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爾濱司機范某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將人撞死，交警部門以新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判其賠償受害人7.7萬元，而保險公司卻堅持按舊法理賠2.2萬元。日前，哈爾濱仲裁委員會做出裁定：保險公司沒有對合同的免責條款盡到“明確說明”的義務，應按照新出臺的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標準進行理賠。此案例在保險業(yè)界引起強烈反響。

賠付官司打到仲裁委員會

今年5月13日，范某駕車行駛至五大連池市時發(fā)生交通事故，致使方某死亡。五大連池市公安交警大隊經(jīng)現(xiàn)場勘查及調(diào)查后，按照5月1日正式實施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及《解釋》的有關(guān)規(guī)定，認定范某須承擔死者的喪葬費、死亡補償費、被撫養(yǎng)人生活費三項費用的一半，即7.7萬元。

范某今年3月27日在中國人民財產(chǎn)保險公司哈爾濱市香坊支公司（以下簡稱保險公司）投保了機動車輛第三者責任保險，保險金額為50萬元，保險期限自2004年3月28日至2005年3月27日。當范某找到保險公司，該公司只同意按照舊的《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以下簡稱《辦法》）所確定的賠償標準賠付保險賠償金兩萬一千多元。保險公司對此給出的解釋是，保單是在原《辦法》有效期內(nèi)雙方自愿簽訂的，因此賠償標準也只能按原《辦法》執(zhí)行。

范某認為，在購買保險時，保險公司沒有向投保人說明新法的出臺將會對保險理賠有影響，沒有盡到說明義務。今年9月3日，范某按照保險合同中約定的“保險合同爭議解決方式：提交哈爾濱市仲裁委員會處理”。向哈爾濱市仲裁委員會申請仲裁。

仲裁庭上各執(zhí)一詞

在仲裁過程中，保險公司認為，雙方簽訂的保險合同的時間是在原《辦法》有效期內(nèi)自愿簽訂的，保險費的厘定也是按照原《辦法》所確定的標準厘定的，賠償標準也應該按照原《辦法》執(zhí)行；今年6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給中國保監(jiān)會的《關(guān)于新的人身損害賠償審理標準是否適用于未到期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險合同問題的答復》（以下簡稱《答復》）明確提出：投保人和保險人雙方自愿簽訂的保險合同不因《道路交通事故處理辦法》的失效而無效，保險合同的當事人既可以履行5月1日前簽訂的機動車第三者責任險合同，也可以經(jīng)協(xié)商依法變更保險合同。可是范某并沒有在新法規(guī)實施后及時辦理變更保險合同的手續(xù)。因此，該筆賠付，保險公司按執(zhí)行合同簽訂時的標準予以賠付。

舊規(guī)新法之爭有了說法

11月10日，哈爾濱仲裁委員會對這一典型的新法實施后舊“第三者險”舊保單如何賠付案作出終局裁決，在訂立合同時、在合同履行時或在2004年05月01日前，保險公司未履行對車輛保險消費者“明確說明”的法定義務，導致原合同約定的理賠條款（部分免責條款）無效。

仲裁委員會認為：《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3年10月28日對外頒布，最高院《解釋》于2003年12月26日對外頒布，二者都明確規(guī)定生效日期是2004年5月1日。前者是法律，后者是有權(quán)解釋，具有法律效力。法律預先頒布的最主要、最實際的意義就是使法律關(guān)系主體能夠預先知道法律的變化，并在有所預見的前提下對法律行為作必要的調(diào)整和反應。

本案中，保險合同是2004年3月27日簽訂的，是在新法和最高院《解釋》頒布之后、生效之前，正趕上法律效力交替的時候。保險公司作為格式合同的提供者，是功能強大、背景支持有力的營業(yè)組織，有更多的義務充分認識、預見到舊辦法失效的同時，新法和最高院《解釋》生效的法律意義，特別是權(quán)利、義務、責任上的差別，并將這種意義和差別反映到保險合同或保險合同的訂立過程中去。

在本案的特定情況下，保險公司有義務在與投保人簽訂格式保險合同時，將因法律變化所可能導致的風險責任增加部分的免除，特別告知投保人并加以明確說明，保險公司也可在訂立保險合同時，將保險期內(nèi)以上法律失效、生效前后的保險費分段計算，保險公司沒有權(quán)力在沒有事先特別告知并明確說明的情況下，通過格式合同預先免除因法律的變化所增加的保險責任，相應減少投保人抵御風險的能力，不僅是不公平的，也是對法律權(quán)威的不尊重和挑戰(zhà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