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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波
海南刑警刑訊逼供案一審判決
網絡上對這一案件的熱議在意料之中，這種似曾相識的民意洶涌既有對逼供者的聲討，也有對蒙難者的同情，還包括了對體制的追問。
但這起案件引人關注，還在于涉案的兩位主犯被認定的罪名并非我們通常所見到的“刑訊逼供”，而是“故意傷害”。從依法裁判的角度看，這樣的司法認定并非海南中級法院的創新，刑法第247條其實寫得很明白，“司法工作人員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實行刑訊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傷殘、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百三十二條的規定定罪從重處罰。”這里的234條其實就是“故意傷害罪”，232條則是“故意殺人罪”。也就是說，警察因刑訊致人傷殘或死亡的，應依“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定罪，且從重處罰。
警察刑訊致人傷殘或死亡之所以要從重處罰，這是因為警察作為執法人員，本應以維護法紀、保障人權為己任，而刑訊是典型的知法犯法，它不但侵犯了被刑訊者的人身權，更侵犯了司法公正。法理與立法的一致，似乎表明，在審理刑訊逼供案件的過程中，至少適用法律上不應存在多大問題。但事實上，只要我們稍加留意一下媒體上所披露的刑訊逼供個案，那些致人傷殘或死亡的警察被定以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的，寥寥可數。警察被判無罪或被免予刑責的并不鮮見，更多被判有罪的警察也僅僅被認定為“刑訊逼供罪”，不管刑訊的結果是否致人傷殘還是致人死亡。因而從司法實踐中看，海南中級法院的這一個案雖然于法有據，又頗顯得“另類”。而這種“另類”反倒對時下的刑訊逼供案審理有著積極的意義。為何一些警察在刑訊中傷人就只是“刑訊逼供”，真正理由恐怕還在于，“刑訊逼供罪”的罰責僅僅是“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從立法意涵上追溯，“刑訊逼供”罪名的設立，其實僅是針對那些尚未造成一定傷害后果的輕微刑訊--致人傷殘或死亡都不能按此定罪量刑。問題在于，一些司法實踐恰恰曲解了刑法的規定。“故意殺人罪”變“故意傷害罪”的有之，“故意傷害罪”變“刑訊逼供罪”的亦有之，更多的輕微刑訊案件則根本就未能進入司法程序。“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潛規則被發揮到了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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