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以往審判的情況回顧

近三年來，我院審理職務犯罪案件共計26件34人，其中2011年審理職務犯罪案件11件14人，實刑判處率為64.2%，有4人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涉案的科級領導以上干部7人;2012年審理職務犯罪案件11件15人，實刑判處率較2011年略有回落，有2人被判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中罪犯卜*流因犯行賄罪被判處有期徒刑十年六個月，涉案的科級以上領導干部5人;2013年至今暫審結職務犯罪案件4件5人，涉案的科級以上領導干部2人。總體來說，我院審理的職務犯罪案件呈現以下特點：1、涉案領域集中，主要是在房地產管理、規劃建設等高發、易發職務犯罪的領域;2、涉案人員職務級別較高，科級以上領導干部14人，占總人數的41.1%，在縣區級范圍內屬于要案;3、涉案罪名集中，主要是貪污、賄賂犯罪和濫用職權犯罪，值得注意的是，濫用職權犯罪占總案數的38.4%，與貪污、賄賂型職務犯罪案件數量大體相當;4、實行判處率較低，緩刑和免刑適用過多。

二、當前審理的問題與困惑

從當前審理職務犯罪的實情出發，我們的工作仍存在一些問題和困惑：

從指導觀念的層面上來講，主要表現為“三個矛盾沖突”：第一，嚴懲職務犯罪與“刑不上大夫”傳統觀念的矛盾沖突。有的同志或出于憐憫被告人的仕途成長不易，或出于憂慮大力懲處公務人員會導致重要職位空缺后引發公共事務運轉受滯，在量刑時對被告人“點到為止”、網開一面。這樣裁判的尺度和做法，往往人情壓過法理，造成量刑失當，不能很好地實現刑罰的懲罰和預防功能，違背了適用法律人人平等和罪責相適應的基本原則，同時不符合中央當前要求“老虎蒼蠅一起打”的反腐方針，我們對此應當注意和糾正。第二，依據職權查明犯罪事實與堅持中立、被動原則的矛盾沖突。被動性是司法權的本質屬性，它要求司法權力在運行中“不告不理”、充分保持中立立場，但是屬于“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我國刑事訴訟法又規定了人民法院在審理中可以依據職權查明犯罪事實。職務犯罪案件往往證據單一薄弱、在審理中出現被告人當庭翻供、控辯雙方就起訴書指控的犯罪事實是否存在而爭執不下的情形，法院常常依據職權主動調取證據、主動訊問被告人，有的同志認為這樣的做法有違司法被動原則。我認為法院依據職權查明犯罪事實是為了能夠充分掌握事實真相，并基于此作出居中判決，兩者看似對立，實則統一。但是，法院依據職權查明犯罪事實應當慎重為之，應當充分考慮控辯雙方訴訟利益平衡，保持控、辯、審三角訴訟結構不被破壞，比如在庭審中主動訊問時應嚴格遵循無罪推定原則，既要訊問被告人有關有罪、罪重的事實，也要訊問被告人有關無罪、罪輕的事實，不能跟著公訴人的思維走;在依據職權調取證據時，不能僅僅因為公訴方未提供就輕易決定由法庭調取，而應當直接要求公訴方及時調取、提交相關證據，只有在該證據有可能關系到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對正確裁判有重大影響時才可考慮依據職權調取，否則應由公訴方承擔舉證不足的不利后果，將疑點利益歸于被告人。第三，有效打擊犯罪和正確打擊犯罪的矛盾沖突。許多職務犯罪案件在審理過程中，不免受到有關部門和社會輿論的高度關注。在這種情況下，有的同志認為應當首先保障有效打擊犯罪，追求司法效率和社會效果，我認為這樣的做法有待商榷，無論何時，我們都應當堅持以正確打擊犯罪為先，兼顧司法效率，努力做到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平衡統一。刑事訴訟法的第一價值追求是正確打擊犯罪，保障人權，人民法院行使刑事訴訟法賦予的相關職權對職務犯罪行為人進行審判，必須堅持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應當將審判公正價值追求置于最上，然后考慮追求效率價值。判決符合公平正義，是審判工作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根本前提和唯一保障，為追求一時的社會效果，而忽視公平正義和法律效果的做法，摒棄了審判工作的獨立價值追求和法律尊嚴，是十分錯誤和危險的。比如一個村委會主任貪污本村集體財產，因不具備國家工作人員身份，只構成職務侵占罪，而不能構成貪污罪，但該村村民都認為這就是行徑惡劣的貪污，強烈要求人民法院判處貪污罪，這種情況下我相信任何一個法官都不會因為一味迎合民意而將本不該構成貪污罪的被告人以貪污罪處罰。但是如果我們的法官審理的是一件案情復雜、定性問題難以判斷的職務犯罪案件，那么我們的法官在面對檢察機關或者其他部門的壓力時，會怎么辦?該怎么辦?作為偵查、起訴、監督三位一體的檢察機關對這樣的案件，既然查是它自己查的、訴是它自己訴的，那么它的立場或多或少很難再堅持無罪推定原則了，而我們的法官是否能夠恪守罪刑法定原則，堅持忠于案件事實和證據作出獨立判斷，而不會顧慮外界壓力去配合形成所謂的打擊效果?

從具體審理過程的層面講，我們至少應當注意四個問題：一是自首認定問題。職務犯罪案件的自首認定有其特殊之處，因為很多職務犯罪在進入司法程序之前已經由紀委調查介入，被告人的犯罪事實多已被紀委掌握，并移送司法機關。那么被告人已被司法機關掌握的犯罪事實，要認定自首必須滿足自動投案。實踐中，檢察機關職務偵查部門在接到紀委移送材料予以立案后，常常電話通知犯罪嫌疑人到檢察院接受調查。在審理階段，被告人具有這種情形的是否成立自首，有觀點認為被告人在紀委調查階段被雙規后供述的犯罪事實，不能認定為自首。對此，我認為紀委不是司法機關，其調查行為不是偵查行為，其采取的控制性談話、雙規等只是組織措施，也不是法律明文規定的強制措施，因此被告人經檢察機關電話通知主動到案，如實供述其罪行的，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之規定，應當認定為自首。第二，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期間的刑期折抵問題。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指定居所的監視居住在檢察機關偵辦職務犯罪案件中經常會被采用，這種情形屬于法律明文規定的應當折抵刑期的情形，但是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有時未在起訴書上述明所采取的監視居住是指定居所的情形，而在案卷中也未見相關證據材料，我們對此在審理中應當注意。第三，對于證據審查的問題。在審理職務犯罪過程中，言詞證據、文書證據在職務犯罪證據體系中的地位突出，案件事實主要是通過證人證言、會議記錄、賬本書證及被告人的供述等證據予以證明，特別是賄賂犯罪案件的行受賄雙方的供述等言詞證據往往是定案的主要證據，庭審中常常出現被告人當庭翻供的情形，我們對此應當嚴把證據審查關，確保事實認定客觀真實。要嚴格依照新刑事訴訟法以及《關于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于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要求，依法、全面、客觀地審查認定證據。經審查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同時要注意檢察機關在提起公訴時，往往只重有罪、罪重的證據，忽視無罪、罪輕的證據，比如被告人在檢察機關初查階段已經如實供述，這種情形應當認定為自首，但是檢察機關起訴時未對此予以表述，初查材料不能進入偵查案卷當中，而到案經過說明又對此不作說明，導致認定被告人自首的證據缺失。第四，對于量刑適當的問題。職務犯罪審判中量刑輕刑化現象較為嚴重，依據最高院、最高檢的統計數據，職務犯罪判決中免刑和緩刑判處率高達7成，益陽地區雖沒有這樣嚴重，但是在一部分案件中仍存在輕刑化的問題，一方面對瀆職、侵權型職務犯罪的處罰適用免刑率過高，這實質上是一種“官當贖刑”，有悖現代法治理念，有輕縱職務犯罪之嫌，沒有為引導社會輿論來預防和減少職務犯罪提供公正、合理的裁判基礎;另一方面對行賄犯罪的處罰過輕，行賄犯罪一般與受賄犯罪對合出現,也同樣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行賄人理應得到嚴厲的查處。對行賄罪的量刑過輕,無法起到應有的警懾作用，反而容易誤導產生“行賄無罪、行賄免刑”的錯誤觀念,導致法律的教育和約束機制發揮不足,不利于對賄賂犯罪的打擊和預防。對此，我認為對于多次行賄、積極行賄、行賄后獲取重大非法利益而造成國家重大損失、造成惡劣社會影響的均應依法從重處罰。

三、今后工作的思路與方法

人民法院在審理職務犯罪中應當始終堅持正確打擊職務犯罪的目標，并且圍繞這個目標，注重以“四個堅持”為指導：一是堅持黨的領導與審判獨立結合統一。審判獨立必須以堅持黨的領導為根本前提，人民法院是在黨的領導下的司法專政工具，應當服從黨的領導，以維護和促進黨的事業為根本任務。腐敗是黨的大敵，人民法院必須運用審判權對職務犯罪予以嚴厲打擊。同時人民法院在職務犯罪審判工作中也擔負著實現刑法、刑事訴訟法所確立的獨立價值追求的任務，這也是人民法院作為專門的審判機關的屬性要求。這就要求人民法院在審理職務犯罪案件時一方面要充分認識職務犯罪案件審判工作對深入推進黨的反腐敗斗爭的重要性，嚴格履行懲處職務犯罪職責，另一方面堅決維護國家法律的統一實施，堅持依法裁判，不受任何機關、團體和個人的非法干預。二是堅持實體正確和程序正義齊抓并舉。司法公正要求做到實體正確和程序正義，缺一不可。程序正義是實現實體正確的重要手段和保障，實體正確是程序正義的結果和最終目的。人民法院作為現代法治制度下的審判機關，其根本職責就是運用審判權正確打擊犯罪，實現司法公正。這就要求我們不僅要堅持實體正確，確保案件定性準確，確保刑罰適用統一規范，更要求我們保證程序正義，確保審判程序嚴肅公正，比如嚴格審限管理，提高審判效率;擴大指定異地管轄的適用范圍，排除案外因素干擾。三是堅持寬大與嚴懲的相濟互補。寬嚴相濟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刑事政策，在審理職務犯罪案件中也應當貫徹該政策，做到區別對待，該寬則寬，該嚴則嚴，寬嚴相濟，罪刑適當。針對當前職務犯罪量刑輕刑化現象，人民法院雖然從整體上應當對職務犯罪從嚴從重處罰，但是對于具體案件也應做到區別對待，輕重有別。四是堅持預防犯罪與懲罰犯罪兼顧并重。刑罰的功能既在于懲罰犯罪，也在于預防犯罪。人民法院實行審判權懲罰犯罪，也是為了預防犯罪，一方面對犯罪行為人判處刑罰，以刑罰的嚴酷性使其遭受痛苦，不敢犯罪，喪失再犯罪的條件;另一方面對犯罪行為人判處刑罰，以刑法的不可避免性來震懾其他危險分子，以此達到一般預防的目的。這就要求我們一方面要做到量刑適當，使罪責刑相適應，另一方面要做好宣傳工作，充分利用媒體輿論的傳播功能，增強庭審透明度，為公正裁判創造良好輿論氛圍，以期達到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