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聯合

根據《謝爾曼法案》第一條的規定，聯合是壟斷犯罪行為方面的核心要件，意指兩個以上經營者以過度限制貿易為行為目的或潛在危害結果的合意。兩個以上在法律上獨立的經濟實體構成反壟斷法禁止的聯合，必須證明客觀存在“某種形式的商議行為”，但控方無須證明壟斷行為主體之間是否完成聯合或者是否為聯合實施任何促進行為。協議是構成聯合的基礎性要素——聯合行為的非法性建筑于排斥競爭協議本身而非加速壟斷的其他因素或者現實結果。故控方對構成要件進行的違法性分析需要附加性地聚焦于聯合行為成功后的危害可能。合同文本并非聯合協議的絕對表現形式，只要經營者實際接受了以非法限制自由貿易為導向的聯合要約，正式且明示的意思表示業已形成。違法的實質內容落位于聯合行為指向的壟斷目的，經營者缺乏必要條件實現聯合的客觀不能并非否定聯合行為非法性的基礎。

(二)限制競爭

經營者的非法聯合行為必須達到“不合理地限制競爭”的標準。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1988年**電氣公司案的法院意見中指出：限制競爭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后果，其非法性源于伴隨著時代變遷的、具有不同表現形式的聯合協議;限制競爭也是一種特殊的動態過程，根據反壟斷知識體系與新時期環境而不斷演進。限制競爭的典型形式包括人為控制價格、限制產量、分割市場、聯合抵制、捆綁協議等影響市場自由規則的排斥性力量。對于司法部反壟斷局指控的壟斷犯罪行為是否符合限制競爭的結果要素，聯邦最高法院通過一系列判例發展出了三種有針對性的分析方法。各級聯邦法院根據被控對象的具體犯罪情形、細節以及反壟斷犯罪理論邏輯發展譜系選擇判斷限制競爭的分析方法。

聯邦最高法院在1940年**石油公司案創設了限制競爭“百分百”規則。聯邦法院基于若干有害協議推定經濟主體的聯合行為導致限制競爭與缺失補償措施。控方只須證明存在平行價格限定措施、市場分配計劃、聯合抵制以及捆綁銷售等非法聯合協議，無須舉證確實存在抑制市場競爭的現實影響。設置“百分百”判斷規則的目的在于避免就常規性壟斷協議的非法性進行過度調查，縮減查辦壟斷犯罪案件的時間與金錢成本。

合理性規則淵源于聯邦最高法院1979年百老匯音樂公司訴**比亞廣播公司案的法院意見。合理性判斷規則主要解決以下問題：

(1)加入聯合協議的經營者是否意圖限制競爭;

(2)是否有損于市場競爭機制的運行;

(3)比較聯合行為所產生的限制競爭因素與促進競爭因素，以此決定經濟主體之間訂立協議是否存在不合理性。聯邦法院根據聯合協議的整體語境考察壟斷行為的負面效果是否對于自由貿易產生了不合理的限制與威脅。合理性判斷規則的本質在于衡量經營者協議中促進競爭與壓制競爭的高低位階。如果前者的影響力大于后者，即不能認定經營者的聯合構成違法性壟斷協議。需要法院予以辨別分析的相關事實主要包括經營者所處的行業、聯合協議之前與之后的環境變化、限制競爭的性質及其現實或者可能的后果、聯合行為的目的等。合理性規則廣泛適用于對價格信息交換行為進行違法性考察的判例中。違法的價格信息交換與處于灰色地帶的商業行為存在一定的模糊區間。部分價格信息交換可能具有為企業節省定價成本的積極作用。因此，聯邦最高法院根據合理性規則在1978年**桑公司案中指出：價格信息交換行為只有在明示或

者默示地影響價格表征的情況下才具備了限制競爭的不合理性。

聯邦最高法院在1999年加州牙醫協會案整合了“百分百”規則與合理性規則，正式確認中級審查規則屬于判斷限制競爭的第三大標準。[如果聯合協議具有限制競爭的表面性證據附加促進競爭的可能性證據，便須納入中級審查規則進行壟斷效果判斷。控方提供表面性證據后，證明責任隨即轉移至被告人，由后者提出促進競爭的否定構成要素抗辯。被告人成功反駁限制競爭推定，法院則換用合理性規則進行第二次違法性判斷。可見，中級審查規則落位于“百分百”規則與合理性規則的中間地帶，旨在彌補“百分百”規則的隨意性與合理性規則的繁復性。

(三)影響州際貿易

控方必須證明涉嫌壟斷犯罪的行為對州際貿易產生影響。這不僅是聯邦政府對涉案壟斷犯罪行為具有管轄權的刑事程序法問題，而且是壟斷犯罪實體法上的構成要件問題。各級聯邦法院按照“身處于州際貿易”規則與“作用于州際貿易”規則檢驗壟斷行為與州際貿易的關系。

“身處于州際貿易”被有限度地運用于個別聯邦巡回上訴法院的司法實踐，尚未被聯邦最高法院確認。該規則要求聯邦政府證明涉案商業行為“直接介入州際貿易流程”。壟斷范圍要件必須同時滿足以下要素：(1)被告從事大量州際貿易;(2)交易的實質部分與州際貿易具有不可分離性。州際流動性貿易的行為主體僅局限于被告，消費者的州際流動并不符合“處于州際貿易”規則的要求。

“作用于州際貿易”的適用頻率較高，認定標準亦明顯低于“身處于州際貿易”。聯邦政府只需證明涉案壟斷行為對州際貿易存在“大體上的影響力”。聯邦最高法院在1980年新**良不動產公司案中界定了“作用于州際貿易”規則的實質內容與適用范圍。但下級法院在具體操作中產生了認識分歧。部分聯邦巡回上訴法院堅持寬泛解釋的立場——作用于州際貿易的行為可以是被告的整體性商業活動;部分聯邦上訴法院則傾向于進行嚴格解釋——只能考察特定的涉案行為是否對州際貿易施加影響力。聯邦最高法院在1991年**特醫療有限公司案]中發表了具有定分止爭作用的判例解釋。該案的法院意見認為：**特醫療有限公司的整體經營行為與特定的聯合協議均可作為影響州際貿易關聯性要素;經營者的整體商業活動與特定壟斷協議之間存在著天然的聯系，可以從前者間接判斷后者是否影響州際貿易。

(四)犯罪故意

故意是壟斷犯罪區別于壟斷違法的決定性構成要件。控方只能根據相關性證據證明行為人存在壟斷故意，而不能通過影響價格的系列因素進行側面推斷。在犯罪故意引導下的行為人對可能產生的壟斷后果具有明知，并對限制競爭及其違法性具有充分且合理的預期基礎。盡管聯邦最高法院明確排除對壟斷故意進行推斷的論證模式，但并未通過判例從正面闡釋判定壟斷故意的方法體系。大多數聯邦巡回上訴法院認可如下操作規則：

(1)聯邦政府在通常情況下必須證明行為人明知或者蓄意地加入聯合協議。

(2)在運用“百分百”規則判斷限制競爭的情況下，可以自動推導出行為人具有壟斷故意。上訴法院的相關判例均明確指出：符合“百分百”規則要求的限制競爭行為可以充分證明壟斷故意;重復分析明知或者蓄意等內容，無疑是開啟了“百分百”規則嚴格要求下級聯邦法院予以避免的對行為性質、行為意志的合理性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