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都知道在訴訟案中，證據是贏得訴訟案的關鍵，那么能作為訴訟案的證據方式有很多種，其中有兩種就是司法鑒定與刑事鑒定報告，不管是什么樣的證據，都是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今天律霸就司法鑒定與刑事鑒定的關系做出簡單的介紹。

一、司法鑒定與刑事鑒定的關系

無論是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還是司法鑒定都是科學技術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基于此，“法律學必須果斷地把屬于科學支配的領域讓給科學去承擔，不應當在規范科學的名義下侵犯已經明確了的自然科學的領域。”盡管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與科學技術存在依賴關系并具有一定的技術含量，需要尊重科學以及技術應用的規律，但因其介入訴訟活動更需要在法律框架下創造性地運用科技為實現司法實體公正服務，而不能遠離法律獨尊科技特有規律而自我封閉運行。

作為服務與保障訴訟活動的科技應用活動應當滿足不同訴訟階段的不同需求，并因需求不同在技術應用上有所選擇或者存在配置上的差別。然而，訴訟需要具有強可靠性且具有可檢驗性的司法鑒定在我國卻被弱可靠性的刑事技術所統領，致使有些不成熟的刑事技術鑒定不受任何阻礙地自由流入審判法庭被視為司法鑒定作為定案根據，造成了案件事實的誤認而引發了一些錯案;同時，也影響了科學、合理的司法鑒定制度的形成，即使司法鑒定有些制度(如司法鑒定統一管理體制)得以確立，也因這些因素的干擾無法發揮其預期的效能。追溯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模糊的根源，探討與分析其混用的弊害，厘清其邊界則可能是解決司法鑒定制度改革過程存在認識障礙的有效途徑。

(一)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混淆之成因考察

我國1950年代的刑事訴訟理論和司法制度建設受蘇聯法制的影響頗深，即使是科學技術在訴訟中的配置也未能幸免擺脫。當時的蘇聯學者對刑事技術和鑒定技術是否納入同一研究領域存在不同的學術觀點，并認為應當“把偵查員用的犯罪偵查學技術和鑒定人用的犯罪偵查學技術作為兩門獨立的學科來進行研究，或者是把犯罪偵查學鑒定從犯罪偵查學中獨立出來”。“當然也不能忽略偵查員運用犯罪偵查學技術和鑒定人及專家運用犯罪偵查學技術各自所具有的特點。”這種賦予鑒定獨立于刑事技術名稱與地位的見解卻因研究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的專家多為犯罪偵查學的學者，以及它們之間存在科學技術應用的通用性，這一觀點曇花一現。相反，由于當時的訴訟活動主要是背負打擊犯罪、保衛政權責任的刑事偵查活動，形成了刑事技術統領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的技術體系，以“刑事技術”命名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也就成為實踐中的慣習。刑事技術囊括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技術的慣習混淆它們之間應有的界線，不僅抹殺了它們在不同階段的不同功能，再加上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依附于刑事技術創新的現實，最終造就了刑事技術凌駕鑒定技術的體系格局。

我國基于偵查工作需要自然生成的司法鑒定制度，因司法官始終從事鑒定的歷史傳統以及鑒定與現場勘查不分的偵查做法，尤其是技術人員的匱乏以及刑事偵查任務艱巨更需要依靠刑事技術與鑒定的協作力量，使得鑒定人員不僅要承擔刑事技術人員發現、固定、提取痕跡物證以及進行“現場照相”、“現場繪圖”并制作“現場勘查筆錄”的職責，而且還應從事對痕跡物證的檢驗、鑒別、鑒定等活動。這種偵查人員與鑒定人員身份和角色混同的做法有利于集中技術力量為偵查提供強有力的技術支持，也符合偵查中心主義的訴訟本質。我國以偵查為中心的刑事訴訟模式極易使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應用的技術依賴于刑事技術的供給，新鑒定技術、方法也源于刑事技術的研發。這一事實在一定程度上加固了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對刑事技術的依附關系，甚至影響到刑事訴訟法的立法與司法鑒定制度的設立。

我國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盡管對鑒定與勘查作出了區別，但仍將“鑒定”作為偵查行為列入“偵查”一章。這種立法直接影響著偵查實踐。1980年5月1日公安部制定的《公安部刑事技術鑒定規則》第3條、第4條規定：“刑事技術鑒定，由縣以上公安機關的刑事技術部門負責進行。必要時，可聘請有專門知識的人協助鑒定。”“刑事技術鑒定，必須由具有鑒定員以上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擔任。本人或者近親屬與案件有利害關系的人，擔任過本案的偵查人員、證人，或者與本案當事人有其他關系，可能影響公正鑒定的人，不能充當鑒定人。”1979年4月1日公安部制定的《刑事案件現場勘查規則》第3條第3項規定：“參加勘查現場人員，一般由偵查員、技術員……組成。”這些規定盡管已將偵查人員與技術人員作了區分，但因機構的并合，在事實上又為鑒定技術依附刑事技術以及鑒定人員兼任刑事技術部門的偵查人員提供了條件，以至于刑事技術鑒定機構成為了刑事技術部門下屬部門。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在理論上的混淆和實踐上的一體給司法鑒定制度科學化建構帶來了困難，其運行機制本身也給司法實踐尤其是審判以刑事技術鑒定代替司法鑒定制造了可乘之機，其結果影響了現代訴訟制度的文明建設和司法公正的實現。

(二)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混淆之弊害分析

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涉及的問題雖然均為科學技術問題，但如果理論上將其混淆，必然帶來司法實踐上的混用，其結果可能觸發科學技術因制度變異而成為潛在的危險源，不科學地應用也會損害現代司法制度的機能，還會給司法實踐帶來一些災難。“對于那些把科學看為急用品的人，有時可能很便利，但是卻阻礙了科學的進步。”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在概念上模糊和技術應用上的混同會產生以下弊害。

1、刑事技術作為發現、固定、提取痕跡物證的技術手段可以是先進性甚至尖端性的技術手段，但具有先進性的技術與技術應用獲得結果并不必然具有可靠性。“偵查過程中，在發現、采取、檢驗和評價犯罪的物質痕跡時，常常需要某些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特別是物理學、化學、力學、生物學和數學方面的知識，而且利用這些專門知識時，要求的并不是簡單地運用一些相應的手段和方法，而是要將這些手段和方法創造性地應用于偵查犯罪的特殊條件，同時，還要研制出一些特有的科學技術手段。”這些“特有的科學技術手段”用來確定偵查范圍和方向是必要的，但將其運用于司法鑒定，并將其結果作為證據，則是不適當的。有些技術作為刑事技術是先進的，卻不宜作為刑事技術鑒定技術，更不應作為司法鑒定技術。

如果對此不加區分地混用，有些不成熟甚至還在實驗階段的刑事技術就會被用于司法鑒定，其司法鑒定作為證據必然給事實認定帶來風險。因司法人員的過分依賴，不僅導致偵查方向的錯定，而且還會造成案件事實錯認而釀成冤假錯案。如測謊技術因生理反應與心理反應之間的直接關系以及說謊與清晰的情緒反應的固定性聯系還沒有得到科學界普遍認同，其可靠性無法獲得保證，僅能作為刑事技術或者刑事技術鑒定技術而不宜作為司法鑒定技術。而在現實中因未予區分被大量應用于司法鑒定，在其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因其具有強化辦案人員的案件事實認定的信心，加速了一些冤假錯案的發生。如云南杜培武案兩次心理測試說謊可能性比率在90%以上，其意見被用于認定事實而釀成了錯案;湖北省鐘祥市四名教師經測謊被認定為“虎狼投毒嫌犯”，最終案件被撤銷;安徽蕪湖劉明和經測謊認定為說謊，被認定有罪，后二審改判無罪。

2、作為確定偵查方向、劃定偵查范圍的刑事技術鑒定與作為定案根據的司法鑒定在技術應用上的混淆，則會造成有些不能作為證據的刑事技術鑒定直接流入法庭以司法鑒定身份作為定案的根據，誤導審判造成證據使用上的不當。

3、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混淆在制度上極易造成司法鑒定機構的不中立，出現刑事技術應用的泛化以及同一技術滿足不同技術需求和證明要求的反科學現象，也會導致司法鑒定制度難以真正滿足訴訟制度、證據制度的要求，造成制度之間因不協調而出現“問題鑒定”。同時，還會引發凡是涉及技術活動均被視為鑒定的泛化觀念，影響司法鑒定技術應用的科學性。理論研究上對刑事技術與技術偵查[不分尤其是概念之間的混亂，在一定程度上與刑事技術、刑事技術鑒定與司法鑒定混淆存在一定的關系。它們之間技術的混用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該學科的科學發展。

希望通過今天的簡單講解，能讓您大概的區分出兩者的區別，司法鑒定會出現在訴訟案的每一個階段中，而刑事鑒定不一定出現。上面是律霸的相關回答，希望能幫助到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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