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審查起訴妨害公務辯護意見范文是怎么樣的？

尊敬的公訴人：

律師事務所接受犯罪嫌疑人許某某妻子劉某的委托，指派我們為犯罪嫌疑人許某某妨害公務一案審查起訴階段的辯護人。辯護人經依法查閱本案有關卷宗材料，并與犯罪涉嫌人進行了會見，對本案案情有了一定的了解。根據事實和法律，辯護人對本案提出如下辯護意見供公訴人斟酌：

起訴意見書認定許某某涉嫌妨害公務罪，事實不清，證據不足。

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規定：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國家機關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罰金。

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依法執行代表職務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在自然災害和突發事件中，以暴力、威脅方法阻礙紅十字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故意阻礙國家機關、公安機關依法執行國家安全工作任務，未使用暴力、威脅方法，造成嚴重后果的，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本案交警人員是在依法查處、整治“五類車輛”的過程中發現嫌疑人的，根據執法主體來看，只能適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七條第一款。依照該款規定，只有行為人以“暴力、威脅”的方式阻礙國家工作人員依法執行職務才構成犯罪。由周道鸞、張軍編寫的《對最高法、最高檢關于罪名司法解釋的理解與適用》一書認為，此處的“暴力”，是指對正在依法執行職務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體實行打擊或者強制，如捆綁、毆打、傷害等;“威脅”主要是指以殺害、傷害、毀壞財產、毀壞名譽等進行精神上的恐嚇。如果行為人不是采取上述暴力、威脅的方法，而是以一般的爭吵、糾纏等方法，給執行職務或履行職責造成一定的影響，一般不以妨害公務罪論處，可視情況，給予行政或者治安處罰。該書還認為，本罪主觀方面只能由故意構成，即必須是明知上述主體正在依法執行職務，而故意對其實施“暴力”或者“威脅”，才構成犯罪，過失不構成犯罪。

辯護人認為，以現有證據只能證實嫌疑人許某某實施了逃避交警人員對其車輛進行查處的行為，但不能證實其系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交警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現辯護人從偵查人員所提供證據入手，逐一分析論證本案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問題。

關于被害人王某某的陳述。

被害人王某某系案發當天查處并抓捕嫌疑人許某某的交警，其陳述記載于偵查卷二P23-25：“2015年6月4日12時40分，我在本市楊浦區松花江路黃興路口執行公務，整治五類車，此時有一輛摩托車沿黃興路由北向南駛來，我就準備對該輛摩托車及車主例行檢查，我當時手持交警指揮棒示意該摩托車停下，但該摩托車車主沒有任何減速停下，往我身上沖了過來，我閃避了一下但右手還是被該輛摩托車撞到，該摩托車車主撞到我后也自己連人帶車摔倒在地上，我就上前去抓該摩托車的車主，但該摩托車主反抗并用拳頭 揮打我一下，掙開我的控制然后沿黃興路由南向北逃跑，我就追他在黃興路橋處被我撲倒在地，但該摩托車主仍然反抗，掙扎過程中把我的左腿膝處也弄傷了，然后他掙脫我后又繼續往前逃，我繼續追他，在黃興路上不到國權路地方該摩托車車主跑不動了，于是被我上前制服，然后被民警帶至派出所接受進一步處理。。。。。。”。如果其陳述有其他確實證據有效印證的話，可認定嫌疑人許某某構成妨害公務罪。

2、關于嫌疑人許某某的供述與辯解。

嫌疑人許某某在偵查階段共作過五次供述與辯解，前二次系其被當場抓獲后在控江路派出所所作，該二次供述與辯解記載于偵查卷二P7-12，內容基本相同：“ 我有四個孩子在老家讀書，自2008年3月我來上海打工至今。2015年3月我在嘉定區一家修車店以1000元買了一個牌照是滬CBA981的套牌牌照。2015年6月4日12時40分，我駕駛摩托車沿黃興路由北向南開至松花江路，準備上高架去往浦東干活，在不到松花江路的時候我看到一個交警拿紅色交通指揮棒示意叫我停下來，但我不想停車想開過去，交警還是上前要攔住我，我就開摩托車沖過去撞到了交警一下，我的摩托車把他的右手撞傷了，然后我自己方向沒把穩連人帶車摔倒在地上，那名被我開車撞到的交警上來想抓我，我就揮了一下手不讓他抓到我，然后我爬起來沿黃興路馬路由南向北逃跑，在黃興路橋處我自己步子不穩摔倒在地上，交警就撲到我身上控制住我，我就掙扎把交警掙脫開后繼續往前逃跑，跑到國權路不到點的地方我跑不動了，被交警上前來將我抓住，后被民警口頭傳喚至派出所來了。。。。。”。但當該案移交楊浦分局刑偵支隊后，其在該支隊及看守所所做的三次供述與辯解，卻與其前二次在控江路派出所的所作供述在關鍵事實上有很大不同，且供述非常穩定，后三次供述的不同事實P14：“ 。。。我因為擔心被民警發現自己的摩托車時套牌車，便駕車朝黃興路中間行使，想避開交警沖過路口，但這個交警跟著我跑過來攔我，我駕駛摩托車撞到了交警的手，他也將我和摩托車一起帶倒在地。我倒地之后還是擔心警察要抓我，所以扔下摩托車沿著黃興路由南朝北反方向步行逃跑，跑了大概20米遠后我跑不動了，這時警察也追了上來，于是我就等著警察上來抓住了我，隨后我就被帶到公安機關接受審查了。。。。”;P20：“。。。。準備避開交警沖過路口，但這個交警朝前跨了一步并伸手來抓，所以我駕駛摩托車撞了交警的手，他也將我和摩托車一起帶倒在地。。。。。”。根據其后三次供述的情形，因不能證實嫌疑人系故意駕車撞向被害人的，故不足以證明其系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交警人員依法執行職務。因不能排除嫌疑人許某某后三次供述的真實性，如果以其前二次在控江路派出所的供述，認為其供述與被害人王某某的陳述相印證，繼而認定許某某犯有妨害公訴罪的話，辯護人認為過于牽強，說服力不夠。下面繼續分析本案其他證據。

關于證人趙某某、李某的證言。

證人趙某某系上海市公安局楊浦分局交警支隊四中隊民警，與被害人王某某系同事關系，案發時在案發路段執行公務，其證言基本內容：“2015年6月4日12時40分許，我和同事王某某在本市楊浦區松花江路黃興路口執行整治“五類車”，此時有一輛摩托車沿黃興路由北向南駛來，同事王某某手持交通指揮棒示意摩托車停下，但該摩托車沒有任何減速停下，就朝王某某沖了過來，王某某被這輛摩托車撞了一下，該摩托車車主在撞到他后也自己連人帶車摔倒在地上，王某某去抓該摩托車車主，摩托車車主掙開他后沿黃興路由南向北逃跑，在黃興路橋被王某某撲倒在地，但該摩托車車主又反抗掙脫王某某后又繼續往前逃，在黃興路不到國權路的地方該摩托車車主 跑不動了，于是被我們上前制服，然后被民警帶至派出所接受進一步處理。。。。”。

證人李某是交通協管員，配合交警的執法工作，案發時在案發路段執行公務，其證言內容與證人趙某某的基本相同。

雖然上述各證人證言與被害人王某某的陳述在內容上基本相互印證，但因上述證人均系被害人的同事，均系案發時與被害人一起在案發路段執行公務的人員，故應當認定上述證人與被害人王某某存在利害關系，根據刑事訴訟法及刑訴法解釋的相關規定，上述證人證言的證明力較低，如果沒有其他確實證據予以印證，不得作為定案的依據。下面繼續分析本案其他證據。

關于視聽資料(案發現場路段的監控視頻錄像)。

辯護人認為，該視聽資料應該最能客觀、直接地反映案發的詳細過程，尤其是嫌疑人與被害人身體直接接觸的過程。但令人遺憾的是，經過辯護人多次仔細觀看該試聽資料，發現其中三個視頻主要拍攝到了嫌疑人被抓后帶離現場的過程，剩余一個視頻主要拍攝到了一個穿交警制服的人追趕嫌疑人許某某的過程(此過程中沒有顯示任何有關追趕人與嫌疑人身體有直接接觸的情形)，當然全部的視頻亦沒有任何展示有關所謂“嫌疑人駕駛摩托車撞向被害人并將被害人手部撞傷，以及嫌疑人在逃跑過稱中揮拳反抗被害人的情形”。那如此重要的證據，為什么里面沒有認定本案所急需的關鍵細節呢?如果是偵查人員工作失誤遺漏關鍵視頻，辯護人請求公訴人將案卷退回偵查機關補充調取該關鍵證據。另外，案發路段(黃興路與松花江路口)，系交通主干道，交警部門的監控探頭應當能拍攝到事發路段的全部場景，如果偵查人員以監控探頭拍攝角度有限只能拍攝到現有視頻，無法繼續調取關鍵視頻的話，辯護人認為說服力不夠。

關于被害人的傷情鑒定問題。

以本案現有證據，不能有效證實被害人右手小拇指及膝蓋所受傷害系嫌疑人駕車撞擊及反抗所致，不能排除被害人在抓捕嫌疑人的過程中，因為情況緊急而自己摔倒所致。另外，卷中沒有被害人因本次受傷去醫院治療的病歷，上海市公安局物價鑒定中心的鑒定意見系依照 《人體損傷程度鑒定標準》 5.10.5e之規定認定被害人所受傷情構成輕微傷的，而該條規定，只有在“甲床出血”的情況下才能認定為輕微傷，而鑒定機構的分析說明中卻只有“右手小指甲床橈側見小片出血灶”之描述，經請教權威外科醫生及詳細查閱相關書籍，辯護人認為，“甲床見小片出血灶”不能等同于“甲床出血”，如此認定被害人傷情構成輕微傷太過牽強。

綜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及《刑訴法解釋》的相關規定，認定被告人有罪，必須達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的程度，證據之間必須形成牢固的證據鎖鏈，能夠排除一切合理懷疑。辯護人認為，偵查機關認定嫌疑人許某某以“暴力”、“威脅”的方法阻礙交警人員依法執行職務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不能排除其行為只是一般行政違法的可能。如果偵查機關不能在刑訴法規定的合理期限內補充關鍵證據的話，懇請公訴機關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對本案作出不予起訴的決定。

以上辯護意見，請公訴人在對犯罪嫌疑人許某某審查起訴時予以充分考慮。

此致

綜合上面所說的，作為違法者妨害了公務如果在審查起訴的階段找到了相關的證據自己是無罪的或者可以從輕處罰的證據那么是可以請律師來為自己寫辯護詞，只要里面的條款合理、合法，就可以得到相關部門的認可，從而更好的保障自己的利益。

妨害公務罪構成要件

妨礙公務罪量刑標準是什么?妨害公務罪的司法解釋有哪些？

妨害公務罪最高會判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