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糾紛與合同詐騙罪有許多相似之處：

第一，兩者都產生于民事交往過程中，且都以合同形式出現;

第二，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對合同所規定的義務都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

第三，都表現為對特定物的非法占有。

第四，合同詐騙罪在客觀行為上表現為虛構事實或隱瞞事實真相，合同糾紛中的當事人有時也伴有欺騙行為。

特別中合同欺詐行為更是極其相似。合同欺詐是指以獲取不平等的經濟利益為目的，在經濟活動中故意以不真實的情況作為真實的意思表示，使他人判斷錯誤，從而達到在發生、變更、消滅一定經濟法律關系時獲得優于對方當事人的經濟利益的行為。構成合同欺詐的條件，一是行為人主觀上有欺騙對方的故意;二是客觀上實施了一定程序的欺騙行為;三是使對方當事人產生錯覺簽訂了合同;四是合同沒有履行或沒有完全履行，使對方當事人蒙受經濟損失。

盡管合同詐騙與合同糾紛有許多相似之處，但兩者的本質區別。行為人主觀上有無非法占有他人財物的目的，是區分兩者的關鍵。刑法規定的合同詐騙手段是"虛構事實或者隱瞞事實真相"，合同法和民法通則規定的民事欺詐的是"以欺詐、脅迫手段"，兩種行為的相同點是"制造虛假的事實，使用了欺騙手段"和非法(違反刑法和民法之別)獲取了財物。二者的不同點是，在主觀故意上合同詐騙者在簽訂合同或履行合同時根本就不希望履行合同，只想享有合同約定的權利，沒想承擔合同規定的義務;而民事欺詐則恰恰相反是希望合同的履行，通過合同的履行實現騙得非法錢財的目的，如通過產品質量有瑕疵、合同延期履行、拖欠貨款等方式實現非法獲利的目的。這是罪與非罪的界限。

我們的社會正處在經濟轉型時期，一些合同當事人在沒有資金情況下，依靠以虛構事實騙得的資金進行經營，盈利了可以履行合同，虧損了則無法返還騙取的資金。一般被稱為"拆東墻補西墻"或"借雞下蛋"的情況。這種情況在實踐中，一般都屬于事實不好確定的情況，在審判實踐中，這類案件判決的事實都沒有確定為"借雞下蛋"，特別是對"成功勝算機會很少，毫無希望"的情況，很難確認是"借雞下蛋"的主觀心理還是合同詐騙的心理。所以一般都以簽訂合同時，就有犯罪故意認定。但在事實上如果有的證據確實能確定是"借雞下蛋"的事實，應當按照民事欺詐處理。

所以，我們在理論上要堅持具備非法占有目的的主觀故意，在實踐中要嚴格把握證據，只要客觀上存在法定犯罪行為的事實，沒有確鑿的證據證明被告人主觀上的"清白"，就應當認定為有罪。合同詐騙罪是目的犯，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非法占有目的的有無是認定合同詐騙罪的關鍵。而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面臨的最大難題是如何查證和認定行為人"非法占有"的主觀故意，許多詐騙案件由于受偵查技術及偵查人員能力的局限，難以查證行為人的主觀目的而無法追究其刑事責任。那么，司法實踐中如可認定合同詐騙罪行為人主觀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呢?筆者認為，在處理具體案件時，應當根據其是否是刑法所規定的具體行為，并綜合考慮事前、事中、事后的各種主客觀因素進行整體判斷，作出司法推定。

根據司法實踐經驗，在司法推定時，應全面考察行為人以下各方面的客觀因素：

(1)行為人在簽訂合同時有無履約能力。

行為人的履約能力可分為完全履行能力、部分履約能力和無履約能力三種情形，應分別不同情況加以認定：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有完全履約能力，但行為人只履行一部分，如果其不完全履行的目的旨在毀約或避免自身損失或由不可避免之客觀原因造成，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如果其部分履行意在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有部分履約能力，但行為人自始至終無任何履約行為，而以欺騙手段讓對方當事人單方履行合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有部分履約能力，同時亦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即使最后合同未能完全履行或完全未履行，應認定為民事欺詐行為;但是，如果行為人的履約行為本意不在承擔合同義務而在于誘使相對人繼續履行合同，從而占有對方財物，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之后仍無此種能力，而依然蒙蔽對方，占有對方財物的，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簽訂合同時無履約能力，但事后經過各種努力，具備了履約能力，并又有積極的履約行為，則無論合同最后是否得以完全履行，均只構成民事欺詐。

(2)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有無詐騙行為。

詐騙行為絕大多數是作為，而不可能是單純的不作為。其主要表現為行為人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從司法實踐中看行為人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沒有欺詐行為，即使合同未能履行，也不能定合同詐騙罪。沒有詐騙行為，不能定合同詐騙罪，但是有詐騙行為也不一定構成合同詐騙罪。要正確認定合同詐騙罪還須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一般說來，在簽訂和履行合同過程中，行為人在事實上虛構了某些成分，但是并未影響合同的履行，或者雖然合同未能完全履行，但是本人愿意承擔違約責任，足以證明行為人無非法騙取他人財物的目的，故不能以合同詐騙罪論處。

(3)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行為。

履約行為的有無最能客觀地反映行為人履行合同規定的民事義務的誠意，也是認定行為人是否存在"騙取錢財"目的的重要客觀依據。一般說來，凡是有履行合同誠意的，在簽訂合同后，總會積極創造條件去履行合同。即使不能履行，也會承擔違約責任。而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合同簽訂以后，根本沒有去履行合同或者是虛假地履行合同。對于這種情形，不論其有無履行合同的實際能力，均應以合同詐騙罪論處。"實際存在的履行行為，必須是真實的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而不是虛假的行為"。履行行為是否真實，應當結合履約能力的不同情形來判斷，這里應該注意以下兩種情況下對行為性質的認定：第一種情形，行為人在簽訂合同后采取積極履約的行為，在尚未履行完畢時，行為人產生了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意圖，將對方財物占為已有。此種情況下，行為人的部分履行行為雖然是積極的、真實的，但由于其非法占有的故意產生在履行合同的過程中，其先前的積極履行行為已不能對抗其后來行為的刑事違法性，應構成合同詐騙罪。第二種情形，行為人在取得相對人財物后，不履行合同，迫于對方追討，又與他人簽訂合同騙取財物，用以充抵前一合同的債務。這種連環詐騙在司法實踐中被形象地稱為"拆東墻補西墻"。這種行為實質上是行為人被迫采取的事后補救措施，不是一種真實的履行行為，應認定為合同詐騙罪。

(4)行為人對取得財物的處置情況。

若當事人沒有履行義務或者只履行一部分合同，則當事人對其占有的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當時的主觀心理態度，不同的心理態度，對合同標的處置也必然有所不同。所以可以從行為人對他人財物的處置情況認定其主觀上是否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大部分用以揮霍，或者從事非法活動、償還他人債務、攜款逃匿、隱匿財物且拒不返還等，應認定為行為人有"非法占有"之故意，其行為構成合同詐騙。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全部或者大部分用于合同的履行，即使客觀上未能完全履行合同之全部義務，一般不以合同詐騙論。如果行為人將取得的財物沒有用于履行合同，而是用于其他合法的經營活動，只要在合同有效期限內將對方財物予以返還，應視為民事欺詐;當其沒有履約行為時，應認定為合同詐騙。

(5)行為人在違約后有無承擔責任的表現。

一般情況下，具有履行合同誠意的行為人，發現自己違約或者對方提出違約時，盡管從自身利益出發，可能提出辯解以減輕責任，但卻不會逃避承擔責任。當無可辯駁自己違約時，會有承擔責任的表現。而利用合同進行詐騙的人在糾紛發生后，大多采用潛逃等方式進行逃避，使對方無法挽回自己的損失。但是，必須注意的是，對那些不得已外出躲債，或者在雙方談判時百般辯解否認違約的，不能一概認定為合同詐騙，應該結合其他客觀因素作具體分析。

(6)行為人未履行合同的原因。

影響合同未履行的原因包括主客觀兩種情況。行為人在履行合同過程中享受了權利，而不愿意承擔義務，表明合同未履行是由于行為人主觀上造成的，從而說明行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詐騙論處。但是，如果合同當事人享受了權利，自己盡了最大努力去承擔義務，只是由于客觀上發生了使行為人無法預料的情況，導致合同無法得到全面履行，這種情況下，行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應以合同糾紛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