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盜竊辯護詞應該怎么寫?

盜竊辯護詞要依據案情來寫，不同的盜竊案件，辯護詞怎么寫對判決的結果變得尤為重要。盜竊他人財物兩次或兩次以上的為多次盜竊，如果多次盜竊他人財物的，可能會加重處罰。對于此種行為，即使受害者不提起訴訟，也會被提起公訴的。

二、盜竊罪辯護詞

審判長、審判員：

上海張太順律師事務所接受被告人xxx的委托，指派我擔任被告人xxx的辯護人。開庭前辯護人詳細地查閱了本案的全部卷宗材料，并多次會見了被告人xxx，今天又參加了法庭調查。

辯護人認為，起訴書指控被告人xxx犯盜竊罪，這一基本事實沒有異議。辯護人僅就被告人量刑問題提出以下幾點辯護意見，供法庭參考。

(一)起訴書指控被告人盜竊數額巨大，辯護人對此不能認同。

辯護人認為，被告人zw盜竊數額只有7000元，根本沒有達到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關于本市辦理盜竊犯罪案件若干問題的意見》(滬高法[1998]242號)規定的盜竊數額巨大的標準，僅符合盜竊數額較大的量刑標準。

本 案是入戶盜竊，依照《刑法修正案八》的規定，入戶盜竊只是與盜竊數額較大、多次盜竊、攜帶兇器盜竊、扒竊并列的定罪情形，《刑法修正案八》對《刑法》二百六十四條的修正僅僅是降低了盜竊罪的入刑標準，擴大了盜竊罪客觀構成要件范圍，但是在刑罰方面仍然體現了“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同時，入戶盜竊也只是盜竊罪的一般處罰情節，不是盜竊罪的加重處罰情節。只要入戶盜竊數額沒有達到盜竊罪規定的數額巨大的起點的情況下，任然應當在三年以下有期徒刑量刑。不能僅僅因為被告人是入戶盜竊，就以數額巨大來量刑處罰。

(二)僅僅因為被告人系累犯，就對被告人加重處罰，辯護人認為量刑過重，有悖于《刑法》的規定。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1998]4號) 第六條第三項將累犯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但該《解釋》使用的是“可以”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并非是應當作為加重處罰的情節。也就是說，對于累犯并不是一律都應當加重處罰，而應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來確定。通常只有當累犯的盜竊數額接近數額巨大的標準，且沒有其他從輕處罰的情節時，才能適用加重處罰。如果累犯盜竊數額剛剛達到較大的起點標準，或者離數額較大的上限額還相差較大時，則不應當適用加重處罰。《上海法院量刑指南》(滬高法[2005]83號) 第九條也明確規定適用加重處罰情節時，應當遵守必要的限度，如犯盜竊罪，同時具有累犯等情節，依法需升格至上一個法定刑幅度量刑的，應當遵守兩個限制性條件，其中的一個限制性條件就是“基礎危害行為所對應的刑罰量應當接近上一個法定刑幅度，否則，一般只能在本幅度內從重處罰”。本案被告人盜竊數額只有 7000元，遠遠沒有達到2萬元的數額巨大的標準，且被告人有多個從輕情節。因此，被告人雖系累犯，也不應當加重處罰，而只能從重處罰。

其次，《刑法》第六十五條明確規定對累犯應當從重處罰。也就是說，對于累犯應當在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而不應突破法定量刑幅度加重處罰。這也是刑法遵循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一個體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法釋[1998]4號)第六條第三項是對盜竊累犯是在法定刑以上升格判處，不是從重處罰，而是加重處罰，其結果是直接違背了《刑法》第六十五條和第六十二條的規定。

再次，根據《立法法》的規定，司法解釋不能違背法律原意，超越法律的明文規定，更不能作擴大解釋。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累犯系盜竊罪中加重處罰的情形這一規定明顯超越了現行《刑法》第六十五條對累犯處罰的原則性規定。因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第(三)項中將累犯作為加重處罰情節之一予以規定是明顯違法的。

(三)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上海高院相關規定中也明確了本案不應當適用加重處罰。

首先，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明確對累犯是可以增加基準刑的10%-40%，再次明確了累犯只能從重處罰而不能加重處罰。也就是說，對累犯只能在法定刑幅度內從重處罰。

其次，上海高院2007年施行的《上海法院盜竊罪量刑指南(試行)》(滬高法[2007]197號)第五條也明確規定了入戶盜竊財物價值8000元以上不滿一萬元且具有累犯情節的，可以處三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再次，上海高院2010年施行的《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實施細則(試行)》第六節也明確規定了入戶盜竊數額達到8000元并具有累犯情節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量刑起點為有期徒刑三年。

由此可見，目前上海法院傾向性的規定了只有在盜竊數額達到8000元且累犯的情況下，才能適用加重處罰。在本案中，被告人盜竊數額為7000元，沒有達到上述規定的8000元加重處罰標準。因此，對被告人zw不應當適用加重處罰，不應當在三年以上五年以下量刑處罰，而應當在法定刑三年以下量刑處罰。

(四)被告人有從輕情節，應當予以從輕處罰。

首先，被告人在既沒有被偵查機關采取強制措施，也沒有被訊問前，接受偵查機關詢問時如實供述了公安機關尚未掌握的入戶盜竊的犯罪事實，依法應當以自首論，可以對被告人予以從輕、減輕處罰。

其次，被告人在到案后認罪態度較好，且前后供述一致，沒有反復。被告人也自愿當庭認罪，依據《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規定可以減少基準刑的10%以下。

再次，被告人zw的姐姐zp主動為被告人zw積極退贓7000元，賠償了失主的全部損失，可視為被告人退贓較好，可以酌情從寬處罰，依據《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的規定可以減少基準刑的30%以下。

因此，對被告人zw應當予以從輕處罰。

(五)被告人xxx再次犯罪是一個社會悲劇。

被告人zw在1995年因盜竊罪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在服刑期間被告人zw積極接受改造，因表現出色被數次減刑，終于在2011年5月25日刑滿釋放回家。刑滿后被告人zw對自己今后的人生也是充滿了希望，決心重新做人、融入社會。然而像zw這樣一個經過長期服刑改造的刑滿釋放人員，沒有謀生的一技之長，更沒有就業所需的學歷。殘酷的現實是因被告人zw有多次盜竊前科，根本找不到任何的工作，zw面臨的是有勞動能力卻無法自食其力的窘境。被告人zw就這樣沒有工作、沒有醫保，僅靠每個月500余元的低保和姐姐zp的接濟維持生活。被告人zw患有心臟病、胃潰瘍，就連摔傷了腳去看病也不得不用姐姐zp的醫保卡。沒有社會保障，沒有工作，是被告人zw再次犯罪的根源之一，就像被告人zw在接受偵查機關訊問時所說的，再次犯罪是因“生活拮據”。因此，只有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加強對刑滿釋放人員的幫教，使他們真正融入社會中，才能有效減少類似zw這樣的刑滿釋放人員再次實施犯罪行為。

綜上，懇請法庭在綜合考慮被告人的犯罪起因、犯罪事實、犯罪情節、悔罪表現后，對被告人zw能夠在法定刑三年以下予以從輕處罰。

辯護人：xxx

xx年xx月xx日

盜竊的行為，自我國古代以來就是一種觸犯刑法的行為，由于我國制定刑法的目的，并非就是為了要處罰民事主體，而是會想減少犯罪行為的發生，由此盜竊的被告也是可以聘請律師書寫辯護詞，由此來達到減輕盜竊者可能會受到的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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