屬于房地產居間服務法律關系，該平等主體間的“民事法律行為”關系是涉案款項產生的法律基礎。

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成立居間服務法律關系，兩者之所以會建立該關系，是基于案外人的介紹，案外人與嫌疑人系同行關系，案外人與被害人系遠房親戚關系，正是因為案外人的引薦，才使得嫌疑人與被害人之間成立居間服務法律關系，該法律關系是雙方之間產生付費行為的基礎，涉案款項的產生是基于合同而非基于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詐騙”，該法律關系基礎是區分刑事犯罪與經濟糾紛的核心標志。

2、嫌疑人為被害人提供的服務范圍包括居間和處理稅費問題兩項，款項屬于“打包處理”的包干價款，包括居間費和處理稅費兩項費用。

3、嫌疑人作為房地產中介的從業者，基于合同自愿原則與被害人達成合意，服務內容不僅包括為作為購房人的被害人提供與買房人訂立合同的機會和后續貸款過戶服務等居間服務，也包括為作為被害人的購房人代為處理因為房地產過戶產生的稅費問題，該兩項費用構成了本案的涉案款項。(關于一份內容為涉案款項42萬為被害人委托嫌疑人代辦稅費的書證，該書證辯護人并未親眼所見，僅根據承辦警官的表述，該書證使得公安機關將42萬理解為單一的“代辦稅費款項”，所以扣除14萬稅費、14萬向萬某支付的工作費用后剩余的14余元為詐騙數額，公安的該疑惑點是沒有道理的，第三部分辯護人會具體分析其片面性。)

4、被害人支付涉案款項的民事法律行為是在意思表示真實基礎上作出的，不是在嫌疑人“虛構事實，隱瞞真相”導致其產生錯誤認識的基礎上作出的。

5、被害人作為目標房屋的購房人，對目標房屋的過戶稅費和居間服務費的總額經過了“貨比三家”的篩選過程，經過理性思考，在其遠方親戚(本案案外人)的介紹下最終選擇了性價比最高的嫌疑人，服務打包、價款包干是嫌疑人和被害人在主體合格、內容合法、意思表示真實的情況下達成的“協議”，該協議屬于民事范疇，依法受法律保護。實務中的詐騙往往是被害人因為信息不對稱，結合犯罪分子的虛構事實與隱瞞真相，從而在財產處分方面產生錯誤認識，繼而主動交出“財物”，本案的嫌疑人非但沒有產生錯誤認識，而且通過自己作為房地產從業者的親戚來牽線搭橋介紹認識嫌疑人，通過理性對比從利益最大化角度選擇了嫌疑人給出的42萬的最優惠、最有競爭力的打包處理報價方案，因為被害人從別處多方詢價的打包處理價為50萬左右。

6、本案涉案款項的分配情況，也充分證明了該交易過程是一個完整的房地產居間服務的正常交易流程，符合法律規定，也符合行業慣例，而非詐騙。

7、嫌疑人將代繳稅費之后的28萬左右居間服務費做了如下分配：4萬元左右支付給了業務的介紹人(上文中的“案外人”)、5萬左右支付給了自己的合伙人、14萬支付給了處理稅費問題的萬某，自己僅獲益5萬元左右。如果本案屬于詐騙犯罪，嫌疑人為何置自己的利益于不顧，僅僅只拿了5萬?且其他的參與人竟然愿意冒著犯罪的風險去分得“贓款”，恰恰相反，該交易流程和居間費用的分配情況，是整個房地產中介機構操作的行業慣例。

8、、被害人并未與嫌疑人之間因此項打包服務出現過“糾紛交涉”，更沒有過報案，說明其并不認識自己受騙，反而認為實際獲益。

9、詐騙犯罪侵犯的對象是被害人的財產所有權，實務中都是被害人感覺被騙所以報案，本案的被害人用最低的價格購買到了最好的服務，房屋已經順利過戶，且房產證已經到手很長一段時間，被害人與嫌疑人之間關于涉案房屋的居間服務問題，不僅沒有任何的經濟糾紛，更沒有所謂的刑事報案，詐騙從何而來呢?

二、嫌疑人通過中間人萬某對國家稅務機關更構不成詐騙罪，僅有對萬某構成的犯罪產生共犯的可能性，鑒于嫌疑人與萬某之間并無犯意聯絡，共犯可能性也可以排除，論述如下。

1、從刑法理論及實務中，國家機關在行使稽核職能的過程中，不可能成立“詐騙罪”的被害人，之所以不能成為詐騙罪的被害人，是因為國家機關有專業和權力方面巨大優勢，其在甄別、去偽存真方面的權威性處于塔尖位置。

2、如果國家機關被普通民眾“詐騙”從而導致財產損失，只有一種可能性即由執行公務的工作人員出現職務犯罪，從而使國家財產遭受損失，這個損失的結果系職務犯罪后的濫用職權所致或者謀取不正當利益所致，不是被詐騙的結果，是公務人員與普通民眾“耦合犯罪”的結果，該“可乘之機”必須是以公務人員的“里應”為前提。本案中之所以相關稅款被做低，是因為萬某與稅務系統的公務人員存在某種交易，所以相關有貓膩的材料可以蒙混過關，萬某有可能性構成行賄罪，公務人員有可能從構成受賄罪或濫用職權犯罪，兩者犯罪的耦合關系是導致稅費被做低的原因，該犯罪發生在萬某與稅務系統的公務人員之間，與嫌疑人并無關系。

3、假設萬某成立犯罪，嫌疑人也沒有與其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性。

4、所謂共同犯罪即兩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本案的嫌疑人系第一次“購買”萬某的服務，對萬某將稅款做低的方法是通過合法避稅、材料造假、權錢交易等等中第一種或者幾種均一無所知，兩者合作的“偶然性”及萬某對自己做低稅款渠道的“神秘性和保密性”使得嫌疑人不可能知道萬某實施的具體手段，無犯意聯絡自然也就無成立共同犯罪的可能性，偵查機關也認可該環節。

三、偵查機關之所以定嫌疑人涉嫌“詐騙罪”，其疑點如下，辯護人逐一解釋。

1、為什么有個書面材料上面寫的“42萬用來代辦稅費問題”?所以這個42萬就是純稅費，扣除處理稅費問題的28萬開支后，剩余的稅費14萬元成立詐騙。

2、辯護人的解釋：本案的居間服務協議是否被公安機關查扣辯護人不太清楚，根據向嫌疑人了解的情況，該居間協議對“中介居間費用”這一項并未約定，而中介居間費用行業標準為2%，之所以沒有約定的原因是因為嫌疑人為了有更可觀的收益，所以用42萬打包價來幫助購房人來處理該房產交易的居間和稅費問題，如果42萬按照公安的理解為“純稅費”，那么將出現一個矛盾點就是：作為營利機構的房屋經紀事務所為何要無償為購房人提供服務呢?居間協議之所以沒有寫居間費用就是為了用口頭約定打包處理的方式獲得更客觀的中介費收益，如果居間協議上面約定了中介費用，那么42萬成為純稅費的可能性才會存在，否則42萬的費用必然包括“中介居間費用”及“代為處理稅費”的費用兩大塊，因為嫌疑人沒有義務為購房人提供“無償”的居間服務，這是有房屋經紀事務所的“營利性”決定的。

3、房屋的交易價款為90余萬元，為什么可以掙14萬余元的中介費用?

辯護人的解釋：90余萬元是房屋的出售人與購房人合意的結果，涉案房屋的“商業地產”性質，稅費遠遠高于“住宅”，購房人之所以找到嫌疑人提供打包服務，就是因為稅費過高，90余萬的交易價格其實低于稅務系統強制核算價格160余萬這個數字，之所以上下家按照90余萬價格交易其實也是為了降低應交的稅費，稅務機關為了保障國家稅收不流失，根據系統中顯示的涉案房屋的真實價格160萬元來核定稅費，這也是為什么購房人需要購買“打包服務”的初衷，房屋交易價格與作為中介服務費用收益的比例與是否構成犯罪是兩個概念，這是一種民事行為，收益高不等于構成犯罪。

4、綜上所述，辯護人認為作為提供房地產居間服務的嫌疑人，其收受涉案款項的行為，屬于民事活動的范疇，有合法的民事法律基礎，也不違反行業規則，更構不成刑事犯罪，作為專項行動中被抓的中介，屬于整個利益鏈條的最下游，鮮有被采取刑事強制措施的，偵查機關之所以對嫌疑人采用拘留的強制措施，是基于有罪推定的心態，違反了罪刑法定的刑法基本原則。

5、所以，辯護人向貴院遞交該律師意見書，客觀誠懇地陳述辯護人的觀點，請求貴院審慎考慮辯護人的意見，對嫌疑人袁某作出不予批捕的決定，糾正偵查機關的不謹慎偵查行為，敦促其撤銷此案，從而保障嫌疑人的合法權益。

綜合上面所說的，犯罪人員如果犯了詐騙罪的話，那么只要符合條件也是可以寫意見書來為自己辯護的，因此，被告在請律師寫意見書的時候一定要根據實情寫出，不能存在有任何的虛假行為，這樣才能得到法院的認可，從而減輕自己的刑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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