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要案情：

1999年何某承包某面粉廠，雙方約定何某每年向該廠主管部門交納管理費2萬元。2000年3月3日何某在其賬戶上只有20元，且多種建筑審批手續(xù)不具備的情況下，利用虛構(gòu)的“商住樓”工程騙取某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陳某的信任，雙方簽訂合同，并按約定雙方將該建筑公司的預付款15萬元以面粉廠的名義存入某信用社，定期為3個月。次日，何某以此存單做抵押從該信用社貸款10萬元，用于支付工人工資和挪做他用。2000年3月23日，當該建筑公司發(fā)現(xiàn)受騙后，遂向何某索要預付款，何某為搪塞拖延，便開具一張該信用社金額為15萬元的現(xiàn)金支票(空頭支票)給該公司，在支票到期的前一天何某又以出差為由繼續(xù)拖延時間至案發(fā)。

分歧意見：

對何某的行為如何定性，存在3種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何某的行為不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應屬經(jīng)濟糾紛。其理由是：何某本人是面粉廠的承包人，其是用真實身份與他人簽訂合同。何某在收到對方的預付款15萬元的存單后用該存單在信用社貸款10萬元，其所貸的金額與預付定金的數(shù)額不負，何某實際占有的是信用社的貸款，并未直接占有預付款，故主觀上沒有非法占有的目的。第二種意見認為，何某是面粉廠的法定代表人，在簽訂合同后，他在信用社的貸款均用于該廠的日常消費和支付工人工資;故該案應屬單位詐騙，應追究單位主要負責人的行為。第三種意見認為，何某的行為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其理由是：何某在無資金，且多種建審手續(xù)不具備即明顯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客觀條件的情況下，利用虛構(gòu)的“商住樓”工程騙取對方的信任，并使陳某“自愿’”與他簽訂合同;簽訂合同后又并不積極創(chuàng)造履行條件。從何某的行為來看其主觀上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采取了“隱瞞真相”或“虛構(gòu)事實”的行為，因此何某的行為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

筆者同意第三種意見，即何某的行為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理由是：

(一)、刑法上的“非法占有”指的是排除權(quán)利人而將他人財物當作自己的所有物，并按其本來用途進行利用或處分。

它指的是行為人對他人財物事實的、現(xiàn)實的支配和管理，但并不以實際上掌握該財物為必要。從該案簽訂的合同來看，何某在簽訂合同以前就產(chǎn)生了非法占有該建筑工程公司的預付款的故意，在簽訂合同后，對方“自愿”的將該預付款以面粉廠的名義存入銀行，并且也將該存單交由該廠保管，事實上何某具有了對該預付款的控制權(quán);次日，何某用此存單從該信用社貸款，并挪作他用，從而使何某不僅對該財物具有了實際控制權(quán)，而且對該財物的支配權(quán)也得以體現(xiàn)，故其非法占有的故意非常明顯。

(二)、從客觀行為來看，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犯罪的客觀方面必須采取“虛構(gòu)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式。而在本案中何某顯然也采取了這些方式：其一、何某在簽訂合同時雖然利用了自己的真實的身份，但其目的是為了騙取對方的信任;其二、何某在簽定合同時就不具備履行合同的客觀條件。何某在簽訂合同的時候，是在其帳上只有20元的存款，且多種建審手續(xù)不具備的情況下采取虛構(gòu)的“商住樓”工程與對方簽訂合同，在簽訂合同過程中也并沒有向陳某透露事實真相;

(三)、從履約能力來看，利用合同進行詐騙，行為人對所簽合同規(guī)定的義務在客觀上沒有履行能力，主觀上沒有履行的誠意，合同簽訂后，行為人也不作任何履行合同的努力，完全出于非法占有的心理企圖達到騙取財物的目的。在本案中，其一、何某在無工程的情況下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他人財物，并無履約能力;其二、何某在簽訂合同時其單位帳戶上只有20元，可以說明在簽定合同后何某并無支付違約金的能力;其三、何某在簽訂合同后，并不積極的創(chuàng)造履約條件，顯無履約誠意，而是在對方找到他要求其退還預付款時，為搪塞對方，而給對方開具了15萬元的空頭支票，支票給付后，何某又借故出差，避而不見對方，使對方無法追回被騙的財物，從而達到侵吞對方財物的目的。

(四)、從合同的標的物及貨款的去向來看，合同詐騙罪以占為已有為目的，在騙取貨款貨物后往往用于個人揮霍，任意處分，不打算償還，并且也沒有歸還的能力。此案中，何某利用對方以其面粉廠的名義將預付款存入信用社后，何某用此存單到銀行去貸款，使自已不僅對他人的財物具有控制權(quán)，并且采取貸款的方式，使自已對他人的財物具有了支配權(quán)，所以當何某將此款取出后，不是用于工程，而是挪作他用，使財產(chǎn)的所有用權(quán)也發(fā)生了轉(zhuǎn)移，直至案發(fā)，該面粉廠的帳戶上也只有20元，何某并無歸還的能力。

(五)、對于個人承包中以單位名義進行詐騙活動的，要根據(jù)承包方式、承包性質(zhì)與發(fā)包方的權(quán)利義務關(guān)系等具體情況進行具體分析。在本案中，何某的承包屬定額承包，何某除了每年上繳一定的基數(shù)外，其余的收益均歸承包人何某所有。因此何某的行為只能按個人詐騙罪處理而不以單位詐騙罪論處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何某在簽訂、履行合同的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shù)額較大，其行為已觸犯《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條的規(guī)定，構(gòu)成合同詐騙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