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問：

你好，請問平等原則在死刑執行方法中之貫徹？

圖木舒克律師解答：

種方法執行死刑的案例。所以本文主要就槍決和注射的死刑執行方法進行探討。

我國的刑事法律之所以將注射也作為死刑的執行方法，主要是為了順應刑罰執行人道化的歷史潮流。刑罰執行應當遵循人道主義是指刑罰的執行應當符合人性，禁止使用殘酷的刑罰執行手段。刑罰執行人道化已經成為世界潮流，國際社會先后通過了《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關于保護面對死刑的人的權利保障措施》、《禁止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處遇公約》等若干國際公約以促進刑罰執行的人道化。我國締結、參加了相關的國際公約，自然產生了履行相應國際義務的責任。而注射執行死刑能夠減少被執行人的痛苦，被稱為世界上最人道的死刑執行方法。所以有關立法工作者指出，我國刑事法律增加注射執行死刑的方法是為了更好的體現革命人道主義精神。2001年9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的昆明會議更是明確指出，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是我國法治建設逐步健全和完善的具體體現，是死刑執行制度向文明化、人道化方向發展的重要標志。

不可否認，我國刑事法律將注射規定為死刑的執行方法體現了刑罰執行的人道主義和社會文明進步。但不應忽視的是，規定兩種以上的刑罰執行方法會對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構成威脅。既然注射是更加人道的死刑執行方法，那么槍決就是相對而言不人道的死刑執行方法。這就意味著對不同的被執行人采用不同的方法執行死刑破壞了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在同一主權國家領域內，有的法院采用了注射方法執行死刑，有的法院采用槍決的方法執行死刑;即使是在同一法院，對有的被執行人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對其他的被執行人采用槍決方法執行死刑。我們很難想象平等原則得到了適用和尊重。更為嚴重的是，對于貪官、高官普遍采用注射執行死刑的方法，而且往往是該貪官、高官在某一地區首先“享受”注射執行死刑的待遇，這是否是在“照顧”貪官、高官?在這個意義上并不夸張的說，注射是虎頭鍘，而槍決是狗頭鍘!

二、解析：歷史趨勢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

我國刑事法律規定了多種死刑執行方法，我們認為需要進行進一步的檢討和反思。

規定多種死刑執行方法違背了刑罰發展的歷史規律。從刑罰的發展歷史來看，死刑的執行方法是從多元化走向一元化。歷史上，世界各國處死犯人的方式五花八門、形形色色。例如，古希伯來的死刑分為石擊刑、火刑、斬刑與絞刑四種;古印度的死刑分為斬刑、樁刑、火刑、象踩刑、溺刑、熱油刑、獸食刑、分尸刑與箭射刑等多種;古巴比倫的死刑分為溺刑、焚刑、斬刑、絞刑等;古希臘的死刑有毒殺行、十字刑、石擊刑、絞刑與車盤刑等;古羅馬的死刑包括杖斃刑、斬刑、絞刑、十字刑、獸食刑、雞犬蛇猿分食刑與焚刑等。但是近現代死刑改革的趨勢是實現執行方式的單一化。1789年的法國刑法典將原有的車裂、絞首與焚刑等死刑方法徹底廢除，僅保留斬首一種。1820年英國以廢除對叛國罪的肢解刑為契機，廢除了所有折磨性死刑，而代之以單一的死刑執行方法，即絞刑。1877年德國刑法典也只保留了斬首，而廢除了所有其他嚴酷的死刑執行方法。因此，世界各國對死刑執行方法變革的基本歷史趨勢是：徹底廢除野蠻殘酷的死刑執行方法，代之以簡便易行、效果迅速而且痛苦最少且最人道的方法，并使得死刑的執行方法趨于統一。

我國的死刑執行方法也是遵循從復雜到簡單的歷史規律。秦朝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統一的封建制國家，秦朝的死刑執行方法有棄市、戮、腰斬、梟首等14種之多。北齊律在我國刑法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歷史地位。據《隋書?刑法志》記載，北齊律規定了罄、絞、斬、梟首、裂五種死刑的執行方法。而在隋朝，刑名體系中只有絞、斬兩種死刑執行方法，以后唐、宋、明、清皆襲隋制，但是在實踐中存在凌遲、腰斬等法外的死刑執行方法。1905年清王朝正式廢除了凌遲、梟首、戮尸之類的加重死刑，而只保留了絞刑與例外情況下的斬刑。1928年國民政府所頒布的刑法將槍決規定為執行死刑的唯一的法定方法。

從當今各國死刑執行方法規定的情況來看，死刑執行方法一元化也是主流。根據現有資料，采用兩種以上死刑執行方法的國家共有36個，僅僅占全部135個國家的26.7%。而且采用兩種以上死刑執行方法的國家主要是集中在政治經濟不發達的非洲國家和信奉伊斯蘭教的中東國家，它們共有25個，占采用兩種以上死刑執行方法國家的69.4%。

因此，死刑執行方法的一元化是刑罰發展的必然規律，是世界各國立法的主流現象。而支配死刑執行方法一元化發展的根本原因是刑法適用的平等原則。死刑執行方法的一元化的目的是為了實現并保證行刑的平等。行刑方法的不同，必然導致受刑之苦不同，因此，只有以同一方式來執行同樣的刑罰，行刑才有其平等性可言。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我國憲法的原則，1997年刑法將憲法的平等原則具體化為刑法的基本原則。刑法第4條明確規定，對任何人犯罪，在適用法律上一律平等，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平等原則成為法律的重要原則在技術層面上是由法律內在的特點所決定的。法律具有抽象性，是為了普遍適用的規范而不是為了個別情事而設計的規范。作為普遍性的規范，必然要求對于同樣的情況同樣的適用。而在價值層面上，人生而平等，人格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相同的人格應當受到同等的對待和尊重。在心理層面，法律規范的平等適用可以給社會個人提供確定的心理預期，從而滿足安全的心理訴求。霍布斯就明確指出：“人們的安全還要求具有主權的個人或者議會對所有各等級的人平等施法。”

平等不是徹底的平均主義，而是允許例外。但是例外的處理應當具有正當性，是可以獲得刑法理論的支持，是可以為社會的倫理觀念所接受，是符合社會正義的觀念。社會和經濟的不平等應當如此安排，(1)使得這種不平等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2)使得該機會向社會全體成員開放。例如對同樣的罪行，未成年人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并不是破壞了刑法的平等原則，而是由于未成年人不具有完全的刑事責任能力，責任較輕，所以判處相對較輕的刑罰。未成年是任何人都必須經歷的過程，是公平平等的向全體社會公眾開放，所以對未成年人從寬處罰符合社會的正義觀念。但是相反的，如果僅僅由于被告人的身份、職位、種族、宗教信仰、經濟地位不同而給予輕重不同的刑罰則是對平等原則的公然違反，也是和正義觀念格格不入。所以，如果對于貪官、高官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而對一般的犯罪分子采用槍決方式執行死刑顯然是與平等理念相沖突。

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是刑法的基本原則，貫穿刑法的始終，它不但是定罪原則、量刑原則，也是行刑原則。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是司法原則，是司法平等而不是立法平等，是平均正義問題而不是分配正義問題。在司法平等的層面上，所謂平等的含義就是，凡是被法律視為相同的人，就應當以法律所確定的方式平等對待。今天的司法并不會在人與人之間作出區別，只要兩個人都具有人的特征，那么他們在司法的眼里都應當是平等的。平等行刑要求對于被法律認為是相同的人都應當采用相同的手段、方式執行刑罰。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的罪犯在我國法律面前享有相同的法律權利，負有相同的法律義務，在法律面前是完全相同的人，應當采用相同的方法執行死刑。注射方法與槍決相比而言具有痛苦小，死亡迅速的特點，槍決與注射給被執行人帶來的痛苦顯然是不一樣的，所以，對于被執行人適用不同的死刑執行方法違背了適用刑法人人平等的原則。

目前為多種死刑執行方法并存進行辯護重要的的理由是我國各地的經濟發展的水平不同，注射執行死刑需要較高前期投入和人員培訓，經濟落后的地區沒有條件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這顯然是站不住腳的。第一，在刑事法律關系中，權利義務的主體不是犯罪人(被執行人)和具體的人民法院，而是犯罪人(被執行人)和國家，具體的人民法院只是代表國家行使審判的權利。平等適用刑法是具體人民法院的義務，更應當是國家的義務。國家有義務保證在其境內所有的案件都得到平等的定罪、平等的量刑、平等的行刑。所以在刑事法律關系的層面上，國家內部區域的經濟差別是不可能作為國家不平等行刑的辯護理由。第二，該辯護理由的潛臺詞是法院采用哪一種死刑執行方式是由當地的經濟發展條件所決定的，這是沒有刑法理論基礎，也得不到社會倫理的支持。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的規定，死刑由原審法院執行。而根據我國刑事訴訟法第24條規定，刑事案件由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轄;如果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審判更為適宜的，可以由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因此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在地區管轄的問題上是以犯罪地人民法院管轄為原則，而以被告人居住地的人民法院管轄為例外。當今中國在經濟上仍然屬于農業社會，社會成員的地區流動并不明顯;我國的憲法沒有規定公民具有遷徙自由的權利，同時我國的戶籍制度并不鼓勵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限制社會成員的地區流動，因而在我國人口流動并不是社會的常態。所以犯罪地和行為人的出生地往往一致，其邏輯結果就是行為人因為出生在經濟落后的地區而被剝奪采用更加人道的死刑執行方法的資格。這恰恰是地區歧視。毫不夸張的說，這等于事實上承認經濟發達地區的犯罪分子是優等人、上等人，有權利享受人道的死刑執行方法;而經濟落后的地區的犯罪分子是劣等人、下等人，沒有資格被注射執行死刑!

綜上所述，我國刑事法律規定多種死刑執行方法違背了死刑執行方式一元化的歷史潮流，造成了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的適用危機。三、重構：權屬與程序

我國刑事法律將注射規定為我國死刑的法定執行方式，其出發點是為了實現刑罰(死刑)執行的人道化，這是值得欣賞和肯定的。但是由于規定了兩種不同的死刑執行方式，容易和我國刑法規定的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沖突。刑罰(死刑)執行人道化是我們必須堅持的方向，在我國短期內不可能廢除死刑的情況下，堅持死刑執行方法的人道化改革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道德良心告訴我們，不能把這種人道僅僅賦予具有一定的職務的官員，也不能僅僅賦予出生在經濟發達地區的犯罪分子。那么是否可以在不改變現有的法律規定的前提下，通過一定的制度設置化解刑罰執行人道原則和適用刑法人人平等原則之間的矛盾呢?筆者認為以正當程序原則為指引，通過建立死刑執行方法確定程序是完全可以解開這一癥結的。

首先，應當明確被執行人具有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和決定權。我國的刑事法律明確規定了兩種死刑執行方法，但是對于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與決定權的歸屬沒有明確規定。在刑事法律關系中被告人和國家是權利義務的主體，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和決定權要么是由國家享有，要么是由被執行人享有。

如果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和決定權由國家享有，而注射是相對人道的死刑執行方法，那么國家就有義務說明其做出具體決定的理由，尤其當國家選擇了槍決的執行方法。在歷史上國家設計出花樣繁多、輕重不同的死刑執行方法是為了實現所謂的“罪責刑相一致”原則。即如果罪行越嚴重，責任越大，那么適用的死刑執行方法就殘酷。這是報應刑觀念和威懾刑觀念相結合而產生的怪胎，但是它在人道主義的詰難之下而逐步退出歷史舞臺。勿庸置疑，我國刑事法律規定的數種死刑執行方法不是為了刻意追求所謂的“罪責刑相一致”，也不是為了刻意追求人為制造出的行刑痛苦。恰恰相反我國刑事法律規定數種死刑執行方法是為了逐步減少被執行人的痛苦，實現刑罰執行的人道化。所以，國家是不可能從被執行人的罪行、責任大小的角度論證其確定的具體死刑執行方法的合理性。

但是，在刑事法律中只有行為人的罪行和責任才是國家可以加以考量評價的因素。馬克思明確指出，“對于法律來說，除了我的行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對象。我的行為就是我同法律打交道的唯一領域。”責任是連接犯罪行為與刑罰的橋梁和紐帶。刑事責任的大小直接決定著是否判處刑罰，判處何種刑罰以及如何執行刑罰等基本問題。而行為人的地位、性別、宗教信仰等都不是影響刑事責任大小的因素。因此國家在決定死刑的具體執行方法的時候根本不可能考慮行為人的罪行和責任之外的被執行人的地位、職位、性別等其他因素。如果考慮了，則不可避免的違背平等原則。

所以國家既不能以被執行人的罪行和責任，也不能以被執行人罪行和責任以外的其他因素解釋其所決定的具體死刑執行方法的理由。換言之，國家決定具體死刑執行方法是不講理由的，是講不出理由的。因為沒有合理的理論支持，所以做出具體的決定只能是隨機的、擅斷的。實踐中司法人員完全可以根據自身的好惡決定死刑的執行方法，實際上是為司法工作人員創造了濫用權力的機會。因為得不到合理的解釋，所以做出具體的決定只能是秘密的、不公開的。死刑執行方法既不會記載在終審判決書中，不會出現在死刑核準裁定書中，也沒有呈現在死刑執行命令中，而只會在司法機關的內部文書中有所體現。死刑執法方法的確定程序不公開，增加了公眾進行監督的難度，提供了孳生腐敗的土壤。

相反的，如果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和決定權由被執行人享有，則可以保證平等原則的貫徹和結果的公正性。賦予被執行人選擇權和決定權在國外也存在立法例，例如，美國猶他州給死刑犯以用絞或者槍決的選擇權。

賦予被執行人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和決定權，具體用何種方法執行死刑是被執行人意志的體現，是對被執行人意志的尊重，是人道主義的具體體現。國家一方面自然就免除了說明義務，另一方面由于所有的被執行人平等的享有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不但不會破壞平等原則而且恰恰是平等原則的具體體現。

采用何種方法執行死刑，對于具體的執法人員以及國家而言并不是非常重要的問題，但是對于被執行人本人以及其家庭來說卻是關系重大。所以被執行人自然會從自身的特點出發仔細權衡利弊，做出理性的決定。被執行人一般會認識到注射執行死刑是痛苦較少、相對人道的死刑執行方法，通常情況下被執行人都會選擇注射執行方法。這在事實上會起到取消槍決執行方法的效果，在某種意義上是對我國刑事法律規定的多種死刑執行方法的修正，而與死刑執行方法一元化的立法規律和世界各國立法現狀保持一致。采用何種方法執行死刑對于國家來說并會不帶來直接的利益，甚至還會帶來負利益。缺乏利益刺激的國家自然會表現出一定的惰性，并不會積極主動推動死刑執行方法的改革而在實踐中大力推廣注射執行死刑的方法。缺乏利益驅動機制，只能依靠強制機制了。所以在被執行人大量選擇注射的死刑執行方法，會促使國家履行相應的義務，從而在全國范圍內大量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實現死刑執行方法的人道化，實現我國刑事法律規定注射執行死刑方法的初衷。

當前如果賦予被執行人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和決定權，可能會帶來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第一，部分經濟落后地區確實沒有實施注射執行死刑的條件。我們認為，對此完全可以通過調用其他有執行經驗地區的設備和人員幫助執行來解決，死刑執行車的出現為調用其他地區的注射執行設備及人員提供了物質基礎。在法律層面上可以將之視為死刑執行中止的理由，即當注射執行死刑的設備或者人員沒有準備完畢之前中止死刑的執行。第二，被執行人大量的選擇注射方法執行死刑會增加國家執行的費用。(需要指出的是，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的費用必須是由國家來承擔，如果將該費用轉嫁給被執行人或者其家庭，那么很可能造成對富人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而窮人卻只能“望針心嘆”，造成更大的不平等。)但是，人命關天，我們能因為具體的執行方法昂貴而拒絕保證執行死刑的平等和人道嗎?如果說人命就值幾萬元錢是對人生命價值的嘲諷，那么為了節省幾萬元錢而不能保證死刑執行方法的平等，是不是對人的尊嚴極大侮辱呢?

其次，應當規定確定死刑執行方法的具體程序。明確且公正的程序是被執行人死刑執行方法選擇權和決定權得以實現的保障;如果沒有程序的保障，被執行人的選擇權和決定權就會大打折扣甚至會變成一紙空文。我們認為，死刑執行方法確定程序的具體內容包括以下幾個主要方面：

第一，主體因素，即由誰選擇和決定死刑的執行方法。正常情況下，如上所述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和決定權由被執行人享有，當然由被執行人決定。如果被執行人在法定期限內不行使權利，則由執行法院酌情決定。如果被執行人心神喪失不能做出決定時，應當由被執行人的近親屬代為行使。如果被執行人的近親屬意見不統一時，采用注射方法執行死刑。如果被執行人沒有近親屬或者近親屬在法定期限內不行使權利，則由執行法院酌情決定。

第二，時間因素，即何時啟動死刑執行方法的確定程序。執行死刑以生效的死刑判決為前提。任何死刑案件都必須經過死刑復核程序才能生效。即使是最高人民法院判處的死刑案件也只有在新的合議庭核準死刑后才能生效。對下級法院審理的死刑案件進行監督是死刑復核程序的功能之一，卻不是死刑復核程序的全部功能。死刑復核程序設置的宗旨是為了限制死刑的適用，最大限度的防止錯殺、濫殺，所以死刑復核程序是死刑案件獨立的且必經程序。因此，當死刑核準裁定書送達被執行人時，被執行人或者其近親屬可以做出選擇決定。為了避免過分的延遲死刑的執行，被執行人或者其近親屬應當在收到死刑核準裁定書之日起7日內做出決定。

第三，法定形式。被執行人既可以以口頭或者書面的形式做出決定。如果以口頭形式做出決定的，執行法院應當記入筆錄，向被執行人宣讀后交被執行人簽字、蓋章。被執行人近親屬代為決定的，應當以書面形式做出決定。

第四，主管機關的職責。執行法院應當在送達死刑核準裁定書時告知被執行人或者其近親屬有權選擇死刑執行方法。執行法院應當在被執行人或者其近親屬的決定期期滿之日起3日內將執行人或者其近親屬的決定或者執行法院的決定報死刑核準機關。死刑核準法院的院長在收到執行法院報告之日起3日內簽發死刑執行命令，死刑執行命令中應當明確載明死刑的執行方法。人民檢察院應當監督死刑執行方法的確定程序。

四、結語

這是一個悖論：我們要實現死刑執行方法的人道化，增加注射方法來執行死刑;但是又對平等原則構成威脅，很有可能使得注射執行死刑蛻變為虎頭鍘，并使得槍決執行死刑淪為狗頭鍘。這不是聳人聽聞。因為在大多數人中基本實現平等并不困難，困難的是在所有的人中百分之百地實現平等。任何細微的不平等都會摧毀人們對平等的信仰。在不改變現有法律規范的前提下，解開這二難命題的簡潔且有效的途徑是賦予被執行人關于死刑執行方法的選擇權和決定權。這個方案可能并不理想，因為在很多人眼里這是“理想”的不切實際的方案。但是我們還有選擇嗎?面對現實的不平等，我們相信“什么都不能戰勝你們對正義的感情，這種感情并非其他，而是對人類平等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