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干擾司法公正的頑癥,刑訊逼供在刑法學界被形象地比喻為“毒樹之果”,即以非法手段所獲得的口供是“毒樹”,以非法證據為線索進而獲取的其他證據則是這棵樹上的“毒果”。“毒樹之果”害人不淺,“毒樹”的土壤理應清除,“毒果”理應堅決銷毀。
近現代刑法學創始人**利亞在名著《論犯罪與刑罰》中尖銳地指出,刑訊“必然造成這樣一種奇怪后果:無辜者處于比罪犯更壞的境地……被屈打成招為罪犯。”一個人從有犯罪嫌疑被拘留,到最后判刑,中間要經過偵查、批捕、起訴、審理等一系列程序,而刑訊逼供自然成為了冤案的源頭。
長期以來,一些司法人員存在“口供是證據之本”、“刑訊逼供利大于弊”等誤區,還有重實體輕程序,助長了野蠻的刑訊之風。有的辦案人員甚至形成了一套工作方法:偵查機關對刑事案件立案偵查,以犯罪嫌疑人供述為突破口最簡單、最快捷,于是不擇手段撬開嫌疑人的嘴,取得口供,再找到有關物證,從而證明口供的正確性。而在這個種植“毒樹”的過程中,“毒果”也在孕育之中。
必須看到,盡管我國刑事訴訟法明確提出嚴禁刑訊逼供,但由于相關制度不配套,仍然難以落到實處。遏制刑訊逼供,就要通過各個司法環節設置嚴格的程序和配套制度,比如警察訊問全過程的錄音或錄像;提高訊問的透明度,擴大律師介入刑事訴訟的范圍與機會,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警察的訊問時,要有律師在場;賦予看守所保障在押犯罪嫌疑人權利不受侵犯的職責,以加強對訊問過程的監督和制約,以及建立警察出庭作證制度等等。
遏制刑訊逼供,設立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也是一劑良方。也就是說,司法人員違反法定權限和程序,進行刑訊逼供、非法搜查、扣押等所取得的證據,應認定為無效證據。堅決舍棄“毒樹之果”,無疑是法治發展的方向。如果檢察機關在批捕、起訴環節,審判機關在法庭審理過程中,及時發現并排除非法證據,科學地規范、引導司法人員對證據的收集、審查及運用,將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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