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本紀要的主要內容解讀如下:

一、制定本紀要的指導思想

危險駕駛罪是個新罪名，以前沒有司法經驗。但是，自去年5月1日受理這類案件始，從統計數字上看，該罪已成為刑事審判的大頭，在盜竊罪之后位居第二。去年5月1日至年底，全省新收一審“醉駕”犯罪案件2626件，今年上半年新收5093件，①估計到年底超過1萬件。在制定紀要過程中，我們始終努力做到“兩盡量”、“兩堅持”，以求取得最好的執法效果。

1.盡量解決實際問題。“醉駕”案件涉及亟需解決的問題很多，有的涉及行政管理的缺位與法律規定的矛盾，有的涉及國家標準的掌握與群眾現實需求的矛盾，還有的是涉及執法指導思想問題。比如對道路上大量的超標電動車是否認定為機動車，及如果“醉駕”該類車輛是否認定為危險駕駛罪等問題，全國到現在都沒有一個較權威的說法和做法，但實踐中又迫切需要解決，我們都在紀要中給予了較好的回答。

2.盡量統一執法尺度。“醉駕”案件辦理缺少現成經驗，在初期各地做法有區別甚至量刑不太平衡都是正常的，因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發現問題，積累經驗，才能找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紀要在緩刑的適用標準、立案標準、證據標準、強制措施的適用等方面，都作了統一的規定，無疑會有利于統一執法。

3.堅持寬嚴相濟政策。沒有區別就沒有政策。“醉駕”犯罪雖然是輕罪，輕罪里也有情節的輕重，在適用刑罰時就必須有所區別。紀要突出打擊重點的同時，也規定了對酒精含量相對低的沒有從重情節的可以適用緩刑、免刑。這些規定，既體現了立法精神，也體現了寬嚴相濟政策，易為人民群眾接受，易取得較好的執法效果。

4.堅持實事求是精神。實事求是是我黨的思想路線，處理“醉駕”犯罪案件也必須堅持。我們既要堅持法律、法規的原則性，處理具體問題時又要有一定的靈活性。通過司法手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法律、法規的局限性和滯后性，以取得最好的社會效果。比如，紀要規定，對于醉酒駕駛超標兩輪電動車沒有發生致他人輕傷以上事故且對事故負有責任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就較好地解決了“醉駕”超標電動車的罪與非罪問題。

二、關于公安機關的立案標準

既然法律把“醉駕”規定為犯罪，那么“醉酒”的程度就是最能反映出本罪社會危害性的一個最主要指標。但是，在“醉酒”具體標準上，學界存在分歧。一種認為是應該執行單一的量化標準，即按照法律或者有關規定來認定行為人是否達到了一定的飲酒量以及行為人的血液里的酒精含量;另一種看法是執行復合的量化標準與行為人標準，認為，雖然酒精對機體神經的麻痹有必然的客觀影響，但是個體對酒精的敏感度和耐受力不一樣，不能不考慮行為人對酒精的耐受程度，對于醉酒駕駛還應當出臺更為完善的檢驗措施。

我們研究認為，在是否“醉酒”的司法認定上應當堅持單一的量化標準。第一，把醉酒駕駛作為犯罪，其目的是實現汽車社會的道路交通安全風險防范，在法理上這是一種行政犯、行為犯、危險犯，因而，駕駛人違反行政法規定并且實施一定行為，達到刑法所規定的條件，就應當依法認定為本罪。第二，“醉酒”的程度與人的意識清晰程度、控制能力有聯系，國家標準就是根據普通人血液中酒精含量與意識清晰度、控制能力關系制定的。雖然個體間有差別，但這不能成為除此以外附加上個體標準或者主觀標準的理由，況且個體的差別本身是一個難于測試的問題，不應成為刑法適用中的一個變量。第三，如果在“醉酒”認定上除酒精含量外再附加規定其他一些標準,將會給偵查機關和公訴機關收集證據、舉證帶來無限的不確定性，證據標準的混亂會給人民法院審理這些案件帶來困難。

故紀要規定，對現場查獲經呼氣測試，酒精含量達到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發布的《車輛駕駛人員血液、呼氣酒精含量閾值與檢驗》中醉酒標準(≥80mg/100ml)的機動車駕駛人，無論其對檢驗結果是否有異議，均由醫療機構或者具備資格的檢驗鑒定機構工作人員按照規范抽取血樣，及時進行血液酒精含量檢測。檢測結果達到醉酒標準的，一律以涉嫌危險駕駛罪立案偵查。換言之，也就是達到了這一醉酒標準，并“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就“一律入罪”，起訴到法院的，應當作出有罪判決。②

三、關于強制措施的適用

“醉駕”犯罪屬于輕罪，最高刑期只有拘役六個月，具有相當的特殊性。故對犯罪嫌疑人采取強制措施，也有不同于其他犯罪的特點。紀要主要規定了五方面內容：

1.紀要規定，對涉案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機關一般應當予以刑事拘留，并視情延長至七日。這樣規定的理由是：我省公安機關對于“酒駕”③被查獲的，依據交通安全法規定一律予以行政拘留。去年共查處并拘留了近10萬人，酒駕(醉駕)引起的交通事故死亡人數下降了31%，社會效果很好。“醉駕”情節顯然重于“酒駕”。考慮到“醉駕”中一些情節輕的可能會被判處緩刑或者免刑，但這些人如果一天也不羈押，群眾會認為處理比“酒駕”還輕。為了與“酒駕”的處罰相銜接，紀要作了如此規定。也就是說，“醉駕”被查獲后，即使被判處緩刑或者免刑，至少也會被拘留七日。紀要同時規定，對具有不適合羈押情形的，可以采取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強制措施。

2.紀要規定，對被采取刑事拘留強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無法在刑事拘留期限內完成偵查、起訴、審判工作的，應當變更為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七天的拘留，期間是根本走不完訴訟程序的，一審判決后也還有個上訴期的問題。故幾乎所有的案件都得變更強制措施。新刑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把監視居住作為逮捕的替代措施的，故對一般的案件，應當是采取取保候審措施，只有不能提出保證人，也不交納保證金的，才予以監視居住。

3.紀要規定，被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傳訊、開庭審判時不到案，或者違反刑事訴訟法關于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相關規定，情節嚴重的，可以依法提請或者決定予以逮捕。這是根據新刑訴法第79條的精神作出的規定。“醉駕”犯罪最高刑期只有拘役六個月，不符合刑法關于逮捕的條件，一般情況下是不能適用逮捕強制措施的。這個問題在去年5月我院下發的“緊急通知”中已作過強調，很快糾正了在初期個別地區對“醉駕”一律逮捕的做法。故紀要再次強調，除前款規定的情形外，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得采取逮捕強制措施。

4.紀要規定，對于被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被告人逃跑的，人民法院可以中止審理。被告人歸案、中止審理原因消失后，恢復審理。中止審理的期間不計入審理期限。調研中，各地反映被取保候審或者監視居住的被告人容易逃跑，人民法院無法進行接下來的訴訟。其實，被告人逃跑不只是“醉駕”案件有，其他案件也是一樣，而且，“醉駕”犯罪是輕罪，其逃跑后被批準或者決定逮捕，上網通緝，被告人付出的成本是很高的，實踐中逃跑的實際上也不多見，但是如果逃跑的確也會給審判帶來難題。現行刑訴法對案件的中止審理沒有規定，而新刑訴法第二百條對此作了規定，故紀要根據新刑訴法的規定精神，對逃跑的被告人中止審理問題作了明確規定，便于實踐中操作。

5.紀要規定，對未予以羈押的被告人判處實刑的，人民法院在判決生效后，可以根據生效判決或者裁定將罪犯予以羈押，送交公安機關執行，公安機關根據生效的刑事判決書(裁定書)、執行通知書予以收監執行。作這樣規定的依據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嚴格依法及時交付罪犯執行刑罰問題的通知》(法〔2001〕155號)④，目的在于防止罪犯脫管，甚至發生執行環節相關機關扯皮的情況。

四、關于機動車的認定

什么是“機動車”?這個問題似乎沒有什么爭議。而且由于交通肇事罪對什么交通工具肇事并無特別限制，也就是說駕駛的雖然不是機動車，肇事后也可以構成交通肇事罪。但“醉駕”犯罪則不同，法律規定只有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才能構成本罪。因此，對“機動車”的認定就尤為重要。

按照我國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條第(三)、(四)項規定，以及國家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發布的《機動車運行安全技術條件》等有關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的界定是明確的，即機動車是指以動力裝置驅動或者牽引，上道路行駛的供人員乘用或者用于運送物品以及進行工程專項作業的輪式車輛，包括各類汽車、摩托車和輕便摩托車。非機動車是指以人力或者畜力驅動，上道路行駛的交通工具，以及雖有動力裝置但設計最高時速、空車質量、外形尺寸符合有關國家標準的殘疾人機動輪椅車、電動自行車等交通工具。也就是說，除了非機動車以外的車輛都應該被定義為機動車，反之亦然。當前的問題是，由于地方利益、企業利益、行政管理上的原因，工廠里大量生產超標準的電動車(含沒有腳踏騎行功能的電動車，包括群眾俗稱的“電驢”、“電摩”，電驅動的最高車速大于20km/h兼有腳踏騎行功能的電動自行車)，市場上在賣的也大多是超標的電動車，馬路上騎行的也大量是超標的或者經過改裝的超速電動車。而且，公安機關認為這些車輛是超國家標準的，本身就是違法生產、銷售，不應該納入機動車或者非機動車管理，如果納入機動車管理就要通過機動車考試、發證，上機動車道行駛，也與現行政策相悖。杭州等地把符合標準的電動自行車納入非機動車管理，但同時明確規定，生產、銷售、上道路行駛的電動自行車應當符合國家標準，按照規定進行登記并且懸掛車輛號碼，不得改動、拆除電動自行車的限速裝置。我省不少地區既不把電動車作為機動車管理，也不把它作為非機動車管理。

我們研究認為，如果把社會上事實上大量存在的超標電動車，都視為輕便摩托車或者摩托車，“醉駕”了就一律作為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打擊面太大，恐怕也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更主要的是與危險駕駛罪的立法精神不相符。但同時也要充分考慮到，國家對什么是“機動車”有明確的標準，我們作為地方的規范性文件，不能與之有明顯的抵觸。故紀要還是規定，刑法第133條之一中的“機動車”，包括各類汽車、摩托車和輕便摩托車(含動力驅動的三輪及以上車輛，燃油驅動的兩輪及以上車輛，電驅動的最高車速大于20km/h的兩輪車輛。不包括電驅動的最高車速小于20km/h的兩輪車輛)。對于各類超標兩輪電動車，以公安機關委托有資質的鑒定機構出具的鑒定結論為依據，認定是否屬于機動車。這樣就把機動車的認定問題與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車是否一律入罪或者入刑問題(將在后面闡述)區別了開來。

五、關于道路的認定

“醉駕”犯罪中的“道路”與刑法第133條交通肇事罪中涉及的“道路”應否作相同認定，實踐中有不同認識。有的同志認為，“醉駕”犯罪是危險犯，交通肇事罪是實然犯，對于“醉駕”犯罪來說，無論是在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條第(一)項規定的道路上行駛，還是在除此以外的道路上行駛，比如在村道上、小區內道路上行駛，都會對公眾造成現實危險。實踐中對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的道路上行駛發生事故構成犯罪的，按交通肇事罪處理;對除此以外的道路上行駛致人死亡構成犯罪的，則以過失致人死亡罪處理，量刑也差不多。如果醉酒在其他道路上駕駛機動車，對公眾所造成的危險是相同的，如果不作為犯罪處理，邏輯上說不通，也不利于公眾的安全。我們研究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合理性，可以繼續研究。同時認為，“醉駕”犯罪是輕罪，打擊面不宜太寬，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對“道路”有明確界定的情況下，還是按道路交通安全法規定執行較為穩妥些。故紀要規定，刑法第133條之一中的“道路”，按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19條第(一)項規定執行，即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雖然在單位管轄范圍但允許社會機動車通行的地方，包括廣場、公共停車場等用于公眾通行的場所。也就是說，在除此以外的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在當前不宜以犯罪論處。

六、關于對訴訟證據的要求

紀要規定，提起公訴的“醉駕”犯罪案件，應當移送下列證據及其相關案卷材料：(1)被告人的供述和辯解;(2)有證人的，能證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證言;(3)酒精呼氣測試檢驗單和血液酒精含量報告單;(4)血樣提取筆錄或者提取登記表;(5)執法民警出具的查獲經過說明;(6)現場查獲的，查獲時拍攝的被告人及其所駕駛車輛的照片或者視聽資料;(7)其他與案件有關的證據材料(包括戶籍證明、駕駛證、行駛證、以前的交通違法情況、前科情況等)。

也就是說，公安機關查處這類案件時，就應當注意收集這些證據材料，公訴機關審查起訴時應當審查并向人民法院移送這些證據材料，人民法院審理時要審查這些證據是否齊全，是否確實。應當說明的是，這七方面證據材料是最基本的，依照法律規定，公訴機關應該將與案件有關的其他相關材料、全部案卷移送人民法院。

在打擊“醉駕”司法實踐中，經常遇到以下兩種情形：一是有的人酒后駕車被查到后，在呼氣測試或者提取血樣前又故意飲酒，以為拿他沒有辦法。這種行為嚴重抗拒執法，非常惡劣，應當制止;二是在被查獲后，經呼氣測試酒精含量達到醉酒標準，在抽取血樣前逃跑的。對這種人也不能讓他占到便宜。

對于第一種情況，紀要規定，對被查獲后，在呼氣測試或者提取血樣前故意飲酒，經檢測其血液酒精含量達到醉酒駕駛機動車標準的，應當立案偵查。查獲后故意當場飲酒的，根據呼氣測試和血液檢測的結果綜合認定其酒精含量;呼氣測試后當場飲酒的，以呼氣測試結果認定其酒精含量，并從重處罰。

對于第二種情況，也應當立案偵查。紀要規定，經酒精呼氣測試達到醉酒駕駛機動車標準，在提取血樣前逃跑的，以現場呼氣結果認定其酒精含量。

七、關于對“醉駕”犯罪的刑事處罰

根據“醉駕”犯罪案件的特點，紀要規定，血液中的酒精含量是反映該種犯罪危險程度的主要量刑因素，駕駛的車輛種類、行駛的道路種類、實際損害后果是重要的量刑因素。同時，還要綜合考慮被告人的認罪悔罪態度、曾經酒后或者醉酒駕駛機動車被處罰的情況、其他交通違法情況等情節。省法院將會根據這一精神對《浙江省<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實施細則》作出補充，擬增加“危險駕駛罪”部分，供下級法院參照執行。

對“醉駕”犯罪的刑事處罰，要堅持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1.突出打擊重點。紀要規定，打擊“醉駕”犯罪重點應當是醉酒在公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上駕駛各類汽車的行為，特別是對醉酒駕駛營運客車(公交車)、危險品運輸車、校車、單位員工接送車、中(重)型貨車，及在城市道路上駕駛工程運輸車的，應當判處較重的刑罰。理解該款，有三層意思：一是重點打擊在三類路上(公路、城市道路、高速公路)“醉駕”;二是重點打擊“醉駕”汽車，不是摩托車或者其他被定義為機動車的車輛;三是特別要重點打擊醉酒駕駛營運客車(公交車)、危險品運輸車、校車、單位員工接送車、中(重)型貨車，及在城市道路上駕駛工程運輸車的行為。

2.實事求是地對待醉酒駕駛超標兩輪電動車問題。如前所述，超標電動車在法律上是被定義為機動車(摩托車)的，但情況非常復雜，有政府管理上的缺位，確實又是屬于人民群眾生產生活所需。所以，對于醉酒駕駛超標兩輪電動車，不能一律入罪，甚至羈押，否則可能背離立法精神，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擁護。故反復研討斟酌后，紀要規定，對醉酒駕駛超標兩輪電動車，凡是沒有發生致他人輕傷以上事故且對事故負有責任的，可以不作為犯罪處理。醉酒駕駛超標兩輪電動車構成危險駕駛罪，酒精含量在160mg/100ml以下，符合刑法第72條緩刑適用條件的，可以適用緩刑;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于刑事處罰(不起訴)。這樣規定，實際上是把絕大多數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車作了無罪化處理。少數發生致他人輕傷以上事故且對事故負有責任作為犯罪處理的，如果酒精含量不是很高，也不必羈押。我們認為這樣規定是符合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也是符合實事求是精神的，更符合刑法的謙抑原則。

3.穩妥適用緩刑、從嚴控制免刑。在調研中我們發現，“醉駕”犯罪案件緩刑適用非常不平衡。表現在地區間不平衡，法院間不平衡，類似案件間也不平衡。有的地區緩刑適用率達40%以上，有的地區只有1%，個別法院達到70%以上，有的法院一個也不判。我們研究認為，“醉駕”犯罪是輕罪，當然可以而且應當判處一些緩刑，但同時要考慮到，該類犯罪刑期本身比較短，如果大量判處緩刑，公眾(特別是非公職人員)會認為“醉駕”不會被關押，關系不大，刑罰的教育懲戒作用就降低許多。況且，公安機關對“酒駕”一律拘留七天，如果大量適用緩刑或者免刑，則“醉駕”與“酒駕”的處罰也不銜接。

經反復研究討論，決定根據醉酒的程度和有無其他從重情節，劃一個適用緩刑的杠杠，以便全省掌握，使全省的緩刑適用基本平衡。故紀要規定，緩刑對酒精含量在120mg/100ml以下，無以下十種從重情節、且認罪的被告人適用：(1)造成他人重傷或者死亡，尚未構成交通肇事罪的;(2)在高速公路上醉酒駕駛的;(3)醉酒駕駛營運客車(公交車)、危險品運輸車、校車、單位員工接送車、中(重)型貨車等機動車的;(4)醉酒在城市道路上駕駛工程運輸車的;(5)造成他人輕傷且負有主要責任的;(6)無駕駛汽車資格醉酒駕駛汽車的;(7)明知是無牌證或者已報廢的汽車而駕駛的;(8)在被查處時逃跑，或者抗拒檢查，或者讓人頂替的;(9)在訴訟期間拒不到案或者逃跑的;(10)曾因酒后、醉酒駕駛機動車被處罰的。對酒精含量在120mg/100ml以上的，或者具有前款10種從重情節的被告人，不適用緩刑。對未成年人、懷孕的婦女和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符合刑法第72條緩刑適用條件的，適用緩刑。

把酒精含量120mg/100ml作為能否適用緩刑的杠杠，是經過測算的。據統計，2011年我省法院“醉駕”適用緩刑率是9%左右，而全國是21.3%，我省明顯低于全國。據抽樣調查，在“醉駕”案件中，酒精含量在120mg/100ml以下的約占25%左右。考慮到紀要還規定如果具有“十種從重情節”即使酒精含量在120mg/100ml以下也不能適用緩刑的情況，按照紀要執行后，我省對“醉駕”犯罪緩刑的適用率會達到20%左右，與全國基本持平。這是比較穩妥的。

研討認為，對免刑要從嚴控制，否則執法效果不好。故紀要規定，免于刑事處罰(不起訴)原則上只對酒精含量90mg/100ml以下，無上述10種從重情節且認罪的被告人適用。但對酒精含量在100mg/100ml以下，無上述10種從重情節，并有特殊情形的(如搶救危急病人等)極少數案件，也可以免于刑事處罰(不起訴)。這里的“特殊情形”，不應作擴大解釋，應當從嚴掌握，是指類似于緊急情況下運送危急病人上醫院搶救等情形。

4.規范統一罰金刑。紀要規定，并處罰金的，按處拘役一個月，并處罰金2000元計算，以此累加。這樣規定目的是統一執法尺度，防止輕重不平衡。

(注：文出自浙江省高院法官，轉)

注釋：

①危險駕駛罪包括兩種情形：一是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二是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據調查，本省法院尚未收到過“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追逐競駛，情節惡劣的”危險駕駛罪案件。故統計上的危險駕駛罪，全部為在道路上醉酒駕駛機動車的“醉駕”犯罪案件。

②學界和司法工作者對“醉駕”犯罪案件是否存在“情節顯著輕微”的情形有很大爭論。從刑法理論上講，犯罪似乎都應當存在“情節顯著輕微”的問題，但筆者認為，在危險駕駛罪的“醉酒”標準上，凡已達到了國家標準，就不應當再有“情節顯著輕微”問題。至于構成危險駕駛罪的其他客觀要件，如“道路上”的認定，“機動車”的認定，則可能存在“情節顯著輕微”問題。比如本紀要把一般醉酒駕駛超標電動車的行為，可不作為犯罪處理，即是出于這一考慮。

③根據國家規定，車輛駕駛人員血液酒精含量大于或等于20mg/100ml，小于80mg/100m1的，屬于酒后駕車(“酒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