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案情：

1999年何某承包某面粉廠，雙方約定何某每年向該廠主管部門交納管理費2萬元。2000年3月3日何某在其賬戶上只有20元，且多種建筑審批手續不具備的情況下，利用虛構的“商住樓”工程騙取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陳某的信任，雙方簽訂合同，并按約定雙方將該建筑公司的預付款15萬元以面粉廠的名義存入某信用社，定期為3個月。次日，何某以此存單做抵押從該信用社貸款10萬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資和挪做他用。2000年3月23日，當該建筑公司發現受騙后，遂向何某索要預付款，何某為搪塞拖延，便開具一張該信用社金額為15萬元的現金支票(空頭支票)給該公司，在支票到期的前一天何某又以出差為由繼續拖延時間至案發。

分歧意見：

對何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3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何某的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應屬經濟糾紛。其理由是：何某本人是面粉廠的承包人，其是用真實身份與他人簽訂合同。何某在收到對方的預付款15萬元的存單后用該存單在信用社貸款10萬元，其所貸的金額與預付定金的數額不負，何某實際占有的是信用社的貸款，并未直接占有預付款，故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種意見認為，何某是面粉廠的法定代表人，在簽訂合同后，他在信用社的貸款均用于該廠的日常消費和支付工人工資;故該案應屬單位詐騙，應追究單位主要負責人的行為。第三種意見認為，何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其理由是：何某在無資金，且多種建審手續不具備即明顯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利用虛構的“商住樓”工程騙取對方的信任，并使陳某“自愿’”與他簽訂合同;簽訂合同后又并不積極創造履行條件。從何某的行為來看其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采取了“隱瞞真相”或“虛構事實”的行為，因此何某的行為構成合同詐騙罪。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即何某的行為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理由是：

(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指的是排除權利人而將他人財物當作自己的所有物，并按其本來用途進行利用或處分。

它指的是行為人對他人財物事實的、現實的支配和管理，但并不以實際上掌握該財物為必要。從該案簽訂的合同來看，何某在簽訂合同以前就產生了非法占有該建筑工程公司的預付款的故意，在簽訂合同后，對方“自愿”的將該預付款以面粉廠的名義存入銀行，并且也將該存單交由該廠保管，事實上何某具有了對該預付款的控制權;次日，何某用此存單從該信用社貸款，并挪作他用，從而使何某不僅對該財物具有了實際控制權，而且對該財物的支配權也得以體現，故其非法占有的故意非常明顯。

(二)、從客觀行為來看，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犯罪的客觀方面必須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式。而在本案中何某顯然也采取了這些方式：其一、何某在簽訂合同時雖然利用了自己的真實的身份，但其目的是為了騙取對方的信任;其二、何某在簽定合同時就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客觀條件。何某在簽訂合同的時候，是在其帳上只有20元的存款，且多種建審手續不具備的情況下采取虛構的“商住樓”工程與對方簽訂合同，在簽訂合同過程中也并沒有向陳某透露事實真相;

(三)、從履約能力來看，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行為人對所簽合同規定的義務在客觀上沒有履行能力，主觀上沒有履行的誠意，合同簽訂后，行為人也不作任何履行合同的努力，完全出于非法占有的心理企圖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在本案中，其一、何某在無工程的情況下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他人財物，并無履約能力;其二、何某在簽訂合同時其單位帳戶上只有20元，可以說明在簽定合同后何某并無支付違約金的能力;其三、何某在簽訂合同后，并不積極的創造履約條件，顯無履約誠意，而是在對方找到他要求其退還預付款時，為搪塞對方，而給對方開具了15萬元的空頭支票，支票給付后，何某又借故出差，避而不見對方，使對方無法追回被騙的財物，從而達到侵吞對方財物的目的。

(四)、從合同的標的物及貨款的去向來看，合同詐騙罪以占為已有為目的，在騙取貨款貨物后往往用于個人揮霍，任意處分，不打算償還，并且也沒有歸還的能力。此案中，何某利用對方以其面粉廠的名義將預付款存入信用社后，何某用此存單到銀行去貸款，使自已不僅對他人的財物具有控制權，并且采取貸款的方式，使自已對他人的財物具有了支配權，所以當何某將此款取出后，不是用于工程，而是挪作他用，使財產的所有用權也發生了轉移，直至案發，該面粉廠的帳戶上也只有20元，何某并無歸還的能力。

(五)、對于個人承包中以單位名義進行詐騙活動的，要根據承包方式、承包性質與發包方的權利義務關系等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在本案中，何某的承包屬定額承包，何某除了每年上繳一定的基數外，其余的收益均歸承包人何某所有。因此何某的行為只能按個人詐騙罪處理而不以單位詐騙罪論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何某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定，構成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