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合同詐騙罪，要是犯罪嫌疑人或其家屬委托了刑辯律師的話，那么通常情況下律師都會根據證據與事實向法院出具一份辯護詞。合同詐騙罪的辯護詞可是無罪的辯護，也可以是罪輕的辯護。下面律霸小編就來告訴你合同詐騙罪的無罪辯護詞是如何寫的。

辯護詞

前言：本案是一期建筑租賃合同糾紛和建筑物資買賣合同糾紛，而洛寧縣公安把他當作刑事案件辦理，公訴機關以合同詐騙罪起訴。主要依據的法律理由是：合同法224條第三款，即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公訴人把“資金周轉困難”，當作是“沒有實際履行能力”，把“約定的分批履行合同的方式”，當作是“誘財對方繼續履行合同的手段”，公訴人當庭還表示合同詐騙罪224條第三款不要求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這一要件，依此認為本案被告人構成合同詐騙罪，辯護人認這為，本案是經濟合同糾紛，公訴人引用法律錯誤，本案被告人無罪。下面是本辯護人辯護詞。

尊敬的審判長、審判員：

依據《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本律師為維護杜明印的合法權益，依法出席今天的法庭，參與本案審理，開庭前，我認真閱讀了本案的案卷材料，多次會見杜明印，并分別約見了該案的四個“受害人”，通過今天的庭審和控方出示的證據可以看出，杜明印簽訂的所有供貨合同都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杜明印主觀上既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手段上也沒有采用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客觀上也沒有取得對方任何財物，杜明印租賃的建筑材料、購買的方木和模板全部用于施工的工地，因此，辯護人認為，本案是一期普通的經濟合同糾紛，控方指控杜明印構成合同詐騙罪的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故此，提出如下無罪辯護意見：

第一部分：本案實為經濟合同糾紛

一、本案的實質是經濟糾紛，公安機關對其立案偵查是違法的

上海磊昆公司與洛陽申安公司簽訂的勞務合同是真實合法有效的，磊昆公司委托杜明印為洛寧縣龍泰三標工地的負責人是真實的，杜明印為了施工的實際需求，與材料供應商簽訂的所有供貨合同都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其合同也是合法有效的，杜明印按實際施工需求分批要求對方供貨是依法享有的合同權利，其主觀目地合法，供應商也明知杜明印負責的工地確實有正當的需求，按約定供貨是履行合同義務的行為，無論是在簽訂合同，還是在履行合中，雙方都不存在任何詐騙行為，租賃的鋼管、購買的方本和模板全部用于龍泰三標的工地，杜明印自己也沒有取得財物，杜明印履行的是職務行為，其行為后果自然由磊昆公司承擔，如果杜明印違反合同義務，那是違約的問題，應通過民事訴訟來解決。不能把違約視為沒有實際支付能力;也不能把約定的分批供貨，視為是先支付少量貨款誘騙對方繼續履行合同的行為;更不能以此認為本案不是合同糾紛，而是犯罪行為。

二、楊聚強、丁文柱也不認為杜明印有詐騙行為

據調查，公安機關多次給“受害人”楊聚強打電話，要求其到公安局去報案，但其認為是合同糾紛，不是刑事詐騙而拒絕去報案，洛寧縣公安為了追究杜明印的刑事責任，親自去洛陽找到楊聚強，并在其租賃站對楊聚強作了筆錄(偵查卷第三卷27頁)。

據調查，公安機關還多次給丁文柱打電話讓去報案，但其也不認為杜明印的行為是犯罪，而拒絕去報案，丁文柱向杜明印要賬的方式選擇的是上訪，走的是行政調解的路子，2013年1月6日，丁文柱和老鄉胡新舉又到省信訪局上訪，結果當日下午被洛寧縣信訪局局長劉海軍騙到他辦公室后，自己不露面，結果去了6、7公安把丁文柱他們堵到劉海軍辦公室被迫做了筆錄。

如果杜明印真正是刑事詐騙，控方指控的“受害人”楊聚強、丁文柱會主動去報案的。公安局這樣主動的想盡一切辦法去收集杜明印的材料，充分說明了洛寧縣公安機主動插手經濟糾紛的事實。

三、公安部三令五申，禁止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

公安部從1992年至今多次三令五申，強調凡屬債務、合同等經濟糾紛，公安機關絕對不得介入，本案中，杜明印與材料供應商之間是合同糾紛，而洛寧縣公安局作為刑事案件立案偵查，使得糾紛的解決形勢變得錯綜復雜，本來楊聚強、丁文柱、周榮武和韋書旭可以通過民事訴訟的方式要回貨款或租金，而由于公安機關以作為刑事案件處理，而民事訴訟被迫中止審理，最為重要的事，如果最終認定杜明印罪名成立，民事訴訟將被終止，貨款或租金定性為臟款后只能向杜明印進行追繳，最終要回錢款的可能性將遠遠小于民事訴訟的結果，這樣的結處理方式不可能做到案結事了，更不可能如總書記說的那樣 “要讓民眾在每個司法案件中都感到公平正義”。

李克強總理說;“不是說政府有錯位的問題嗎?”那就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除不知公安機關也有了錯位問題，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紛，不就是把市場的手搶過來錯裝在了自己身上了嗎?

第二部分 杜明印的行為不構成合同詐騙罪

一、起訴書上對杜明印指控事實的與客觀事實不符，從指控的事實和證據也看不出杜明印有詐騙行為

1、杜明印簽訂的四份合同中只有與楊聚強簽訂的合同用了上海磊昆公司合同專用章(1)這枚印章，而起訴書說杜明印用上海磊昆公司合同專用章(1)分別與楊聚強、丁文柱、周榮武、韋書旭簽訂了合同與客觀事實不符。

2、據調查，2012年6月1日杜明印與周榮武簽訂的還貨款協議是杜明印被迫簽訂的，不是杜明印的真實意思表示，杜明印簽訂的四份涉案合同中，也只有與周榮武簽訂了補充還款協議，而公訴機關不能以偏概全，據此認定杜明印與楊聚強、丁文柱、周榮武、韋書旭簽訂的合同都是以采取支付高息、提高單價的方式“誘騙”對方繼續履行合同。指控的事實明顯與客觀事實不符。

3、公訴機關前面認定杜明印簽訂合同的事實和實際供貨情況可知，杜明印是收貨方，是買方，而楊聚強、丁文柱、周榮武、韋書旭都是供貨方，是賣方。作為買方的杜明印收取的永遠是貨物，不可能是貨款或者是金錢，而蹊蹺的是，控方指控杜明印分別騙取楊聚強70余萬元，騙取丁文柱貨款116萬元，騙取周榮武貨款90.56萬元，騙取韋書旭84.4072萬元，這完全是不可能的事情，是顛倒黑白、混淆視聽的做法，與常理、事實相違背，事實上，杜明印既沒有實際取得貨物，更不可能取得貨款。

4、從整個起訴書認定的事實看不出杜明印在簽訂、履行合同中，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情節，起訴書上僅出現有“騙取”、“誘騙”的字樣，但并沒有相應的事實和證據，證明杜明印是采用什么樣的欺騙的手段、虛構了哪些事實，隱瞞了哪些真相，使楊聚強、丁文柱、周榮武、韋書旭因受到欺騙而產生了錯誤認識從而處分了自己的財產，即然控方起訴杜明印的行為的是合同詐騙，就應當重點論述和認定杜明印虛構了哪些事實，隱瞞了哪些真相，但從起訴書和卷宗材料上找不出有這方面的證據，反而可以明顯看出該案是經濟合同糾紛，杜明印沒有及時支付貨款僅僅是違約行為，因為杜明印負責的工地都是客觀存在的事實，簽訂的合同都是雙方的真實意思表示，因此，杜明印的行為不是詐騙行為。

二、控方指控“杜明印明知無實際履行能力，前期支付少量貨款騙取材料商及租賃商履行合同，后期采取以支付高息、提高單價等方式訂誘騙材料商及租賃商繼續履行合同”的主張不能成立

合同詐騙罪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采取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等欺騙手段，騙取對方當事人的財物，數額較大的行為。

根據《刑法》第224條規定，該罪的詐騙行為表現為下列五種形式：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本案是經濟合同糾紛，杜明印的行為不符合以上(一)至(五)款的法律界定，在此，特別針對本條第(三)款、第(四)款的情形作如下分析：

(一)針對刑法224條款第(三)款規定的情形作以下分析

1、杜明印行使的是職務行為，履行合同的義務應由磊昆公司承擔，控方認為“杜明印明知無支付能力還與對方簽訂、履行合同的主張不能成立”

杜明印盡職盡責，為了完全履行磊昆公司對洛陽申安建筑公司的合同義務，必然需要租賃鋼管、購買方本和模板等建筑材料，其支付貨款或租金的義務應由磊昆公司負責。杜明印履行的是職務行為，其行為后果應由公司來承擔，不能針對其本人作出“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的法律評價。實際上，磊昆公司只是暫時資金周轉困難，即是不能按約支付貨款，那也是違約的問題，不能把民法中的違約問題當作是合同詐騙罪規定中的“沒有實際履行能力”。杜明印本人有無履行能力與合同的義務承擔者(磊昆公司)有無履行能力是兩個責任主體，公司應當承擔的責任不能與杜明印個人責任混為一談。

從控方提供的證據可知，一方面控方認可杜明印簽訂的合同是職務行為，另一方面又把不能履行合同義務的責任算到杜明印個人的頭上，顯然自相矛盾。不能自圓其說。

2、按要求分批供貨是雙方約定的履行合同的方式，不是杜明印誘騙對方繼續履行合同的手段，控方指控杜明印“前期先支付少量貨款，后期采用支付高息、提高單價的方式誘騙供應商繼續履行合同”的主張不能成立。

從偵查卷宗第三卷第79頁至123頁，杜明印與楊聚強、丁文柱、周榮武、韋書旭簽訂的合同和確認表、出庫單、入庫單上可以看出，都是約定簽訂一個總合同，把單價或日租金確定下來，然后按實際需要分批提供貨物，最后以雙方認可的實際使用量進行結算，可見，按需要分批供貨是雙方約定的結果，也是整個建筑行業施工中通常的做法。換言之，分批供貨不是杜明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騙取對方繼續履行合同的手段，而是雙方約定的履行合同的方式。整個合作過程中，杜明印沒有采用任何欺騙的方法或手段騙取對方貨物，從整個卷宗也找不到控方有這方面的證據，本案是標準的經濟合同糾紛，因此，控方主張的杜明印以“前期先支付少量貨款，后期采用支付高息等方式誘騙繼續履行合同”的主張不能成立。

(二)、關于杜明印是否具有刑法224條第(四)款規定的情形作以下分析

1、杜明印不具有該款規定的逃匿行為

1996年12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詐騙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款規定，合同簽訂后攜帶對方當事人交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定金、保證金等擔保合同履行的財產逃跑的，應認定具體非法占有為目的，利用經濟合同詐騙。可見，刑法第224條第(四)款規定的“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后逃匿的”，其含義是行為人攜帶財物或錢款一并逃跑的行為。本案卷宗中多次提到杜明印有逃匿行為，但從證據和事實上，杜明印并沒有攜帶供應商的貨物或錢款有一并逃跑的行為，

2、三天聯系不上債務人，就視為是刑法意義上的逃逸，讓人匪夷所思。

2013年1月1日杜明印清算完洛寧龍泰工地上工人工資后，去安徽找杜甫剛了，2013年1月4日政府工作組侯少軍聯系不上杜明印，就以短信稱5日內不到視為你逃逸。這讓人匪夷所思，如果民事訴訟法中，法院通知不到被告人，就可以認為是刑法意義上的逃逸，真想不出民事訴法上存在公告送達當事人的規定還有什么的意義。

可見，杜明印根本不具有刑法第224條第四款規定的逃匿行為。

三、主觀上杜明印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客觀上也沒有取得任何財物。

合同詐騙罪最基本的要求是行為人最終取得了財物，本案中，無論是租賃的鋼管還是購買的方本、模板都全部用于工地，杜明印并沒有現實取得財物;杜明印簽訂的合同都是合法的行為，主觀上杜明印也沒有非法占有的故意。本案是經濟合同糾紛，杜明印的行為不具有刑法224條規定的第一款至第五款的法律界定，因此，也不可能推定為杜明印主觀上有非法占有對方財物的故意。

四、控方認定的四個“受害人”也不認為杜明印騙取了他們財產

起訴書一方面認定楊聚強、丁文柱是本案的“受害人”，同時又認定該兩人是本案的證人(見起訴書)，前后予盾，四個“受害人”中，有的已進行了民事訴訟，其本身就表明了他們內心確信本案是經濟合同糾紛，并不是詐騙。

據調查，楊聚強、丁文柱該兩人拒絕報案，他們沒有學習過法律知識，不懂法，但他們用樸素的法律意識就可以準確的判斷出杜明印的行為不是犯罪，不是刑事詐騙，關于本案本人也問過非法律專業和法律專業的學生，也問過農民、商人、和政府官員，也請教過法律專家和其他律師，答案高度一致，都認為本案是普通的經濟糾份。

同為法律人，把經濟糾紛的案件拿過來正重其事的進行刑事立案、偵查、起訴、審理，不僅浪費了司法資源，而且反道會讓外行人看我們內行人的笑話，到時候讓辦案人員難以收場。

俗話說，強扭的瓜不甜，強管的案子，程序上千瘡百孔，程序正義猶如交通規則，如果辦案機關今天不顧交通規則，把杜明印撞回了監獄，明天任何一個公民也可以被撞進監獄，甚至包括在座的各位。

第三部分 對偵查機關提供的證據剖析

涉及杜明印案的證據卷宗共四卷，第一卷(除168頁-201頁羅云伍筆錄外)、第三卷、第四卷都是2013年6月3日以前制作的筆錄，該筆錄與指控杜明印犯罪基本沒有關聯性，故檢察院于2013年6月3日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為由退回補充偵查。

補充偵查后的卷宗主要是第二卷，但該卷證據或者說結合以前的證據，也同樣不能達到事實清楚、證據充分的證明標準，因為這些證據材料都與指控杜明印涉嫌詐騙沒有相關性，具體分析如下：

一、2013年6月3日以前公安機關收集的證據材料有(一、三、四卷)：

偵查卷宗第一卷毛鍵筆錄(127頁至126頁)，主要是問申安公司給磊昆公司結了多少工程款和施工工地上有多少班組等與案情無關的問題。

偵查卷宗第一卷除杜明印、杜甫剛、羅云伍(放在下段剖析)筆錄外，都是一些程序上的材料，杜明印筆錄講的是承包工程的過程，從中也看不出其有詐騙的行為。

偵查卷宗第三卷大多數是程序上的材料，只有51頁至123頁的合同書與案件事實有聯系，但只能看出是合同違約糾紛，不能證明杜明印有詐騙的事實。

偵查卷宗第四卷主要是一些賬冊和上海磊昆公司的注冊信息以及龍泰支付農民工工資等一些材料，這些都與指控杜明印涉嫌詐騙沒有關聯性。

二、2013年6月3日以后補充偵查后的證據，大多數與本案指控杜明印犯罪的事實與罪名無關，具體如下：

(一)、2013年6月3日以后收集的與指控的事實與罪名無關的證據有：

1、偵查卷宗第一卷(168頁-201頁)羅云伍筆錄：共五次筆錄，講的是他自己在工地上買東西虛開發票的事和他們合伙之間以及施工中業務上的一些事情，

2、偵查卷宗第二卷32頁至147頁筆錄，具體為：

杜明艷筆錄：講的是他投資9萬多與杜明印、毛健、楊學兵、羅云伍合伙投資的事以及與杜健負責洛陽地下車庫施工的事。

杜健筆錄：講的是他投資10萬元與杜明艷、毛健、杜明印合伙投資的事以及與杜明艷負責洛陽地下車庫施工的事。

秦燕嶺筆錄、黃巧玲筆錄、高學武筆錄、黨海芳筆錄、黃海洋筆錄、李建軍筆錄講的都是毛健和羅云伍在他們商店門市買建筑材料(如辦公桌椅、地膜、電動工具等)和開票的過程。

李志強筆錄(136頁至147頁)、董林松筆錄：講的是董林松是李志強門市部員工，杜明印在李志強處買了317400元模板，郭向前作的擔保，最后還欠李志強17400元的經過。

(二)2013年6月3日以后收集的與指控的事實與罪名有關的證據有：

2、偵查卷宗第二卷17頁至26頁，是對本案“受害人”周榮武、韋書旭做的筆錄，從筆錄上可知，他們都沒有指控杜明印詐騙了他們財物。

可見，補充偵查后公安機關收集的所有筆錄都與控方指控杜明印涉嫌犯罪的事實與罪名無關，均不能作為本案定案的依據。

三、結合全案證據，不能證明杜明印構成合同詐騙罪。

(一)公訴機關指控杜明印涉嫌合同詐騙罪，要想指控的罪名成立，公安機關應當主要收集以下核心證據：

1、杜明印與楊聚強、丁文柱、周榮武、韋書旭(下稱四位“受害人”)簽訂、履行合同中，收集杜明印有虛構事實，隱瞞真相方面的證據。

2、收集四位“受害人”因杜明印的詐騙行為產生了錯誤認識從而交付給了杜明印貨物，并且貨物由杜明印個人占有、支配的證據。

3、收集杜明印取得了財物的證據。

(二)如果控方想引用刑法224條第三款(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來證明杜明印的行為符合該款規定，公安機關應當收集以下證據：

1、收集杜明印與四位“受害人”簽訂合同時，磊昆公司沒有實際支付能力的證據。

2、收集杜明印以非法占有為目的，為了騙取四位“受害人”財物，采用隱瞞真相先支付部分貨款的方法，誘騙四位“受害人”繼續供貨的證據。

3、最主要是要收集杜明印通過前面的詐騙行為，實現取得了財物的證據，即行為后果必須是本人取得了財物，比如有證據證明財物被杜明印控制、支配，如果騙取的是貨款，有證據證明貨款存在杜明印的銀行賬戶或者被其占有、支配。

但遺憾的是，以上這些核心證據整個卷宗里都找不到。看到的只是一些與指控的事實與罪名無關聯性的證據。

假如公安機關對以上核心證據全部收集齊畢，也只能證據杜明印騙取了以上四位“受害人”的財物。因為，杜明印作為買方只可能騙取的是財物，無論如何也不可能騙取賣方貨款(金錢)，但控方指控的是杜明印分別騙取楊聚強70余萬元，騙取丁文柱貨款116萬元，騙取周榮武貨款90.56萬元，騙取韋書旭84.4072萬元，因此，無論從何種角度分析，控方指控杜明印的犯罪事實不能成立。

第四部分 本案偵查機關辦案程序違法

一、偵查機關變相延長對杜明印的偵查羈押期限，其行為嚴重違反了刑訴法的規定。

杜明印案于2013年5月4日移送審查起訴，洛寧縣檢察院于6月3日以事實不清、證據不足退回洛寧縣公安局補充偵查，該行為本身就說明了2013年6月3日之前公安機關提供的認定杜明印詐騙的所有證據都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

從偵查時間節點來看， 2013年6月3退回補充偵查，法定期限一個月即將期滿時即6月27日，洛寧縣公安局以另有重要罪行為理由，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讓人難以理解的是，在沒有發現新的罪行的前提下，之后分別于8月26日、10月24日以相同的借口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這種類似于游戲的辦案手段，留給世人的印象是拙劣的玩弄法律的技巧以及對杜明印合法權益的嚴重侵犯。

二、洛寧縣住房和城市建設局，成立“龍泰大酒店及住宅項目工程款清理工作組”沒有法律依據，向杜明印追債更是超越職權。

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政府改革的方案就是轉變政府職能，也是簡政放權，政府職能轉變就是厘清和理順政府與市場、與社會的關系，說白了，市場能辦的，多放給市場，社會可以做好的，就交給社會。政府管住、管好它應該管的事，

李克強總理多次強調，對于政府法無授權不可為，洛寧縣住建局沒有法律的授權，公開成立工程款清算工作組，幫助建筑材料供應商追債(偵查卷宗第四卷36頁、38頁、44頁)，并向杜明印發短信”讓杜明印收到短信后立即到洛寧結算工程款及處理外債事務”，可見，政府明顯是管了不該管的事情，其行為本身是違法的。

第五部分 尾聲

尊敬的合議庭法官們，本案兩次退回公安機關補充偵查，公安機關多次以另有重要罪行為借口重新計算偵查羈押期限，可以看出公安機關抱著不把杜明印送進監獄誓不罷休的決心，因此可以說本案完全是偵查機關綁架檢察機關和審判機關而導演的一場鬧劇，然而本案的事實和證據足以證明本案是經濟糾紛，杜明印既沒有騙取建筑材料商任何貨物，也沒有騙取對方任何貨款，杜明印是無罪的，公安部三令五申禁止公安機關插手經濟糾紛，可見，真正破壞我國刑事訴訟法制度的，恰恰是本案的偵查機關。

今月4月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法委書記孟建柱在上海調研司法改革試點工作時指出，要按照讓審理者裁判、讓裁判者負責的要求，完善主審法官責任制、合議庭辦案責任制和檢察官責任制，可見辦案終身責任制很快將施行，因此，我在這里請求各位法官憑著對法律的忠誠和對自己所辦案件終身負責的態度，珍惜自己的職業榮譽，以你們的良心做出經得起歷史檢驗的判決，我衷心的希望在將來的某一天，當今天在座的法官、檢察官和律師再次見面時，我們大家都說這樣的一句話，當年咱辦理的杜明印案件，起碼對得起自己的良心了。

最后我想說的是“每一個判例，都可能為公眾的法律信仰添加一塊基石;而每一次失誤，也都可能成為這一信仰崩塌的鏈條。

盡管如此，我不敢預想一審的結果，只是心存一絲希望。

此致

洛寧縣人民法院

辯護人：

2014年6月5日

以上便是一個合同詐騙罪案件的無罪辯護詞，大家也看到了內容比較多，這是刑辯律師從方方面面舉證犯罪嫌疑人是無罪的。實踐中，自然人能夠構成合同詐騙罪，單位同樣也能成為該罪的犯罪主體，但在處罰方面兩者是有所區別的。律霸小編為您整理本篇文章，希望對你有所幫助。

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合同詐騙罪判幾年？

合同詐騙罪的追訴標準是什么

合同詐騙罪的標準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