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反不正當競爭與知識產權保護的關系如果提到“對知識產權給予刑法保護”，甚至在單行知識產權法中加入刑事處罰條款，很少有人會反對或感到不理解。從歷史的原因看，古代中國以刑法為主，經歷了數千年。此外，中國改革開放（即開始走向依法治國）之初，知識產權中的很少一部分，即已經被法律承認為某種“依刑法產生的民事權利”。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國1979年《刑法》的一百二十七條。在尚無民事立法確認“商標專用權”的當時，卻已規定了如果侵害他人商標專用權，應負何種刑事責任。從國際原因看，世貿組織的知識產權協議，至少已要求對知識產權中的商標權與版權給予刑法保護，而我國已經是世貿組織的成員。從1982年之后的立法上看，中國《商標法》及《專利法》里自始就存在刑事處罰條款；中國版權法自2001年修正后，也增加了刑事處罰條款。但如果提到“對知識產權給予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甚至退一步，只提“給予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附加保護”，甚至再退一步，僅僅建議在知識產權單行法中增加反不正當競爭條款，均可能（并且已經）在相當一部分人中招致反對意見。反對的主要理由是：第一，知識產權單行法已經保護了知識產權，還有什么必要再以“反不正當競爭法給予保護”？第二，反不正當競爭法所規范的范圍很廣，遠遠不止知識產權保護，怎么能把反不正當競爭統統納入知識產權保護范圍呢？第三，知識產權法重在保護私權，反不正當競爭法重在界定國家在市場管理上的公行為，不應把公、私兩種法相混淆。主要因為這些理由，2002年《民法典》（專家建議稿）中“知識產權篇”的“一般規定”第3條及該篇第六章，「1」才沒能被接受。出于同樣的理由，至今中國任何單行的知識產權法中，也很難找到反不正當競爭條款。與此相對照，刑法在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領域，比反不正當競爭法“幸運”得多。但中國的現有司法實踐及行政執法實踐不斷告訴我們（國外的經驗也不斷告訴我們）：只有反不正當競爭法在中國知識產權保護領域也“幸運”起來，中國的知識產權保護制度才有希望達到“疏而不漏”，才可能進一步完善。刑法也屬于“公法”，既然它能夠“摻合”進知識產權的“私法”中來，反不正當競爭法為何就不能呢？何況，反不正當競爭法本身就是“公私參反不正當競爭-知識產權的附加保護中國社會科學院**思半”的法。它雖以界定市場管理為主，但同時也是經營者依法享有的一大批民事權利的來源。在現代社會，將所謂“公”、“私”兩法一刀切地分得涇渭分明，早已被證明是行不通的了。刑事訴訟中附帶民事訴訟，許多民事法律法規規定侵權（當然主要指的是侵害民事權利）嚴重者要負刑事責任，等等，均早已不限于知識產權領域。而與行政相關的“公”法，則稍一想要越公、私之界，就立即招來諸多反對，可能是由于中國行政法理學對立法者的影響遠遠落后于刑事法理學。也可能行政法理學的研究本身，也落后于刑事法理學。中國的知識產權單行法確實已相當完備了，但這與反不正當競爭法的附加保護，并不矛盾。而且，如果沒有了后者，則完善的知識產權單行法，離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還會有相當長的路。例如，受版權保護的作品，其名稱單獨拿出來，是否也受到版權保護，在中國現行版權法中并無規定。司法部門遇到這類糾紛后，首先要排除不具有獨創性的那部分名稱。那么，有人如果故意利用他人已經十分有名的作品名稱（而該名稱本身很難被確認有“獨創性”）發表自己的“拙作”，在中國就無法可管了。當初《反不正當競爭法》立法時，有立法者說，這可以放在第五條中去管。他們忘記了第五條只規范“經營者”，而搭人家作品名稱便車者，多數并不是經營者，不受第五條管。又如，搭別人“商品樣式”的便車，雖然屬于經營者，卻又偏偏是上述第五條沒有列進去的。此外，諸如并無獨創性的整個作品（例如數據庫作品的一大部分）等等，許多可能被無權使用者做營利性使用的，也均是中國單行的知識產權法管不了，現行《反不正當競爭法》又不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