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關于共同受賄案件中受賄數額認定問題的研究意見

有關部門就共同受賄案件中受賄數額認定問題征求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意見。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經研究認為：對于共同受賄犯罪，被告人“受賄所得數額”原則上應當以其參與或者組織、指揮的共同受賄數額認定。但在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共同受賄案件中，行賄人的賄賂款分別或者明確送給多人，且按照各被告人實際所得數額處罰更能實現罪刑相適應的，依法按照被告人實際所得數額，并考慮共同受賄犯罪情況予以處罰。

【解讀】

（一）、問題由來

由于經濟發展等原因，目前對于未區分主從犯的受賄罪簡單共犯均按參與額量刑往往導致罪刑失衡，此時，能否按照個人實際所得數額量刑，審判實踐中爭議較大，有關部門遂向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征求意見。

（二）、主要爭議問題

一種意見認為，對于未區分主從犯的受賄罪簡單共犯，應當按照個人實際所得數額量刑，以實現罪刑相當、裁判公正。我國刑法只規定對于主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或者組織、指揮的全部犯罪處罰;而對于非主犯如何處罰，刑法并無明確規定，所謂的“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理論通說，并不能作為判決的依據。因此，根據罪刑法定原則，對于未區分主從犯的受賄罪簡單共犯，應當實事求是地按照其“個人所得額”而不是“參與額”量刑。

另一種意見認為，根據立法精神及“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理論，在共同受賄犯罪案件中，不管主犯、從犯還是簡單共犯，均應當根據其參與的共同受賄數額量刑。

（三）、研究意見及其理由

經慎重研究，我們認為，對于共同受賄犯罪，被告人“受賄所得數額”原則上應當以其參與或者組織、指揮的共同受賄數額認定。但在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共同受賄案件中，行賄人的賄賂款分別或者明確送給多人，且按照各被告人實際所得數額處罰更能實現罪刑相適應的，依法按照被告人實際所得數額，并考慮共同受賄犯罪情況予以處罰。主要闡釋如下：

1.作為原則，對于共同受賄犯罪，應當根據其參與或者組織、指揮的共同受賄數額量刑。

關于共同貪污賄賂犯罪的處罰問題，我國立法和司法的做法不一。在立法上，1952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朗確規定貪污共犯一律根據個人所得數額處罰。1988年《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再次明確規定對于貪污賄賂共犯根據個人所得數額處罰，只是增加了例外的規定，即對于首要分子和情節嚴重的主犯必須根據共同犯罪數額處罰。1997年刑法明確規定貪污罪、受賄罪分別按照“個人貪污數額”、“受賄所得數額”處罰，但未就貪污賄賂共犯的處罰問題單獨規定，只是在總則統一規定對于首要分子和主犯必須根據共同犯罪數額處罰，而對于從犯和簡單共犯應按照什么數額處罰沒有明確規定。在司法上，2003年的《全國法院審理經濟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紀要》)明確：“個人貪污數額”，在共同貪污犯罪案件中應理解為個人所參與或者組織、指揮共同貪污的數額，不能只按個人實際分得的贓款數額來認定。但《紀要》未對共同受賄犯罪案件中“受賄所得數額”的理解問題予以明確，實踐中的爭議仍未停止。

那么，對于共同受賄犯罪的處罰原則是什么?我們認為，根據立法精神，原則上應當按照參與的共同受賄數額處罰。理由如下：(1)對從犯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受賄數額處罰，符合立法精神和立法規定，且因對從犯可以從寬處罰，并不會導致罪刑失衡。刑法第二十七條第二款規定的“對于從犯，應當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應理解為“對于從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從輕、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因為，對從犯從寬處罰，一定要有參照，即在什么基準上從寬處罰，是在參與的全部犯罪數額基準上還是在個人分贓數額基準上從寬處罰?很顯然，只能是在參與的全部犯罪數額基準上從寬處罰，否則，必然導致罪刑失衡。

(2)對不區分主從犯的受賄罪算簡單共犯，一般情況下，也應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受賄數額處罰。既然主犯、從犯都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那么，對于不區分主從犯的簡單共犯，自然也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全部犯罪處罰。如果從犯應當按照犯罪總額處罰，而不區分主從犯時卻按照個人所得數額處罰，顯然不符合系統解釋原理。

(3)按照參與的共同犯罪數額處罰是我國司法實踐中處理其他類似犯罪的普遍做法。例如，1997年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規定：“對共同犯罪中的以犯，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盜竊的數額確定量刑幅度”，而不能以分贓數額為標準確定量刑幅度。《紀要》也明確共同貪污犯罪案件不能只按個人實際分得的贓款數額處罰。既然共同盜竊、貪污犯罪都須按照共同犯罪數額處罰，那么對共同受賄犯罪，原則上也應當如此，否則執法就不夠統一。因此，對于共同受賄犯罪原則上均應當按照參與的共同受賄數額處罰。

2.作為例外，對于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受賄共犯，行賄人的賄賂款分別或者明確送給多人，且按照個人實際所得數額處罰更能實現罪刑相適應的，可以按照其個人所得數額處罰。

雖然從法理上、從立法精神上，對于共同受賄犯罪，原則上應當按照其所參與的共同犯罪數額處罰，可為什么司法實踐中總是存在按個人所得數額處罰的現象?因為，不管采信哪種理論，采取哪種標準，如果過于絕對，都不可避免地造成部分案件嚴重罪刑不相適應。絕對地以個人所得數額作為認定犯罪責任依據，其合理性值得反思;同樣，絕對都以參與的共同犯罪數額處罰，也會出現明顯的不合理性。因此，必須堅持原則性和靈活性的統一，原則上堅持按照參與的共同犯罪數額處罰，但特殊情況下可以按照個人所得數額處罰，以實現罪刑相適應。那么，具備哪些特殊情況就可以按照個入所得數額處罰呢?我們認為必須具備兩個條件：

(1)行賄人的賄賂款分別或者明確送給多人。從司法實踐情況看，行賄人因一個事由請托、賄賂多人的表現主要有四種：一是行賄人將賄賂款交給一人，由其自主分配給其他人。這種情形往往可以區分主從犯，容易實現罪刑相當，實踐中問題不大，本文不作討論。二是行賄人雖然將賄賂款交給一人，但行賄人明確是送給多人，甚至明確了每人的數額，收錢人只是根據行賄人要求轉交他人。這種情形下，收錢人一般對共同受賄總額清楚，但其不一定得錢最多，也不一定是共同犯罪中作用最重要的人;而其他受賄人對他人的受賄數額和受賄總額往往不清楚。三是行賄人以宴請、游玩等名義將多人聚在一起，當面將賄賂款送給每個人。各受賄人對共同受賄的事實清楚，但對其他人的受賄數額及受賄總額往往不清楚。四是行賄人私下將賄賂款分別送給多人。各受賄人之間對彼此受賄事實有蓋然性認識，但對他人是否接受賄賂及受賄數額欠缺明確認知。“行賄人的賄賂款分別或者明確送給多人”，就屬于后三種情形。為什么這三種情形可以按個人受賄所得數額處罰?我們認為，這三種情形下的受賄犯罪確實有一定的特殊性，不完全適用于“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共同犯霏理論。因為，受賄犯罪與盜竊、貪污等犯罪在獲取財物方式上有重大區別。索賄以外的受賄犯罪往往是被動獲取財物，是財物所有人自愿、主動送給的，受賄人積極、主動利用職務便利實施的謀利行為，并不是直接為自己獲取財物，而是為行賄人謀取利益。至于為行賄人謀取利益后，行賄人是否送錢、送多少、何時送，受賄人事先往往是不明知、不確認的，更不是由其決定的。而盜竊、貪污等犯罪是通過積極、主動行為直接為自己獲取財物的，財物所有人是在不知情、不自愿的情況下被騙走、偷走甚至搶走財物的。行為人對于獲取財物的途徑、數額、時間等不僅明知，而且是完全自主決定并積極實施的。

眾所周知，“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共同犯罪處罰原則是基于這樣的前提：在共同犯罪中，由于犯意相通、目的相同，雖然分工不同，但每個人的行為都在相互利用、補充對方的行為，而使數人的行為形成一個整體，每個人的行為都是他人行為的一部分，他人的行為也是自己行為的一部分，故各人不僅要對自己的行為及其結果承擔刑事責任，而且要對他人的行為及其結果承擔刑事責任，亦即所有共犯均須對其參與的整個共同犯罪行為及其結果承擔刑事責任。這里的“結果”，應當理解為“犯罪后果”，是指犯罪行為直接導致的結果，各人對此犯罪結果都是明知或者應當明知的，這也是其承擔刑事責任的基礎。“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理論，完全適用于盜竊、貪污等直接獲取財物的犯罪，卻并不能完全適用于受賄犯罪。因為，盜竊、貪污犯罪的危害后果主要體現在盜竊、貪污數額上;而受賄犯罪的危害后果卻并非主要體現在受賄“數額”上，而是主要體現在利用職便為他人謀取的利益、造成國家的損失以及對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的損害等受賄“情節”上。在共同受賄犯罪中，各人利用職便為他人謀取利益，從而直接造成了國家損失和職務廉潔性受損等危害后果，各人對此都是明知或者應當明知的，故對于危害后果應當嚴格貫徹“部分實行全部責任”原則。但是，受賄數額是否屬于犯罪行為直接導致的結果，是否屬于行為人在行為時明知或者應當明知的“犯罪后果”?我們認為，受賄數額并非受賄人利用職便為他人謀利的犯罪行為所必然導致的結果，或者起碼不是犯罪的直接危害后果，故不完全適用“部分實行全部責任”原則。

事實上，在行賄人的賄賂款分別或者明確送給多人的情形中，各犯罪人不僅對受賄總額難以知情，而且，對于送誰不送誰、送多送少、由誰轉送、誰收誰不收等情況，也是難以知情的。在祓動收受賄賂，且對他人受賄數額不明知，也不應當明知的情況下，仍然要求所有犯罪人均對其不明知的受賄數額承擔全部刑事責任，確實情理不通。我們也注意到，在上述情形中，由于各受賄人在收受財物問題上缺乏明顯的犯意聯絡，是否成立共同受賄犯罪，。有人提出質疑，在審判實踐中，也有不少類似案件未認定為共同受賄犯罪。

(2)按照個人實際所得數額處罰更能實現罪刑相適應。罪刑相適應原則永遠是法官辦案時應當遵循的原則。只有實現了一個個具體個案的公正，才有抽象的一般公正。離開了個案公正的一般公正無異于空中樓閣。如何判斷罪刑是否相適應，是個較大的難題，也一直缺乏客觀的標準。有人說，嚴格根據法律、司法解釋條文判決，就是罪刑相適應。這種觀點是偏頗的，最近幾年，機械適用法條辦案導致量刑畸輕畸重，從而引起社會炒作，最后依法改判或者再審的案例已經不少。當根據通常理論，“嚴格”適用法律處理案件可能導致嚴重罪刑不相適應時，就應當調整思路，改換視角，探尋立法精神，把握案件實質，勇于創新發展，依法能動作出罪刑相當的判決。本文討論的問題正是如此。如果對于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受賄共犯，行賄人的賄賂款分別或者明確送給多人，仍然一律按照共同受賭數額認定，會導致罪責刑不適應。舉兩個案例予以對比：①行賄者向五人行賄，將10萬元交給一人，由其自主分配給其他四人，最后每人實際受賄2萬元。②行賄者向五人各行賄2萬，各受賄人對共同受賄的事實清楚，但對其他人的受賄數額及受賄總額往往不清楚。對于前一個案件，比較容易區分主從犯，認定主犯受賄10萬元，從犯也受賄10萬元，但對從犯可以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在量刑上可以適當掌握，不會導致罪責刑失衡。‘而對于后一個案件，在較難區分主從犯的情況下，如果仍認定每位受賄者的受賄數額為十萬元，則無法依據主從犯規則對部分受賄者從輕處罰，會出現罪責刑不相適應的結果。因此。對于后一種情形，應當考慮基于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要求，對“部分實行全部責任”的共同犯罪理論作適當突破，在必要時改為按照個人實際所得數額而非共同受賄數額處罰。

3.決定按照其個人所得數額處罰的，在量刑時應當考慮共同受賄犯罪情況，作出罰當其罪的判決。

刑法明確規定對于受賄罪應當根據“受賄所得數額及情節”處罰，受賄情節和受賄數額一樣，都是確定量刑幅度的依據。比如刑法規定：受賄數額“在十萬元以上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惰節特別嚴重的，處死刑，并處沒收財產”;受賄數額“在五萬元以上不滿十萬元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處沒收財產;情節特別嚴重的，處無期徒刑，并處沒收財產”。因此，對于受賄案件的量刑，必須兼顧受賄數額和受賄情節，忽視任一方面，都是錯誤的。在行賄人的賄賂款分別或者明確送給多人的情形下，如果按照其個人所得數額處罰，則可根據情節嚴重程度考慮是否上檔處罰;如果按照共同受賄數額處罰，則可以不再考慮上檔處罰，只需在量刑幅度內酌情從重處罰即可。比如，甲乙共同受行賄人請托，利用職便為其謀利，造成國家損失200萬元，事后行賄人送甲乙各5萬元。此時，對甲乙如果各按5萬元處罰，則可以考慮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判處無期徒刑;而如果對甲乙各按10萬元處罰，則只需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幅度內酌情從重處罰即可，一般不宜再認定為“情節特別嚴重”，判處其死刑，否則有重復評價之嫌。

鑒于法律的上述明確規定，以及在共同受賄犯罪中，各人對于利用職便為他人謀利行為所造成的共同危害后果，均應當承擔刑事責任的理論依據。因此，答復強調，對于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共同受賄案件，決定按照其個人所得數額處罰的，在量刑時還應當考慮共同曼賄犯罪情況予以處罰。這里的“共同受賄犯罪情況”著重是指造成國家損失的情況、國家工作人員職務廉潔性的受損情況、公平公正秩序的受損情況等情節。基于上述分析，并結合實際情況，我們認為，對于難以區分主從犯的共同受賄案件，沒有索賄情節，且未造成嚴重危害后果，共同受賄數額超過5萬元或者10萬元的起點數額不多的，就屬于“按照個人實際所得數額處罰更能實現罪刑相適應”的情況，應當依法按照被告人實際所得數額，并考慮共同受賄犯罪情況作出罰當其罪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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