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我國《刑法》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交通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別惡劣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這是我國刑法對交通肇事罪定罪量刑的全部規定，有不少學者認為：“因逃逸致人死亡的，處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為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即過失犯罪的結果加重犯。[1]

近年來交通肇事罪已由過去的普通過失犯罪成為多發性、常見性犯罪，并且呈現明顯上升的趨勢。例如，北京市順義區人民法院審理交通肇事犯罪案件的情況：2001年審理此類案件65件，2003年審理此類案件79件，2004年第一季度審理此類案件28件。交通肇事案件大幅上升，已成為該院刑事審判工作的一個新特點。再以廣東東莞地區為例，該地區判決的交通肇事罪，1997年為72件72人，1998年100件100人，2000年為125件125人，2001年為144件144人，呈現逐年上升趨勢。[2]交通肇事犯罪中，又以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即“因逃逸致人死亡”的社會危害性最大。然而在司法實踐中，對于交通肇事罪中結果加重犯的罪過形式爭議頗多，正確的解決這個問題對于如何認定交通肇事罪，預防此類犯罪的發生意義重大。

案例：丁某半夜酒后駕車回家，不慎將路邊一騎自行車正常行駛的葉某撞成重傷。丁某撞人后，嚇出一身冷汗，酒也醒了。丁某下車后，見葉某頭部出血，躺在地上昏迷不醒，再看看四周無人，就將車制動的痕跡擦去，開車逃走。葉某由于休克后出血過多得不到及時治療而死亡。[3]

對于本案的定性，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應定為交通肇事罪;另一種意見認為，丁某將騎車人葉某撞成重傷后，就負有將其送醫院搶救的義務，而且丁某完全有能力履行這一義務，而他卻乘受害人昏迷不醒、夜半無人之機駕車逃走，不履行因自己的先行行為而帶來的應搶救的作為義務，因而造成葉某失血過多而死亡，是不作為犯罪。丁某下車已看到葉某處于危險之中，完全可以預見到自己的行為可能造成葉某死亡的后果，但卻有意放任了這一結果的發生，已構成間接故意殺人罪。由于交通肇事罪是過失犯罪，因此不應認定交通肇事罪，而應認定為故意殺人罪。結果加重犯，亦稱加重結果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基本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由于發生了嚴重結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形態。例如，我國刑法第260條規定的虐待罪，一般是處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致使被害人重傷、死亡的，則處二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就是虐待罪的結果加重犯。對結果加重犯可簡單圖解為：結果加重犯=基本犯罪構成+加重結果。

從上述概念可以看出，結果加重犯一般是由兩部分構成：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所謂基本犯罪，是指行為人實施的行為符合刑法分則條文規定的具體犯罪構成。加重結果，是犯罪行為所造成的危害結果已經超出了法律規定的基本犯罪構成要件結果的范圍。

關于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這是結果加重犯理論爭議的核心。結果加重犯主觀方面表現為，行為人對基本犯罪行為和加重的結果均有罪過。其中，對于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我國刑法理論上爭議頗多。有的學者認為，只能出于過失;有的學者認為既可以基于過失，也可以基于故意。有學者將我國刑法中存在的結果加重犯分為三種類型：(1)基本犯為故意，對加重結果也是故意。例如，刑法第263條第5項規定的搶劫行為是出于故意，致人死亡也可以是故意。(2)基本犯是故意，對加重結果則出于過失。例如，刑法第236條第3款第5項規定的強奸行為是出于故意，對被害人死亡的結果則是出于過失。(3)基本犯罪是過失，對加重結果也是過失。例如，刑法第136條規定的危險物品肇事罪，后果嚴重的基本犯罪是過失，后果特別嚴重的也是過失。[4]

問題在于，交通肇事罪中結果加重犯的罪過形式除了過失還包不包括故意這在我國學術界是個爭論頗多的問題。筆者將就這一問題加以淺析。

二、結果加重犯的罪過形式

加重結果的出現，是結果加重犯成立的必要要素，同時要求行為人主觀方面必須對加重結果有罪過。于是，便產生了一個加重結果的罪過，以致形成結果加重犯的雙重罪過，即基本犯罪的罪過和加重結果的罪過。

(一)雙重罪過說

雙重罪過，又稱混合罪過，即實施一個危害行為，造成兩個不同的危害結果，行為人對不同的危害結果持不同的罪過。通說認為結果加重犯的罪過是雙重罪過，即基本犯罪行為中的罪過以及與加重結果相伴產生的加重結果的罪過。

對于“雙重罪過”有相當一部分學者持否定意見。該觀點認為，“罪過支配行為，行為表現罪過……不同的罪過支配不同的危害行為，不同的危害行為表現不同的罪過，構成社會生活中各種不同的犯罪。故意和過失是兩種不同的罪過形式，它們所支配的危害行為是有完全不同的性質，社會危害性程度也有很大差別。因此，說兩種罪過形式同時并存支配一個危害行為，是有悖犯罪構成理論的。此外，雙重罪過說也不符合我國刑法的罪數理論。因為在我國區分一罪與數罪只能以犯罪構成的個數為標準。凡是行為人基于一個罪過，實施一個危害行為，具備一個犯罪構成的就是一罪……雙重罪過，則是說行為人實施一個犯罪行為，具有兩種罪過形式，成立一個罪名，這顯然也是不妥當的?！盵5]另外，否定說認為，作為雙重罪過例證的故意傷害致死、強奸致死等犯罪，這里的故意與過失并非處于同一層次，實際上并不是雙重罪過的犯罪。因為故意傷害致死、強奸致死，都不是獨立的罪名，前者是故意傷害罪的加重情節，后者是強奸罪的加重情節。就成立傷害罪而言，只要對傷害持故意即可。換言之，故意傷害罪的主觀構成要件只要有一個故意的罪過。故意傷害致死，之所以要求行為人對死亡持過失，是出于將加重結果歸責于行為人的需要。致死與對死亡的過失，并不是故意傷害罪的構成要件，只是結果加重犯的成立條件，該條件是不能納入基本犯的構成要件的。因此，提出“結果加重犯是否具有雙重罪過，也是值得研究的問題”。[6]

由此可見，雙重罪過否定說的主要觀點是：罪過與犯罪行為之間只能是對應的關系，一個罪過支配一個犯罪行為。筆者認為，雙重罪過否定說只看到了典型的一罪與數罪，而忽視了犯罪現象的復雜性。如基于同一的或概括的犯罪故意而連續實施數個獨立的、性質相同的犯罪行為的連續犯;再如結果加重犯，行為人實施一個基本犯罪行為而產生兩個危害結果。此時，行為人對兩個危害結果都存在著認識因素和意志因素，即行為人同時存在兩個罪過，這并不違背我國的犯罪構成理論。相反，正是主客觀相統一刑法理論的體現，反映在刑事立法上就形成了雙重罪過的犯罪。承認雙重罪過的犯罪，正是體現了主客觀相統一的犯罪構成理論和罪數理論。至于故意傷害致死、強奸致人死亡不是獨立的罪名，并不影響其成為雙重罪過的犯罪。我們并不是說故意傷害罪、強奸罪是雙重罪過的犯罪，而是認為故意傷害致死、強奸致人死亡這類犯罪具有雙重罪過的特征，屬于雙重罪過的犯罪，這并無不妥。如果否認雙重罪過理論，就無法解決諸如故意傷害致死、強奸致人死亡這類犯罪的刑事責任。因為行為人之所以對他人死亡負刑事責任，是由于其對該結果存有罪過，而不是出于將加重結果歸責于行為人的需要，否認這一點則會導致客觀歸罪。一、緒論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我國《刑法》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由此可見，“雙重罪過說”是符合實際需要的，具有理論依據而且不乏立法實例。

(二)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

關于加重結果，其主觀方面所面臨的問題主要是：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發生，除了過失，是否包括故意

這個問題是結果加重犯理論爭議的核心，理論界說法不一。多數學者支持“排除故意說”，即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只能是過失。其中一種觀點認為，行為人若對加重結果有故意，由此產生的“加重結果”可以認為是重結果的結果犯;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此時行為人可能構成新罪，需要用罪數理論解決。筆者認為這些觀點值得商榷，如在搶劫致人重傷、死亡，強奸致人重傷、死亡等以復合行為為特征的基本犯罪中，行為人完全有可能以故意重傷、殺人的手段達到其搶劫、強奸目的。此時，若根據第一種觀點就應該以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故意殺人罪定罪處罰，但行為人的最終目的是為了搶劫或者強奸。重結果的結果犯的觀點，并不能完全反映行為人的主觀方面，對行為人的目的行為也未進行評價，其違背了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若按數罪并罰理論處理，將搶劫罪與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并罰，強奸罪與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并罰，問題依然存在。搶劫罪和強奸罪的犯罪行為屬復合行為，包含著暴力、脅迫行為和搶劫、強奸行為，后者以前者為前提。如果單純地就暴力、脅迫行為認定為故意傷害罪或故意殺人罪，也就無法再對搶劫、強奸行為認定為搶劫罪或強奸罪。因為，這樣必須對暴力、脅迫行為進行兩次評價，這有違罪行均衡原則。[7]因此，只有當搶劫或強奸后另有報復或滅口等動機的，方可實行數罪并罰。

筆者認為，“兼含故意說”更為合理。首先，結果加重犯是指行為人實施了基本犯罪構成要件的行為，由于發生了嚴重結果而加重其法定刑的犯罪形態。從概念本身而言，并不排除行為人基于故意造成加重結果的情形。其次，客觀上存在著對加重結果持故意的情形，如刑法第263條第5項規定的搶劫行為是出于故意，致人死亡也可以是故意。其中，“致人重傷、死亡”在我國刑法中的含義并不統一。在一些條文中，如刑法第234條中的“致人重傷、死亡”不包括故意;而在刑法第115條中“致人死亡、重傷”，行為人主觀方面則既包括過失也包括故意。因此，將故意納入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是符合我國實際的。

三、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罪過形式之我見

根據前文所述，結果加重犯理論并不排除行為人主觀方面對加重結果的故意形態，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其罪過形式也便有了故意的可能。筆者認為，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在一定情形中，其罪過形式包括故意(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在內。

(一)罪過產生環境的區分

結果加重犯的罪過是雙重罪過，即基本犯罪行為中的罪過以及與加重結果相伴產生的加重結果的罪過。

對于結果加重犯，加重結果產生于基本犯罪之外，行為人的罪過往往產生于一個特殊的環境之中，或者說在基本犯罪基礎之上產生了一個罪過。該罪過既可以是原基本犯罪罪過的延續，也可以是一個新的罪過，當然包含直接故意。持“排除故意說”的學者認為，若將直接故意包含在內，可能就會因該直接故意產生一個新的罪名，而非加重結果。這其實是將加重結果與基本犯罪構成孤立開來。整個犯罪活動不是一個孤立的環節，而是一個連續的、相互聯系的過程。并且各環節具備因果關系，沒有前者便沒有后者。此時，罪過并非單純的，應考慮犯罪構成的情節，以及影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和行為人人身危險性大小的因素，這些因素同時也導致了刑事責任大小的不同(刑事責任程度)。

至此，筆者將結果加重犯中罪過產生的環境分為第一性環境與第二性環境。第一性環境指基本犯罪過程中罪過產生的環境。第二性環境是指加重結果罪過產生的環境。加重結果的罪過是在第一性環境基礎之上或者說是以基本犯罪行為完成這一結果為前提條件而產生另一罪過形式，但也不排除是原罪過形式的繼續發展。同時，第二性環境是在整個犯罪過程的情景因素中居于從屬地位的環境，我們也可以將其稱之為從環境，將第一性環境稱之為主環境。結果加重犯的加重結果即產生于第二性環境之中，其罪過形式也是在這一特殊環境中產生的。

交通肇事罪中“因逃逸致人死亡”的，是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行為人的雙重罪過也相應產生于第一性環境和第二性環境。其中，第一性環境主要表現為交通運輸條件或環境，比如在道路交通方面，機動車輛司機酒后駕駛，超速、超高、超寬、超載行車，或者道路彎曲，路面上有晾曬的農作物，交通環境混亂等;在內河運輸方面，如船長擅離職守，疏忽大意錯誤指揮，舵手錯誤操作、偏離航線或者遇到險灘、激流等。第二性環境則主要表現為，事故現場的條件和氛圍以及機遇因素。如夜深人靜，事故現場偏僻無人或者乘車人的鼓動、指使等。

正是交通肇事犯罪的特殊性，要求正確區分基本犯罪與加重結果發生的環境，這對交通肇事行為的正確定罪量刑具有重大意義。

(二)犯罪人的心理學分析

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其加重結果產生于基本犯罪基礎之上，該條件對加重結果的產生密切相關，即心理學上的影響犯罪的主體外因素。

影響犯罪的主體外因素與犯罪心理、犯罪行為之間存在著互動作用，該因素對它們的影響主要是一種誘發作用。這種誘發作用可以分為三種：一是個體已經具備犯罪心理，在情景的誘發下，產生犯罪動機，例如想要偷東西的人在發現某一家房門未鎖時很容易完成偷盜行為;二是個體心理品質雖有一定缺陷，但尚不具備犯罪心理，在情景的強烈刺激下，不良心理品質迅速惡化為犯罪心理，產生突發性犯罪行為;三是個體在在進行犯罪行為中，因為周圍情景的影響，或者犯罪心理進一步惡化，例如被害者反抗致使盜竊迅速轉化為殺人，或者削弱犯罪動機，例如被害者的呼叫使其逃離現場，或者犯罪人良心發現，主動中止犯罪。[8]主體外因素對交通肇事罪中結果加重犯的誘發作用，即屬于上述的第三種情形。

影響犯罪的主體外因素分為：大社會環境因素，人際交往及居住環境、工作場所和職業因素，自然環境因素以及情景因素。以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為例，影響加重結果產生的因素中，情景因素便較為明顯?！扒榫耙蛩厥侵?，直接影響犯罪人形成某種犯罪行為動機的客觀環境因素，與犯罪人實施某種犯罪行為動機的形成和犯罪決意的確立密切相關。”[9]情景因素又包含侵害對象因素，現場其他人因素，現場條件和氣氛以及機遇因素。在交通肇事罪中，事故的發生帶有一定的偶然性，這種機遇因素，可以誘發行為人的犯罪心理也可以促使主體不良心理惡性發展為犯罪心理。加之現場條件和氣氛，如夜深人靜、事故現場偏僻無人等;或者侵害對象的誘發，如被害人重傷、昏迷不醒;或者現場其他人的影響，如單位主管人員、機動車輛所有人、承包人或者乘車人的指使。這一系列因素促使主體不良心理惡性發展，以致產生價重結果，如交通肇事后逃逸，甚至加害受害人等。此時，影響主體罪過形式進一步發展的情景因素便是前文所述的第二性環境。一、緒論交通肇事罪，是指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行為。我國《刑法》第133條規定：違反交通運輸管理法規，因而發生重大事故，致人重傷、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

筆者認為，一般情況，在這種出乎意料的、強烈的外界環境刺激下，行為人的行動往往受到消極情緒的左右，對行為的目的和后果缺乏清醒的認識和理智上的自我控制。與深思熟慮的犯罪行為相比較，該種行為人的社會危險性一般不大，幾乎沒有同樣犯罪反復的危險，但也不排除有過犯罪經歷的人再次產生犯罪心理的情形。刑罰應當有所區別，如果一律將行為人定罪為直接故意犯罪有刑罰苛刻之嫌。

(三)刑罰價值分析

從刑法價值角度考慮，將故意納入加重結果的罪過形式之中較符合現代刑法公正價值觀。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刑法日益趨輕化，更追求實質的公正，也要求刑罰避免均衡性的極端。若不考慮罪過產生的特殊環境或前提條件，合理確定刑責大小及適用的刑罰，將很難達到實質的公正。

近代學派代表德國刑法學家李*特倡導目的刑主義，他將犯罪人分為機會犯罪人與慣習犯罪人。對于機會犯罪人，由于其是在外部影響下犯了過錯，幾乎沒有犯罪反復的危險。對于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加重結果的產生是有一定概率的，不可能每個基本犯罪都會產生加重結果。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也是一種機會犯罪人，即沒有基本犯罪這一前提條件，行為人就沒有可能(機會)實施進一步的行為。因此就應找到一種合理的刑罰來適用，畢竟刑罰的目的主要是懲戒教育個體，而非單純懲罰。而這點又體現了刑法的謙抑性。李*特還認為：“凡人跟普通人完全一樣，普通人只不過是由于在與外部情況結合時的幸運才沒有陷入犯罪而已?！盵10]從前文所述犯罪心理學的角度分析，每個人都是潛在的罪犯，犯罪行為的實施是內外機制共同作用的結果。因此，我們不能僅從表面判斷犯罪行為，還要了解罪犯的心理變化。

筆者認為，在一些情況下，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其罪過形式包括故意(直接故意和間接故意)。例如甲交通肇事后駕車逃離現場。甲主觀上，可能是為逃避法律責任或者防止付出高額醫療費用，而希望被害人死亡以便沒有人可以指證他的肇事行為，或者認為被害人死亡、不死亡都無所謂。此時，行為人“希望”危害結果的發生，主觀上存在直接故意殺人的故意，按“排除故意說”的觀點，則甲構成故意殺人罪。但是，這種逃逸形式的不作為是否就相當于作為的殺人罪的實行行為，還值得討論。持“排除故意說”的學者，大多忽略了不作為的逃逸行為和作為的故意殺人罪之間的等價性，從而輕易得出成立故意殺人罪的結論。

交通肇事后，行為人僅僅逃逸即棄而不管，原則上被害人得到第三者救助的可能性很大，行為人對加重結果的產生并不具有排他的支配性;此外，故意殺人罪是重罪，其成立要求有強度很高的違法行為。而要使不作為的殺人與作為的殺人有同價值性，單純對被害人放置不管還不夠，如將被害人帶離事故現場后隱藏或者遺棄，或者將被害人抱上自己車后拒不送到醫院，在大街上兜圈導致被害人死在車中。此時，使被害人得到救助已不可能或者顯著困難的，才屬于對被害人的生命有絕對的支配，不作為殺人與作為殺人才具有等同的價值性。[11]

問題在于，究竟哪些情況下主觀上持故意的行為人構成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哪些情況又構成故意殺人罪其區分標準是什么

筆者認為，交通肇事后單純的逃逸致使被害人死亡的，原則上以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處理即可。但是，肇事者行為若包含著剝奪被害人生命的現實危險時，以故意殺人罪認定更為合理。至此，筆者提出兩條區分標準：

(一)時間、地點是否發生變化。如肇事者將被害人轉移其它場所或者逃逸后返回二次加害被害人，則以故意殺人罪論處。

(二)是否屬于再犯。如果行為人有過同類犯罪經歷，再次產生犯意的，其主觀方面已不同于一般交通肇事者的犯罪心理，與作為的殺人具有更大的等價性。

(三)是否使被害人得到救助已不可能或者顯著困難的。如發現被害人重傷未死而二次碾軋后逃逸，使其得到救助已不可能，或者將被害人抱到自己車上拒不送往醫院，使救助顯著困難的，以故意殺人罪論處。相反，如果被害人的傷并非致命，事故現場是行人頻繁的場所，或者派出所和醫院就在附近，被害人得到第三者救助的可能性很大的情況下，肇事者逃逸的，以交通肇事罪論處。

三條標準中，以第三條標準為主，或者說，第一、第二為形式標準，第三為實質標準，歸根結底即行為人的行為與作為殺人是否具有等同的價值性。

四、正確理解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

根據前文所述，對我國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可以這樣理解：行為人雖然主觀上希望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但如果其單純地逃離現場，不予救助的行為與故意殺人罪的客觀方面行為并不具有等價性，按主、客觀相統一的原則，應認定為交通肇事罪。

最高法院在2000年11月公布的《關于審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認為，“逃逸致人死亡，是指行為人在交通肇事后為逃避法律追究而逃跑，致使被害人因得不到救助而死亡的情形”

《解釋》認為，導致死亡的直接原因是“得不到救助”，但從實質上看，“得不到救助”也是一個結果，而不是行為。肇事者對這個結果的心理狀態是故意還是過失《解釋》未加限定。既然未加限定，那就說明故意、過失都包括在內。[12]而根據《刑法》第133條的規定，交通肇事后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屬于交通肇事罪的結果加重犯，在犯罪性質上仍然定交通肇事罪。由于結果加重犯加重結果罪過形式產生環境的特殊性以及從現代刑法公正價值觀上考慮，如此規定是比較合理的。

針對交通肇事犯罪不斷增加的現狀，筆者認為應當適當提高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目前我國刑法中交通肇事罪的基本法定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缎谭ā返?2條規定，對被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可以宣告緩刑。在司法實踐中，對交通肇事罪的處罰大多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在保險公司與肇事人賠償被害方經濟損失后，大多數犯罪人被宣告緩刑。[13]對交通肇事罪大量適用緩刑，犯罪人受不到應有的剝奪性痛苦，這無疑對其他社會成員起不到足夠的威懾作用。這種立法和司法現狀不但使刑罰喪失一般預防的價值，還無形中在一定程度上助長了犯罪的發生。要解決這一問題，我們可以適當提高交通肇事罪的法定刑，同時在司法實踐中慎用緩刑。

「注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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