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今社會上眾所周知未成年人是祖國的花朵，國家的棟梁，那么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在受到侵犯時，我國又有明確的法律規定來給予保護，那么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時候，雖然說是未成年人不受其他法律的限制但也有相關的法律進行約束和制約，那么在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時，未成年人行政拘留多么嚴重呢？接下來給大家進行詳細的介紹。

征求意見稿將行政拘留的執行年齡降低至十四周歲是值得商榷也是值得警惕的立法動向：

一：是破壞了與刑法責任年齡制度的銜接一致性。治安管理處罰法歷史淵源于1906年的《違警罪章程》，隨后歷經《違警律》(1908年)、民國北洋政府《違警罰法》(1915年)、民國南京政府舊《違警罰法》(1928年)、新《違警罰法》(1943年)的變遷。

從該部法律的立法演進來看，遵循了“去刑化”的發展路徑，逐步擺脫爭論并確立其性質為行政法規，這一定性為新中國于1957年制定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條例》所延續，但是這部法律與刑法的銜接關系始終是一個根基性的問題。治安管理處罰法與刑法的銜接關系不僅體現在分則對違警行為與犯罪行為的銜接上，也體現在總則等基本制度的銜接上。2005年新制定的治安管理處罰法完善了違法責任年齡的規定，建立了與刑法刑事責任年齡制度相銜接的違法責任年齡制度，規定了未滿十四周歲不承擔違法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相對負違法責任、已滿十六周歲承擔違法責任但未滿十八周歲的應當從輕或減輕違法責任。征求意見稿取消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拘留決定不執行規定，相當于取消了相對負違法責任年齡階段，將打破與刑事責任年齡的銜接匹配關系，在立法技術上是重大倒退，在法理上也缺乏基本的依據。

二：是違背我國對違法未成年人一直堅持的基本原則與方針。

早在1991年頒布的未成年人保護法，即規定了對違法犯罪的未成年人實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1999年頒布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2012年的刑事訴訟法以及中央有關文件中也一直強調和重申這一方針和原則。需要特別注意的是，就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罰的行為性質而言，并非具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而是尚不夠刑事處罰的違法行為(違警行為)，或者說屬于未成年人輕微罪錯行為。征求意見稿對于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年幼少年的輕微罪錯行為貿然降低年齡適用行政拘留，是對我國長期堅持且為立法所明確的“教育、感化、挽救方針”“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原則”公然違背，也與國外社會治安治理中“輕輕重重”刑事政策的成功經驗背道而馳。

三：是違背國際公約關于剝奪少年人身自由僅應作為萬不得已措施的要求。

我國加入的《聯合國兒童權利公約》第三條明確規定：“關于兒童的一切行動，不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法院、行政當局或立法機構執行，均應以兒童的最大利益為一種首要考慮”;第三十七條b款規定：“不得非法或任意剝奪任何兒童的自由。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規定并僅應作為最后手段，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北京規則》)更特別強調：“進步的犯罪學主張采用非監禁辦法代替監禁教改辦法。就其成果而言，監禁與非監禁之間，并無很大或根本沒有任何差別。任何監禁機構似乎不可避免地會對個人帶來許多消極影響;很明顯，這種影響不能通過教改努力予以抵消。少年的情況尤為如此，因為他們最易受到消極影響的侵襲。此外，由于少年正處于早期發育成長階段，不僅失去自由而且與正常的社會環境隔絕，這對他們所產生的影響無疑較成人更為嚴重。”“把少年投入監禁機關始終應是萬不得已的處理辦法，其期限應是盡可能最短的必要時間。”在2005年治安管理處罰法已經明確禁止對違反治安管理年幼少年執行行政拘留的情況下，貿然恢復對這一群體執行行政拘留顯然是對國際公約與規則的公然違背，也難免會對我國司法人權保障的形象帶來重大負面影響。

四： 是缺乏實證研究與數據的支持，屬于情緒化與草率性立法修訂。

迄今為止，除了媒體報道與關注的個案外，沒有任何嚴謹研究支持降低行政拘留執行年齡的必要性，相反司法統計數據反而表明自實行不對未滿十六周歲未成年人執行行政拘留制度后，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狀況呈現積極向好的趨勢，保持了十余年的持續下降態勢。我們也特別注意到，在征求意見稿提出修法建議之前，也沒有任何嚴謹的對于降低行政拘留執行年齡將大量低齡輕微罪錯未成年人投入拘留所可能帶來的成本、風險等必要的預判性研究。總之，在缺乏嚴謹實證研究與數據支撐的情況下，即如此草率地提出降低行政拘留執行年齡的重大立法變動方案，不能不說是一種迎合媒體裹挾的非理性社會情緒的草率性立法。

五： 是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方向背道而馳，并可能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的防治產生嚴重負面影響。

非監禁化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未成年人司法改革的主要走向和重大成果。犯罪學常識也一直強調避免過早將違法未成年人尤其是社會危害性尚較低的違反治安管理的違法未成年人投入監禁機構，因為這會帶來強烈的標簽效應和染缸效應，破壞青春期未成年人行為的自愈規律，制造更多和更嚴重的犯罪人。2005年治安管理處罰法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未成年人治安拘留不執行制度后，我國未成年人犯罪狀況總體顯著向好，未成年人犯罪嚴重化趨勢得到有效遏制，其在刑事犯罪中的比重從2005年的9.81%逐步降低到2016年的2.93%。盡管尚無嚴謹實證研究證明兩者之間的關聯性，但是盡量避免將輕微罪錯未成年人投入監禁機構、避免短期羈押，是國際社會公認的預防未成年人犯罪的成功經驗。征求意見稿反其道而行之，擬將大量低齡輕微違法未成年人投入拘留所，可能面臨的風險重大，必須極為慎重。

治安管理處罰法處罰的是擾亂公共秩序，妨害公共安全，侵犯人身權利、財產權利，妨害社會管理，具有社會危害性，尚不夠刑事處罰的行為，并具有銜接刑法分則第二、四、五、六章犯罪的特點。就未成年人而言，由于年齡與身份原因，無法或者罕見實施刑法分則第一、三、七、八、九、十章的犯罪行為。也就是說，未成年人實施具有社會危害性行為最相關的法律，除了刑法之外即治安管理處罰法。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治安管理處罰法涉及未成年人條款的修訂，是關涉我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治理的重大問題，也涉及我國未成年人違法犯罪治理的基本政策走向，不可不慎重。

這就是有關于14歲未成年行政拘留的相關介紹和法律條文，所以未成年人雖然不受法律的制約，但是我國在制定和更改關于未成年人行政拘留法律上也明確的指出來有關于對未成年人違法犯罪進行行政拘留的有關條例和規定，所以提醒未成年人引以為戒做到不去觸碰導火線，做祖國的棟梁而不是社會的敗類共同構建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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