緩刑就是不是立即執行，比如判了三年有期徒刑，緩期兩年執行，這意思就是說，犯人不用立即進監獄執行，在社會上可以自由生活，只要在緩刑兩年期限內不再犯罪，那么，三年的判刑刑期就不用執行了，緩刑主要是針對犯罪不嚴重，情節比較輕微或者使用緩刑不至于危害社會而制定的。

就是不在監所坐牢，在外面工作生活，考驗期3年。3年不違法違規就視為坐牢完畢。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必須遵守下列規定：

(1)遵守法律、行政法規，服從監督;

(2)按照規定定期向執行緩刑的機關報告自己的活動情況;

(3)遵守考察機關關于會客的規定;

(4)離開所居住的市、縣或者遷居，應當報經考察機關批準。在緩刑期間發現有漏罪或新罪的撤銷緩刑。第七十七條規定，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犯新罪或者發現判決宣告以前還有其他罪沒有判決的，應當撤銷緩刑，對新犯的罪或者新發現的罪作出判決，把前罪和后罪所判處的刑罰，依照刑法第六十九條的規定，決定執行的刑罰。

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有關部門關于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或者違反人民法院判決中的禁止令，情節嚴重的，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

緩刑適用條件

定義

緩刑是一種對犯罪分子不予關押而放在社會上改造的刑罰制度。它被西方學者譽為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最佳代表。

意義

緩刑制度創設的目的旨在使緩刑犯在某種社會組織或機構的幫助教育下，不關押即得到改造，從而實現預防犯罪的目的。

因素

在緩刑制度的運作中，幫助緩刑犯復歸的社會組織或機構的作用尤為重要。如果這一主體不能正常發揮作用，緩刑的適用就會遇阻。

對比

包括兩個方面。

一是適用對象是被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且不構成累犯者;二是由犯罪分子的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可以得出不關押也不會再危害社會的結論。

從理論上講，既然緩刑適用的立法條件一直沒有變化，那么法院在適用緩刑時就只能遵循上述的兩個條件，而不應再考慮其他因素。

但是，事實并非如此。79年刑法施行時期，我國法院適用緩刑時把握的條件并沒有完全依據立法的規定，而這與我國緩刑考察主體中存在的問題具有重大關聯。

條件

79年刑法規定緩刑犯“由公安機關交所在單位或者基層組織予以考察”。應當說，把緩刑犯交由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考察，在舊刑法施行之初是有合理性的。因為當時我國正處于計劃經濟時期，基層組織非常健全。在這種社會結構中，國家利益始終是第一位的，個人與小團體利益無法立足，這就使得人們緊緊依附的企事業單位或者村委會等基層組織完全能夠發揮緩刑考察主體對被緩刑人的幫教、改造作用。這一時期，法院適用緩刑時的依據就是上述兩個條件，因此緩刑適用的實際條件就是緩刑適用的立法條件。

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個人與小團體利益日益顯彰，只要不危及到國家利益，這些利益便能在多元化的社會結構中得以滿足。這種現實同時導致基層組織對公民的約束力弱化，逐漸難以發揮過去幫教緩刑犯的正常作用。但是，這種新情況并沒有及時得到立法的確認。

在1997年新刑法生效之前的較長時間里，法院只能根據79年刑法適用緩刑。

因此，這個立法與實踐脫節的矛盾便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緩刑的正常適用――如果不依立法規定的條件適用緩刑，顯然有違法律;如果依之判處緩刑，又由哪一組織幫教緩刑犯呢?

在實踐中，為了保證判緩者得到正常的幫教，實現緩刑制度創設的宗旨，同時也為了更加肯定地得出不關押也不致再危害社會的結論，法院采取了如下做法：即除了依據立法規定的兩個條件外，還額外地以擬判緩者所在單位或者家庭亦或其他組織、機構是否愿意幫教緩刑犯作為是否適用緩刑的依據。

弊端

盡管這種做法是法院無奈的選擇，在當時也有一定的實踐意義。

但是，這一做法容易遭致以下非議：

一是有違罪刑法定原則。盡管1979年刑法允許一定的類推，但上述做法并非具體罪名的適用，因而不屬可以類推的范圍。如果以法律規定之外的條件衡量行為人可否適用緩刑，就可能不當縮小了緩刑適用的范圍。

二是有違罪責自負原則。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是行為人自身的情況，而是否有人愿意幫教純屬行為人以外的因素。以之作為是否適用緩刑的條件，明顯違背罪責自負原則。

三是有違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如果行為人完全符合適用緩刑的立法條件并且在犯罪情節和悔罪表現上基本相同時，只對有愿意幫教者適用緩刑而對無人愿意幫教者剝奪適用緩刑的權利，顯然有失平等。

四是有違緩刑制度創設的宗旨。盡管事先確立幫教組織的確有利于緩刑犯的改造，但是，緩刑制度的關鍵在于考察主體在判緩后的積極幫教，因此，“得到幫教”是每一個擬判緩者本應享有的權利，而非是否適用緩刑的標準。

新緩刑考察主體

“由公安機關考察，所在單位或基層組織予以配合”。

這一調整既與實際相符，也受到公安系統自1997年開始實行的社區警務改革措施的保障。

此項改革的思路是，使派出所管段民警不再受打擊違法犯罪活動的制約，而是充當社區民警的角色，專事防范和管理的基礎性工作。

同時，在整體上，派出所也不再承擔刑事案件的破案和打擊處理的考核指標，這便使新成立的社區民警有足夠的時間“沉”在“責任區”內，做好基礎工作。作為該項工作的一個部分，當然包括對緩刑犯、假釋犯等五類人員的幫教管理。

在緩刑的考察主體再次獲得立法規定和司法實際的統一時，我們可以預見，前述法院不敢輕易判緩以及判緩之后無人幫教的現象將大為減少。

在法院的后顧之憂得以解除之際，今后法院在確定是否適用緩刑時的實際條件也會與立法條件保持一致，而不會再考慮額外條件。

以上知識就是小編對相關法律問題進行的解答。被宣告緩刑的犯罪分子，在緩刑考驗期限內，違反法律、行政法規或者國務院公安部門有關緩刑的監督管理規定，情節嚴重的，應當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如果您對此還有疑問或者有進一步的法律需求，可以在線咨詢律霸網律師，我們將為您提供優質的法律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