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雙規”與刑事強制措施屬于不同性質的措施，前者是紀檢監察機關針對違紀違法人員采取的一種紀律或行政措施，后者是由司法機關針對涉嫌犯罪的人員采取的刑事強制措施。因此，不能簡單地將涉嫌犯罪的人員向紀檢監察機關的投案和如實供述等同于自首。要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的行為是否構成自首，不能拘泥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哪個機關投案或交代犯罪事實，關鍵要看這種投案和交代的行為是否符合自首的立法本意，并要與其進入司法程序和在司法機關的表現聯系起來。也就是說，這種行為是否反映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悔改之意，反映了其人身危險性的降低，以及節省了司法機關的資源，提高了司法效率。否則，對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或交代問題的行為一概不認定為自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會選擇不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或交代問題，而等進入司法程序后向司法機關交代，這就徒然浪費了國家的資源和降低了打擊犯罪的效率。因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的行為如果體現其悔改之意，能反映其人身危險性降低，能節省司法資源，并且其交代犯罪事實和自愿置于司法機關控制之下的行為一直延續到司法機關的偵查、審判階段，可以認定為自首。 但是，從司法實踐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交代的行為能否認定為自首，必須要區分不同的情形： 1、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并如實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在這種情形下，就投案的對象而言，紀檢監察機關是黨和國家的機關，向其投案根據有關司法解釋和司法實踐的做法，等同于向司法機關投案；其次，向紀檢監察機關如實交代自己的犯罪事實，一般而言，紀檢監察機關會將其本人和所涉嫌的犯罪事實移交有關司法機關，這種情形下，等同于向司法機關投案和供述，因為這符合自首制度中鼓勵犯罪分子悔改和提高司法效率的立法原意。因此，這種情形應當認定為自首，但前提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向司法機關供述時，沒有推翻其在紀檢監察機關的交代，并且沒有逃跑等行為，愿意置于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接受審判。 2、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雙規”期間，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了紀檢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這種情形下，一般而言，紀檢監察機關會將其本人和所交代的犯罪事實移交有關司法機關，這也反映了犯罪分子的人身危險性的降低和提高了司法效率，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向司法機關供述時，沒有推翻其在紀檢監察機關的交代，并且沒有逃跑等行為，愿意置于司法機關的控制之下，接受審判時，也應當認定為自首。 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動被“雙規”后，如實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紀檢監察機關已經掌握的問題。這種情形下，比較難以認定，因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被動歸案后，向司法機關如實供述司法機關已經掌握的犯罪事實，只能認定為坦白，而不能認定為自首。但是，在這種情形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畢竟沒有進入司法程序，“雙規”不能等同于刑事強制措施，紀檢監察機關掌握了其犯罪事實還不能等同于司法機關已經掌握了犯罪事實，而且其在紀檢監察機關的交代還不能稱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其還有推翻的可能。因此，從鼓勵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悔改和節省司法資源的角度，只要其在“雙規”期間不逃跑，接受移送司法機關處理并最終接受審判，可以視其為自動投案，其不推翻在紀檢監察機關的交代，可以視其為“如實供述”，應當認定其行為是自首。 4、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或被動被“雙規”并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或在被“雙規”期間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了紀檢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但在“雙規”期間或移送司法機關期間或在司法機關控制后逃跑的。這種情形下，反映其不愿真心接受處罰，人身危險仍然較大，而且也沒有節省司法資源，因而不宜認定其先前的行為是自首。當然，如果其逃跑后又能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或司法機關投案，并不推翻先前向紀檢監察機關的交代，其行為仍然符合“自動投案”和“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的要件，可以認定是自首。 5、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投案或被動被“雙規”并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或在“雙規”期間主動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了紀檢監察機關尚未掌握的犯罪事實，但在移交司法機關后，推翻其先前向紀檢監察機關交代的事實。這種情形下，因為其先前的交代不是向司法機關的供述，不能作為證據使用，徒然增加了司法的投入資源和反映其并不是真心悔改，因此，其先前交代的行為不能視為向司法機關“如實供述犯罪事實”，不能認定為自首。即使其后來向司法機關如實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實，恢復了在紀檢監察機關的交代，從提高司法效率的角度考慮，仍然不宜認定其行為是自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