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毒品犯罪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第一條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二款第一項、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其他毒品數量大”：

（一）可卡因五十克以上；

（二）3，4-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等苯丙胺類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嗎啡一百克以上；

（三）芬太尼一百二十五克以上；

（四）甲卡西酮二百克以上；

（五）二氫埃托啡十毫克以上；

（六）哌替啶（度冷丁）二百五十克以上；

（七）氯胺酮五百克以上；

（八）美沙酮一千克以上；

（九）曲馬多、γ-羥丁酸二千克以上；

（十）大麻油五千克、大麻脂十千克、大麻葉及大麻煙一百五十千克以上；

（十一）可待因、丁丙諾啡五千克以上；

（十二）三唑侖、安眠酮五十千克以上；

（十三）阿普唑侖、恰特草一百千克以上；

（十四）咖啡因、罌粟殼二百千克以上；

（十五）巴比妥、苯巴比妥、安鈉咖、尼美西泮二百五十千克以上；

（十六）氯氮卓、艾司唑侖、地西泮、溴西泮五百千克以上；

（十七）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數量大的。

國家定點生產企業按照標準規格生產的麻醉藥品或者精神藥品被用于毒品犯罪的，根據藥品中毒品成分的含量認定涉案毒品數量。

第二條走私、販賣、運輸、制造、非法持有下列毒品，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四十七條第三款、第三百四十八條規定的“其他毒品數量較大”：

（一）可卡因十克以上不滿五十克；

（二）3，4-亞甲二氧基甲基苯丙胺（MDMA）等苯丙胺類毒品（甲基苯丙胺除外）、嗎啡二十克以上不滿一百克；

（三）芬太尼二十五克以上不滿一百二十五克；

（四）甲卡西酮四十克以上不滿二百克；

（五）二氫埃托啡二毫克以上不滿十毫克；

（六）哌替啶（度冷丁）五十克以上不滿二百五十克；

（七）氯胺酮一百克以上不滿五百克；

（八）美沙酮二百克以上不滿一千克；

（九）曲馬多、γ-羥丁酸四百克以上不滿二千克；

（十）大麻油一千克以上不滿五千克、大麻脂二千克以上不滿十千克、大麻葉及大麻煙三十千克以上不滿一百五十千克；

（十一）可待因、丁丙諾啡一千克以上不滿五千克；

（十二）三唑侖、安眠酮十千克以上不滿五十千克；

（十三）阿普唑侖、恰特草二十千克以上不滿一百千克；

（十四）咖啡因、罌粟殼四十千克以上不滿二百千克；

（十五）巴比妥、苯巴比妥、安鈉咖、尼美西泮五十千克以上不滿二百五十千克；

（十六）氯氮卓、艾司唑侖、地西泮、溴西泮一百千克以上不滿五百千克；

（十七）上述毒品以外的其他毒品數量較大的。

司法解釋的法律效力：

從我國有關司法解釋的法律規定來看，在我國擁有法定司法解釋權的機關是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檢察院，它們的解釋權限是關于“屬于法院審判工作或檢察院檢查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的問題”。但是在實踐中這種制度的表達沒有如愿以償，這種反差似乎向我們昭示關于司法解釋的法律定位也許存在某些不合理之處。這些反差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從法律解釋的主體來看，將司法解釋嚴格限制為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的專有活動，并不符合實際情況。一方面，解釋活動是一種普遍的行為。另一方面，司法解釋是一種魚案件事實密切相關的活動，而我們的司法解釋體制往往將案件裁判者排除開來，交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來處理。這種自上而下的解釋行為的合理性值得探討。另一方面，從解釋的權限范圍來看，司法解釋權限對案件的具體應用問題的解釋。但是，實際并非如此。從我國大量的司法解釋來看，其中許多并不是針對具體案件所做的解釋，而大部分是抽象解釋，并且其中還有部分是就執行某個法律所作的一攬子規定，這些規定不是解釋法律而是創制法律，從形式上看，有些司法解釋蠶蛹單行法規的形式。所以，有學者指出司法解釋行為具有準立法性質。從法理上看，司法解釋的效力顯然不能高于法律。但在實踐中起碼是在我國的實踐中，司法解釋等同于法律。按照我個人的理解，大多數司法解釋，不過是對法條的補充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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