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２年，胡某因詐騙被判刑１２年，于某市某監獄服刑。次年，胡某因在監獄參加勞動致傷，右腳三趾頭被切除，經監獄組織專家鑒定為七級傷殘。２００３年，胡某刑滿釋放時，監獄對其補償近３０００元。胡某對監獄補償決定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胡某認為，監獄對其補償過低，要求法院判決監獄提高補償待遇，特別是要嚴格按照監獄法規定，參照國家勞動保險相關規定進行補償。

在筆者了解的范圍，此類案件尚無先例，其中有諸多法律問題值得探討：

一、本案是否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

有人認為，監獄系刑罰的執行機關，其行為系刑事訴訟法明確授權的行為，故依法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

筆者認為此理由不成立。首先，刑事訴訟法明確授權監獄執行刑罰，但并未授權監獄強迫罪犯參加勞動改造，罪犯參加勞動改造的法定義務系監獄法第六十九條設定（該條內容為：“有勞動能力的罪犯，必須參加勞動。”）；其次，本案的爭議對象非監獄執行刑罰的行為，而是罪犯依監獄法規定參加勞動時致傷，由監獄依監獄法第七十三條規定予以補償的行為（該條內容為：“罪犯在勞動中致傷、致殘或者死亡的，由監獄參照國家勞動保險的有關規定處理。”），而監獄依法進行補償的行為屬行政行為，且未排除在行政訴訟受案范圍之外。

也有人這樣認為，依監獄法第七十三條中“參照國家勞動保險”文義理解，工傷犯人尋求監獄補償時，其與監獄之間的關系已經從舊有的管理與服從的行政法關系轉換為平等主體間的勞動權利義務的救濟關系，故本案起訴人應尋求民事救濟途徑，而非行政訴訟救濟。

筆者認為上述觀點也不成立。首先，犯人參加勞動系其法定義務，其與監獄之間不存在平等、自愿、協商的可能，監獄依法強制其參加勞動是典型的公權力行為，對該公權力行為產生的致傷后果進行補償的法律關系不宜與基礎法律關系割裂；其次，本案爭議行為是監獄依監獄法第七十三條規定進行補償的職權行為，應屬行政權力的行使，從立法本意上考量，也排除了勞動爭議救濟途徑；再次，從司法的人權保障角度也不宜將起訴人推至勞動爭議途徑解決糾紛，勞動爭議案件需要工傷鑒定、勞動仲裁、民事訴訟等程序，而起訴人服刑期間不可能提起工傷鑒定，勞動主管部門依現行法律規定也無受理工傷鑒定之職權依據。故從保護服刑犯人依監獄法規定享有的尋求補償權益規定本意出發，宜由法院通過行政訴訟途徑受理，這與當前司法過程中提倡人權保障的先進法治理念吻合，也有行政法學有關特別權力關系領域受法律保留原則限制的理論支持。

二、本案受理后如何判決

監獄對工傷犯人進行補償依監獄法第七十三條規定應“參照國家勞動保險的有關規定”，同時，司法部在其（２００１）０１３號文“司法部關于印發《罪犯工傷補償辦法》通知（試行）”第十三條第二項也規定“因工傷致殘……本人勞動酬金加基本生活費進行補償”。該案中，在適用國家勞動保險規定與司法部文件規定上也有較大爭議。

一種觀點認為，法律對工傷犯人的補償規定系對其重大社會勞動能力缺損的彌補，應依社會上的職工平均工資為基數進行補償。犯人雖然曾經因被判處刑罰失去人身自由并依法接受勞動改造，但其生命健康權仍依法受到保護，故其勞動能力因承擔法定義務而缺失后應享受社會普通公民同等待遇，這是監獄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的立法本意。同時，服刑犯人釋放后，在當前社會中仍處于弱勢群體，故應嚴格遵從監獄法規定參照國家勞動保險規定特別是勞動主管部門的規定予以保護。