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一、該股權證明屬質押關系

理由：1、按照《公司法》、《定向募集股份有限公司內部職工技股管理規定》、《體改委(1993)114號》文件規定：記名股票轉讓必須背書并登記后才生效，所有權才發生轉移。且在A廠組織發放的股權證明(股票證)上清楚記載：股份轉讓必須登記且經董事長批準。而該股權并未經這些程序，公司仍以徐某的名字登記造冊。且若為轉讓，為何陳某在6年時間內都沒有進行股權變更、過戶?

2、該股權不可能以2000元本金轉讓。股權證明易手時(即1997年)該股權已價值14000多元，按價值論，徐某怎么也不可能會將該股權以本金形式2000元轉讓給陳某。基于此兩點，該股權證明只能被認定為質押關系。

3、即使系轉讓關系，徐某也是在不知自己的2000元股份已經量化到14000余元的情況下交易的，因徐某只是工人而已，在A廠只是工作，而沒有參加A廠的經營，A廠也未向工人們公布過該廠的經營狀況，而陳某則是A廠的副廠長，對經營狀況非常清楚，已經知道2000元變成14000余元，基于此，本著公平和誠實信用的原則，法院應當支持原告的主張。

觀點二、此股權證明屬轉讓關系

理由：1、根據該廠股權轉讓慣例，雖然按照《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規定：記名股票轉讓必須背書并登記后才生效，所有權才發生轉讓。但該廠在96年轉制后，因為是鄉鎮企業，有多名股東未經董事會同意私下轉讓過戶，股權證仍為原股東姓名，而該廠年終分紅時，由持有人以手中股權前往領取紅利，財務室認證不認人，這已成為該廠股權轉讓的慣例，即交證不背書。徐某在陳某手中接過2000元，并將股權證交與陳某，已可視為按慣例轉讓該股權。

2、徐某的行為已構成事實默認。在涉案股權證易手前，即1997年以前，該股份紅利一直為徐某領取，1997年，該股權證易手后，至2003年徹底改制期間，紅利一直由陳某領取，徐某并未提出異議(該股權紅利每年400-500元不等)。徐某在知道自己股權價值的情況下，在6年時間內未提出異議，其行為已可認定為默認放棄該股權，即默認轉讓。

3、考慮該股權證易手時的具體情況。該廠在徹底改制前，已呈現出一片衰敗景象，雖然在97年時該股份價值14000余元，但因不能退股，使其成為一份空頭支票，當時轉讓慣例為只支付本金，徐某在缺錢情況下，將手中這份空頭支票以本金形式轉讓與陳某是合理的，也是應該考慮到的。且陳某在受讓到該股份后，已承擔起了該股份的經營風險，因為該股份可能會升值，也可能會一文不值。

4、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事實因素：即2003年徹底改制前，該廠股份因不能退股，只能領取紅利，股東手中只當是拿著不能取錢的存折光領取利息。

2003年，該廠徹底改制清算股份，變為以現金或欠條形式將股份收回，這時的股權證又突然變成了一份可以取錢的存折，且價值又再次翻番達4萬余元。你說誰人不心動，徐某以當初為質押為由要求取回該股權，即取回該股權現值也是可以想象的。基于當時徐某與陳某的良好關系，該股權易手時并未簽定任何書面說明。在該股份已價值約4萬余元并可變現的情況下產生質押與轉讓爭議糾紛，根據誠信原則應認定該股份當時屬轉讓關系，原告的主張不受法律的保護。

案情簡介：

原告徐某的翁父婆母與被告陳某關系一向很好，且徐某在1997年前一直在陳某擔任副廠長的A廠工作。A廠原系鄉鎮企業，該廠在1992年前曾向該廠職工發行了一批記名股票，并制定了股份合作制章程。其中第11條規定：企業職工個人量化入股，產權歸個人，參與分紅計息，可轉讓、可繼承，但不能退股。股東義務一章中規定：股東按股份承擔企業經營風險責任。

徐某進廠時按當時的政策規定：帶資1000元入廠。后又投資1000元，A廠將徐某的2000元作為股份。1996年，企業改制為股份制企業，并換發了股票證，其時徐某2000元的股份共值14000余元。1996年改制后，先后有多名職工在不能退股的條款制約下將股份轉讓與他人，但未辦理過戶手續。1997年，徐某辭職做服裝生意，將股權證交與陳某，并從陳某手中取走2000元錢。

但當時雙方對股權證問題未作書面說明。自1997年后，徐某的股份紅利均由陳某領取，徐某未去領取。2003年4月，A廠再次改制，并清算了原有股份價值，收回原股權證，按股份現值以現金或欠條的形式退還給個人，至此，該股份已價值近4萬元。2003年8月，徐某找到陳某要求還款2000元，并要求取回股權證明。陳某以徐某當時是將股份按2000元本金轉讓給了自己，拒絕將股權證明交與徐某，而徐某則堅持該股份證明為質押。至此時，該股權證明仍是以徐某名字記名。在取回無望的情況下，徐某起訴要求依法取回自己的股權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