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十七條確定了我國將實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強制保險制度(以下簡稱“強制三者險”)，設立道路交通事故社會救助基金。與此相應的強制三者險制度并沒有如期出臺，有關部門正在抓緊時間進行我國強制三者險方面的立法工作。本文擬從國際比較的角度對我國強制三者險立法中的幾個基本問題進行探討。

一、歸責基礎。道路交通事故屬于民事侵權行為，民事侵權行為的歸責原則就是強制三者險立法的歸責基礎。從世界范圍來看，強制三者險的歸責基礎主要有三：過錯責任、嚴格責任和無過失責任。過錯責任以當事方過錯責任的大小作為確定交通事故責任大小的依據，保險人在被保險人所應承擔的責任范圍內承擔向受害人給付保險賠償金的責任，英國是采用這類歸責原則的國家的代表。嚴格責任，又叫危險責任、推定過錯責任，以德國、日本為代表，我國臺灣地區也采用嚴格責任。這類強制三者險制度規定，在與行人發生交通事故時，由一方承擔責任，但又規定在一定的條件下方可以免責或減輕責任。如日本《損害賠償保障法》第三條規定，運行供用者在不能證明有下述三項事由時將不能免責：(1)自己及駕駛者對于之運行并未怠于注意;(2)受害人或駕駛人以外之第三人有故意或過失;(3)并無構造上的缺陷或機能上的障礙。無過失責任則以美國馬薩諸塞州及加拿大部分省為代表，在典型的以無過失責任為基礎的強制保險制度下，受害人放棄了對加害人(駕駛人)的侵權之訴，直接從自己的保險人處取得賠償;包含駕駛人在內的所有事故受害人都可以獲得保險賠償，因而這類保險極具社會保險的性質。從我國所處的社會發展階段來看，嚴格責任應當成為我國強制三者險的歸則基礎，其理由主要在于：一是采用嚴格責任可以免去過錯責任下的不必要的繁瑣的責任認定，可以為受害人提供及時、迅速的賠償，更好地體現以人為本的思想;二是采用嚴格責任符合我國現階段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需要，我國目前還不具備采用要求受害人放棄侵權之訴、直接向自己的保險人請求賠付的社會經濟條件。

二、立法目的。采用過錯責任的立法例往往以追求責任分攤的公正為立法目的，確保受害人有權獲得與其所應承擔的責任相應的賠償;采用嚴格責任的立法例往往突出受害人能夠獲得迅捷的基本保障，并強調該法對于維護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如我國臺灣地區的《強制汽車責任保險法》將其立法目的確定為：為使汽車交通事故所致體傷、殘廢或死亡之受害人，迅速獲得基本保障，并維護道路交通安全。采用無過失責任的立法例則多以減少侵權之訴、為受害人提供更多、更快的賠償和降低保險費率等為立法目的。比較而言，與我國采用嚴格責任為強制三者險的歸則基礎相適應，我國的強制三者險條例應當以保障道路交通事故受害人能夠及時的基本賠償和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為立法目的。現在所能見到的強制三者險條例草案將保障受害人享有依法取得賠償的權利和促進道路交通安全確定為立法目的，沒有包括使受害人能夠獲得及時的賠償這層意思，似有不妥。

三、與商業保險的關系。強制三者險屬于強制性投保的法定險種，強制保險的保障范圍過寬，勢必影響到商業保險業務的發展。從理論上講，強制保險的賠償范圍應當與一國侵權法所確定的賠償范圍一致，即應當將侵權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人身傷亡和精神損害賠償一并計入。為協調強制保險和商業保險兩者間的關系，各國一般在實踐中將強制保險的保障范圍僅限于為受害人提供基本保障，以為商業保險的發展預留空間。以日本為例，日本的強制保險沒有將道路交通事故造成的財產損失納入保障范圍，強制保險主要用于受害人的各項醫療康復費用、收入損失和精神損害。雖然日本的交通事故死亡賠償金已經從最初的30萬日元達到了現在的3000萬日元，但死亡事故的實際賠款一般都遠高于這個數字，有時甚至高達數億日元。由于正確處理了強制保險與商業保險的關系，在日本的汽車保費收入中強制保險所占的比例是15.5%，而商業保險(任意保險，日本語)所占的比例則是84.5%。由此我們認為，我國強制三者險的保障范圍以提供受害人的人身傷亡基本保障為宜，可考慮不將財產損失納入保障范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