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

2016年1月7日，黃*燕出差來到南昌，步行前往一處銀行辦理業務途中，被駕車闖紅燈的洪某撞傷，前后共計花去7萬余元醫療費用，并落下10級傷殘。交警部門經現場勘查后，認定洪某負事故的全部責任。由于洪某的轎車已投保交強險和商業險，保險公司因而理賠了黃*燕的全部損失。而當黃*燕要求工傷保險機構給予工傷待遇時，卻遭到拒絕，理由是雖然黃*燕所在公司已經為其辦理工傷保險，但鑒于事故完全是由于洪某的過錯所致，在黃*燕的損失已經得到彌補的情況下，自然無權再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即不能獲得工傷與交通事故雙重賠償。

【點評】

盡管黃*燕已得到交通事故賠償，但其工傷待遇仍“一個也不能少”。《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12條規定：“依法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統籌的用人單位的勞動者，因工傷事故遭受人身損害，勞動者或者其近親屬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用人單位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告知其按《工傷保險條例》的規定處理。因用人單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權造成勞動者人身損害，賠償權利人請求第三人承擔民事賠償責任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2006)行他字第12號批復也明確指出：“因第三人造成工傷的職工或其近親屬，從第三人處獲得民事賠償后，可以按照《工傷保險條例》第37條的規定，向工傷保險機構申請工傷保險待遇補償。”與之對應，工傷保險機構也就不能因黃*燕已獲取賠償而將其“拒之門外”。

順道看望病人，“公私兼顧”也能構成工傷

【案例】

2015年7月8日，當茍*萍得知公司將派人前往省城出差后，考慮到自己婆婆正好在省城住院治病，遂主動要求前往，并向公司說明了想借此機會順便看望的意圖。公司領導出于成人之美，當即讓茍*萍替換了原定員工。誰知，在辦好公司交辦的事項、看望好病人乘坐客車如期返回途中，客車發生側翻，導致茍*萍全身多處受傷，不僅花去9萬余元醫療費用，還落下九級傷殘。經交警部門認定，客車司機負事故的全部責任。而當茍*萍要求公司給予工傷待遇時，公司卻表示茍*萍出差純屬“公私兼顧”，并非是單純為了公司利益，因而不構成工傷。

【點評】

雖然茍*萍是“公私兼顧”，但也構成工傷。《工傷保險條例》第14條第(五)項規定，“因工外出期間，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的，應當認定為工傷。也就是說，茍*萍能否構成工傷的關鍵，在于是否屬于“因工”和“由于工作原因”。本案無疑當屬其列：一方面，茍*萍在出差期間僅是“順便”看望婆婆，更為主要的目的和任務，無疑是辦理公司交辦的事項，否則，公司也不會讓其前往，即不能據此否定、排除茍*萍仍然屬于出差。另一方面，茍*萍是在按時完成公司交辦的任務后，才如期出現在返回途中，并沒有因為看望婆婆而耽誤工作及行程。再一方面，乘坐客車回公司，屬于整個出差過程的一部分。而茍*萍所受傷害恰恰發生乘車期間，并非出現在看望婆婆之中，也就意味著傷害與出差之間具有內在的、本質的、必然的因果關聯。

侵權人不明確，“飛來橫禍”也能享受待遇

【案例】

2015年11月4日，褚*莉受公司指派，前往東莞一家工廠購買原材料。當其下了公交，改乘“摩的”去郊區的工廠時，突然被一塊不知從何處而來的“飛石”擊中右眼。雖經醫院搶救，前后花去17萬余元醫療費用，但仍未能保住右眼，并落下七級傷殘。由于無法查證“飛石”是誰所扔，褚*莉只好要求工傷保險機構報銷醫療費用并給予相關待遇，卻被告知公司并沒有為其辦理工傷保險，讓其去找公司擔責。而公司認為褚*莉所受傷害并非發生在工作場所，也與工作沒有直接關聯，且完全是別人侵權所致，故不構成工傷，公司自然無需承擔責任。

【點評】

褚*莉遭遇的雖然是“飛來橫禍”，但也能享受工傷待遇。一方面，因工外出期間，只要是由于工作原因受到傷害，則不論是否身處“工作場所內”，也不論所受傷害來自何方、來自何人，都能構成工傷。正因為褚*莉前往工廠購買原材料是受公司指派，即因工;褚*莉出現在事發地點，為去工廠購買原材料所必需，即出于工作。決定了褚*莉已經具備對應的構成要件。另一方面，公司必須向褚*莉賠償損失。給勞動者辦理工傷保險，是每一個用人單位的法定義務。公司拒不為褚*莉辦理，顯然是對自身法定義務的違反，自然也就必須依據《工傷保險條例》62條第二款之規定承擔責任，即：“依照本條例規定應當參加工傷保險而未參加工傷保險的用人單位職工發生工傷的，由該用人單位按照本條例規定的工傷保險待遇項目和標準支付費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