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既遂與未遂怎樣認定

確定犯罪是否既遂，應以某一犯罪行為是否具備刑法分則規定的該罪全部構成要件為標準，而不應一概把實現行為人的預期目的作為既遂，反之，就是未遂。將犯罪目的實現與否作為既遂和未遂的標準，是不符合立法本意的。犯罪目的的有無，只是鑒別故意形式即直接故意還是間接故意的標準。刑法分則對不同的犯罪，分別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同是具有確定目的的直接故意犯罪，有的還規定了結果，如盜竊罪等；有的僅規定了行為，如制作、復制、出版、販賣、傳播淫穢物品牟利罪等。前者的罪狀表述是行為加結果，即當行為與結果都符合之，就構成犯罪既遂。

后者只要求行為與罪狀表述相一致即為既遂，而不問牟利的結果是否發生。刑法分則有關罪狀表述含有“以牟利為目的”或“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等內容的，即便從條款的邏輯結構上分析，也只是要求行為人主觀上必須具有直接故意，至于行為人希望或追求的目的或結果有否發生，還應有明確的規定。如無明確規定，則為行為犯，反之，則為結果犯。同理，拐賣婦女、兒童罪的罪狀表述，并無“結果”上的規定。因此，只要行為人實施了該罪六種行為的任何一種，就具備了該罪的全部構成要件而為既遂。

相關刑法

《刑法》第二百四十條第二款規定，拐賣婦女、兒童是指以出賣為目的，有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對行為人實施該條其中一種行為，即構成拐賣婦女、兒童罪。但當出賣的目的尚未實現時，該罪是既遂還是未遂，至今仍有爭議。

第三種觀點主要是針對有分工的共同犯罪而言的，但割裂了有組織分工的共同犯罪各個階段行為的有機聯系，忽視了共同犯罪的整體性和統一性。如果按此觀點，不同階段的行為人只要完成了分工范圍內的行為，比如行為人收買了婦女、兒童，則不論在中轉、接送階段的行為人是否得逞，既遂即告成立。由此可必然推理出如下結論：收買或拐騙或綁架者將被害人交與下一個階段的行為人，如負責中轉或接送者，且正當交接的同時，因行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導致中轉或接送者未能完成分工范圍內的行為，即為未遂，而前一個階段的行為，因其完成了分工范圍內的拐騙或收買或綁架的行為，構成既遂。這顯然是荒謬的，因為同一個共同犯罪中，不可能有的行為人構成既遂，有的行為人構成未遂。

對拐賣婦女、兒童罪未遂、既遂狀態的認定，實踐中存在三種不同的說法。而大多數人都偏向認為第一種說法是正確的，即在區分拐賣婦女、兒童罪的未遂與既遂時，只要行為人實施了拐騙、綁架、收買、販賣、接送、中轉婦女、兒童的行為之一的就能認定為犯罪既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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